文｜杨庆华

电影《家》拍摄前后

文｜杨庆华

巴金(下排中)与电影《家》剧组创作人员合影（后排右为陈西禾）

1931年4月，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开始在上海《时报》上连载，193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更名为《家》，是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小说的问世奠定了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家》已先后四次被内地和香港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其中，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拍摄的同名影片《家》较为国内观众所熟悉，影响较大。

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陈西禾原是巴金的朋友，他耗时一年半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电影剧本。巴金看了剧本的初稿和第四稿，并参加了剧本的讨论会。从之后巴金的一些反应来看，他对陈西禾的这次改编并非十分满意。巴金原是期望影片能选取小说中的一个部分作为再创造的主体，而舍弃其余部分，使它成为一个自具中心、自有特点的新作品；或者对小说进行较全面的改编，拍成上下两集。但遗憾的是，巴金的这个意见，在影片开拍前，并没有向片方正式提出。

1956年7月9日，影片《家》开机拍摄。阵容堪称豪华：导演陈西禾、叶明，摄影许琦，孙道临饰演高觉新，张瑞芳饰演瑞珏，张辉饰演高觉慧，魏鹤龄饰演高老太爷，王丹凤饰演鸣凤，黄宗英饰演钱梅芬。

同年8月中旬，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仿照小说《家》中所描写的高家的内院，建造起一座成都风味的旧式庭院。摄制组连续拍摄了高老太爷做寿、高觉新结婚等几场戏。在拍摄觉新和瑞珏结婚那场戏的当天，巴金亲自到摄影棚，和主演孙道临及导演陈西禾畅谈。巴金说：“如果给观众们这样一个印象，觉得高觉新只是一摊槁木死灰，这种苍白无力的人只配遭受命运的这样残酷的惩罚，一切过错都只是由于他性格上的懦弱，那么就不能使人从同情他、关心他的命运，而进一步地去追问造成这种性格、这种命运的社会原因，不能使人通过他的屈辱的行为来看出旧制度对一个青年的心灵的戕害，不能使人对摧毁人幸福的旧制度产生痛恨。那样，也就当然会削弱了作品的积极意义。”

对拍摄《家》，孙道临刚开始有些抵触心理。之前，他完成了《渡江侦察记》《南岛风云》等几部战争片，颇以饰演革命军人为荣，很想在部队人物的创造上多下功夫。但读了《家》的剧本，孙道临大为赞叹：“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浓缩成这样不到五万字的剧本，能够这样的凝练、传神、有戏。”陈西禾的剧本打动了孙道临，促使他接拍了《家》。

孙道临在摄制组有个外号，叫“孙大雨”。因为他饰演的觉新经常悲伤流泪，有许多哭戏。其中一场戏，在高老太爷的灵堂中，陈姨太逼着觉新把瑞珏送到城外生产，孙道临把觉新演成了一个“哭包”：

觉慧：“大哥！这些年你还没受够吗？”

觉新心如刀绞，不由得迸出热泪，手捶着头。

觉新：“我该死，我该死……”转身，倒坐在椅子上。

觉新：“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痛哭起来。

瑞珏向他走过来。

觉慧（上前一步）：“大哥！你……”

瑞珏（竭力忍耐着）：“三弟，算了吧！”（十分温婉地安慰着觉新）“别难过呀，明轩，我早就愿意搬出去，我在哪儿都一样过的！”

觉新（一把抓住她的手）：“瑞珏！”哭得更伤心了。

瑞珏也流下了眼泪。

导演陈西禾对这场戏的处理，让巴金不满。巴金认为：“作为瑞珏的丈夫，他应当有所表示，不能把责任推给妻子，自己只说一句‘这日子活不下去了’，就伏在桌上痛哭。这好像在耍赖，又像是故意哭给瑞珏看，否则他对瑞珏实在无法交待。事实上觉新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站起来表示‘办不到’，但觉新并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要么忍住眼泪一口答应：‘没有问题，一切照办。’马上找好房子搬出去。觉新就是这样的人，他爱面子，他做事情要做得‘漂亮’，他不肯输一口气。为了这个他宁愿让自己、让自己所爱的人受苦吃亏。他的眼泪不会少，但都是吞在肚里去了。他常常在人前露笑脸，只有关上房门他才会伤心地哭一两个钟头。”

