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调整和转型时期，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两宋时期各级州县城市越来越多的突破了原有的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发展模式，经济、文化和社会功能在城市发展中愈加凸显；另一方面表现为工商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和发展。这些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以东南沿海地区尤以江南地区最具典型，而宋代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浩瀚的进出口货物通过这一地区吞吐进出，必然会对这一地区沿海市镇的兴衰、交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迁等各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江南地区青龙镇作为一个沿海港口市镇，它兴起与衰落都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

关键词：青龙镇；海外贸易；市舶司；水道疏通；商税

青龙镇是上海市青浦县东北境内的一座古镇，史籍中记载青龙镇“南通漕渠，下达松江，舟艎去来，实为冲要”[1]。据传青龙镇因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建青龙战舰而得名[2]，吴越时期钱镠据有华亭后因军事防守需要而设青龙镇，当时以武臣为镇将。北宋建立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钱椒纳土于宋，青龙镇归于宋朝的管辖之下，初由州郡兼领，至仁宗景佑年间始置文臣理镇事，这时青龙镇已成为较为著名的港口市镇，据《弘治上海志》卷二《镇市·坊巷》记载鼎盛时期的青龙镇“风樯浪泊，商贾云集，寰阓繁华，景色秀丽”，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时有“小杭州”的美誉，其市镇规模几可与县城相比，在宋代的诸多市镇的发展中较为瞩目。但作为一个沿海港口市镇，青龙镇的兴衰与海外贸易息息相关，南宋后期随着吴淞江日益阻塞和明州港地位的恢复，青龙镇的海外贸易优势条件逐渐丧失，青龙镇也逐渐衰落，至明末青龙镇制撤销，青龙镇最终不复存在。

1 海外贸易的兴盛与青龙镇的繁荣

“镇”最初是作为纯军事据点而存在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镇”的商业活动开始兴起，“镇”的形态也逐渐发生变化，由军事镇向商业镇转化。因此从表面上看这种市镇大多以农村集市和商业活动点的形式出现，进而发展为乡村工商业中心地，但是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其意义并不只限于商业领域，而是影响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诸多方面：就经济而言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将有力的推动其经济朝商品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就社会而言，市镇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其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的变化过程。

青龙镇的地理位置优越，“南通漕渠，下达松江，舟艎去来，实为冲要”，在吴越时期青龙镇为华亭县沿海的一个军镇，沿唐制以武臣理镇事，到北宋时期青龙镇的海上贸易进一步发展，成为“海舶辐辏”之地。青龙镇海外贸易的兴盛引起了宋政府的重视，宋政府根据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对青龙镇的市镇管理机构做了一系列调整，《云间志》卷上镇戍中记载：“青龙镇……国朝景佑中置文臣理镇事，以右职副之”，这标志着青龙镇的形态正在发生转变。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又在青龙镇所属的秀州华亭县设置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务，为设置在杭州的两浙市舶司属下的分支机构，并置专任监官到青龙镇管里贸易，青龙镇也改名为通惠镇以示通商互惠。后因青龙江浦堙塞，宋政府又罢去青龙镇专任监官，至宣和元年（1119年）政府疏通水道，海外商船得以停泊，于是又恢复了青龙镇专任监官。南宋初年青龙镇的海外贸易进一步繁荣，于是建炎四年（1130年）两浙路市舶刘无极建议为免通惠镇商贾“般剥之劳，往来通快，物货兴盛，即将华亭市舶务移就本镇置立，诏依”[3]，青龙镇市舶务成立。绍兴二年（1132年）更是将两浙路提举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以期更好地管理青龙镇的海外贸易。

宋政权建立之初致力于收回地方军权，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海外贸易发展的影响，青龙镇商业繁荣，经济发展较快，受到宋政府的重视，中央政府在为青龙镇选派监官时对其给予了高度重视，据《永乐大典》卷14622记载南宋后期《吏部条法》：监青龙镇税兼烟火公事被列入较高等的《尚书左选格》，规定“先注亲民资序人及次任京官”[4]，选派到青龙镇的监税官必须是曾经做过知县或者担任过监镇官或者是京官的官员。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青龙镇的发展，不仅使青龙镇的市镇管理机构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使青龙镇的市镇规模得以扩张、市区结构更加完整，与繁华城市无异。据《弘治上海志》卷二《镇市·坊巷》记载两宋时期的青龙镇市镇规模已十分可观，有大小坊巷三十六处，坊巷中有镇学、有酒坊，茶、盐、酒等务在镇上都设有税场，镇治堂宇以及市坊中坊巷、街衢、桥梁等的规模和布局已颇似县城。宋人迪功郎应熙在《青龙赋》中写道当时青龙镇的繁华场景：“粤有巨镇，其名青龙”“宝塔悬螭，亭台驾霓。台殿光如蓬府，园林宛若桃溪。俪梵宫于南北，丽琳宇于东西”“冠盖盛五陵”“龙舟极海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5]。尽管《青龙赋》中的用词可能有夸张之嫌，但不能否认的是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青龙镇在宋代已经是一个衢市繁华的东南巨镇。

海外贸易的繁荣本身就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极具特色的表现之一。宋政府积极鼓励发展海外贸易，青龙镇凭借自身优良的天然港湾迅速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熙宁年间，秀州（治嘉兴）辖区内有在城（秀州城内）、华亭、海盐、崇德、青龙、魏塘、金山、广陈、澉浦8个税场，熙宁十年一年秀州商税总额为65426贯934文，在城税场为27542贯640文，华亭县税场为10618贯671文，青龙税场为15879贯403文，其余六场均在万贯以下[6]，青龙镇税收在整个秀州地区占第二位，超过了华亭县镇，说明青龙镇是秀州地区商业最为繁荣的一个市镇。繁荣的海外贸易为青龙镇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兩宋时期的青龙镇“海舶百货交集”、“宝货当东南之物”，《北山小集》中也记载青龙镇“最为繁剧去处”，“无亦大县，不与寻常场务一同，切恐不可轻授”，[7]青龙镇因商业繁荣而受宋政府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此言未业，贫者之资也。”[8]，产业之间收入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劳动力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环境较为稳定，海上贸易利润丰厚往往远远超过一般的贸易活动，《敝帚稿略》描述海外贸易时说到“每是十贯之数可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易番货千贯之物”[9]。在海外贸易丰厚利润的诱惑下，青龙镇的居民大都被吸引到海外贸易及其相关行业中，从事海商这一职业的人数在两宋时期大量增加，市镇居民结构发生了变化，市镇居民中出现了许多海商，加之小商小贩和工匠佣人，形成了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云间志卷上.镇戍》中记载：“青龙镇去县五十四里，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陈林在《隆平寺经藏记》一文中也写道：“青龙镇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隆平寺灵鉴宝塔铭》中记载“自杭、苏、湖、常等州月日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二、三至，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10]。endprint

2 青龙镇海外贸易地位的下降与青龙镇的衰败

交通是海外贸易发展的基本条件，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海外贸易规模的大小、商业利润的高低，甚至港口的兴衰。青龙镇作为一个沿海港口市镇，它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就系