《家》的样片送北京审查时，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看到觉新一共哭了八次，便对陈西禾说：“像这样哭哭啼啼、愁眉苦脸，怎么活得下去。”根据陈荒煤的意见，修改后的影片中，觉新哭的次数减少了。但巴金还是认为“觉新哭得太多，哭得让人生气……在不应当哭的时候仍然大哭”。

影片拍摄期间，巴金几次到摄影棚，看拍戏，看样片，具体地提出修改意见。在觉新与瑞珏的关系处理上，巴金与陈西禾持不同的看法。有一场戏，瑞珏过生日，觉新喝得醉醺醺回到家，作出痛苦的样子：

觉新：“瑞珏，今天是你的生日。”

瑞珏：“你记得？”

觉新：“记得。没回来陪你吃饭，你不怪我？”

瑞珏：“不，我知道你外边忙。”

觉新有些内疚地走开了。

瑞珏也跟了过来。

瑞珏：“这没什么，等明年过生日再说吧！”

……

瑞珏：“怎么，你喝酒了？”

觉新无法掩饰，低下了头。

瑞珏忙转身走开，稍迟，一杯倒好的热茶放在觉新面前的桌上。

觉新抬头一看，感到一阵难过，拉过瑞珏的手。

觉新：“瑞珏，你待我真好，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啊！”难过地扭过头去。

瑞珏（不解地）：“这是怎么回事啊？”

巴金对陈西禾说：“即使你把觉新同瑞珏婚后的幸福生活描写一番，影片的青年观众也不会回家去请父母用花轿给他抬一个陌生的新娘来。”巴金认为：“影片中觉新跟瑞珏在一起的时候，他从不肯对她露一下笑脸，这似乎不太近人情。”

陈西禾的改编本，把觉慧放在了比较重要的地位。觉慧的饰演者张辉，几次到巴金家里去请教。有一次，巴金和张辉谈到这个人物时说：“觉慧和觉新的不同点，就在于他较年轻、幼稚，受旧的影响不深，觉新的悲剧就在于他对旧的还存有幻想，没有勇气认识到这点甚至反抗；家庭对觉慧不像对觉新那么严，他从小和下人们生活在一起，这样就使他从小就受到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的影响。因此，当他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不平和长辈们的一些卑鄙的行为时，就有很多愤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他也和他的兄妹们一样，过着少爷小姐的优越生活。他虽然和他爷爷思想上是敌对的，但爷爷到底还是爷爷，特别是经济上他还不能独立，这些都不得不对他起着牵制作用。如果脱离了这些，就不真实了。”巴金的指导，让张辉对觉慧这一角色有了更好的把握。影片完成后，巴金对张辉塑造的“那个纯洁而充满朝气的形象”表示认可，但同时提出：影片对觉慧作了“简化”的处理，“我们只看见他的勇敢、天真和热情，只看见他那坚强而单纯的信仰，却看不见他的内心的斗争，他的变化和成长”。

巴金对影片《家》的意见几乎是全方位的，包括影片的时代气氛、布景、服装、道具、摄影等。关于服装，巴金几次提醒陈西禾：“让女演员们打扮得漂亮点吧。我认为这才合乎当时的真实生活。倘使裁缝同志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办法，化妆师同志也不能把女人的头发梳得好看一点，还可以请摄影师同志多多帮忙，摄影师能够‘美化人物的面貌’。”但陈西禾坚持己见。很多场景发生在冬天，陈西禾让女演员穿上那个年代的薄棉袄演戏。苗条的身材看不见了，演员却找到了角色的感觉。

影片《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根据“五四”以来的文学名著改编的故事片。在拍摄过程中，陈西禾不断地听到方方面面的意见，剧本也是边拍边改。但他和叶明两位导演始终坚持影片的改编思路，对原小说的主要人物、主要情节大都予以保留。同时，在不削弱觉新戏份的同时，把觉慧放在了比较重要的地位，通过觉慧的形象使人们从那个可悲可怕的时代悲剧中看到希望。这里不妨抄录陈西禾和叶明在导演阐述中的一段话：“远处已经出现了朦胧的曙色，可是人还在忍受着漫漫长夜中积压下来的痛苦。如果这时还是午夜，人们一切可以率由旧章、闭眼过活，可是这点点曙色却像是一个刺激、一股力量，照进这所阴森霉烂的古宅，使一向不成问题的都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人加倍地感到环境的窒塞，窒塞得使自己透不过气来。好像活着不是活着，而是在泥泞里打滚。站不起，飞不开，你想这样，而现实却逼着你那样。你想忍受，而现实却逼得你无可忍受。因此你觉得这样活着不对，甚至这样活不下去，于是你的生活失去了平衡，要求着一个调整……”影片的表演、摄影、美工都统一于导演的这一总体构思，追求现实主义与平实含蓄的美学风格。

1957年3月，影片《家》上映。当时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反应——“不过瘾”，认为影片好像缺少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一些戏处理得比较单调，不够丰富、曲折。巴金在《大众电影》1957年第20期上发表了长篇文章《谈影片的〈家〉——给观众们的一封回信》，对影片《家》公开表示不满，认为“影片只叙述了故事，却没有多少打动人的戏”，是一次“失败”的改编。巴金对影片《家》的不满意，加上巴金的作品在1958年受到批判，使得上海电影制片厂没能再将《激流三部曲》的《春》《秋》接着拍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78年，影片《家》复映，却产生了与1957年初映时截然不同的反响。电影院门前排起长队，场场爆满，一片赞赏之声。当时张瑞芳和孙道临恰巧在北京出差，他们听说电视台也要放映《家》，于是相约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莽一萍家去看这部老片子。张瑞芳回忆道：“面对电视屏幕，我们静静地看着，心中五味杂陈……奇怪的是，过去我们对《家》的影片并不那么满意，拍完后还觉得有许多遗憾的地方，怎么今天看到的每一个镜头会让我们这么心动……我侧过脸去看看道临，他也在不停地擦眼泪。我们这是怎么了……”多年以后，孙道临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写道：“当时，我觉得这部戏拍得太素淡，不够浓烈。但很奇怪，事过24年，当我在‘文革’以后重看这部影片时，却觉得它真实地、恰如其分地再现了20世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因而使剧中人的命运更加牵动人心。这部影片在‘文革’后重映，却赢得了比1956年初映时（注：根据中国电影编年纪事记载，影片《家》初映日期为1957年3月）更热烈的反应，这说明它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同时也说明两位导演所坚持的创作见解的价值。”

影片《家》在1957年初映时不被更多的人理解，“文革”一结束，复映时却被广泛赞赏和认同。其艺术命运的变化，我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不同历史时期审美观念的差异；二是经历了十年“文革”，人们对专制思想有着切肤之痛，对文艺有着强烈的精神渴求。

“文革”之后《家》的重映，是否在巴金心底也激起了涟漪呢？巴金是否改变了对影片《家》的看法呢？我没有找到答案。但经历了劫难的巴金，关于《家》，曾经讲了这样一段话：“像高家那样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国似乎已经绝迹，但封建社会的流毒还像污泥浊水积在我们的院内墙角，需要我们进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斗争，才能把它们扫除干净。有一个时期连我自己也误认为我的小说早已‘过时’，可是今天我还感觉到我和封建家庭的斩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太可怕了！我才明白我的小说并没有‘过时’。”

1983年6月29日，影片《家》的导演陈西禾病逝。7月5日，巴金写了一篇随笔，追忆他与陈西禾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春节大清早，他（注：指黄佐临）进来给我‘拜节’。同来的还有影片《家》的编导陈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轮椅上让人推进病房。他是二楼的老病人，身体差，谈得不多，但熟人见面，有说有笑。几个月过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楼去看过西禾两次：第一次他在睡觉；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连连说：‘非人生活。’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想起四十年代我们在霞飞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剧本《沉渊》的演出，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剧《这不过是春天》中有声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泪默默逃走了。多少话都吞在肚里，我多么希望他活下去。没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讣告。什么话都成了多余，他再也听不见了。”对于陈西禾的去世，巴金难掩沉痛之情，而“什么话都成了多余”的慨叹中是否也包含着巴金在电影《家》复映之后的看法呢？我们不得而知。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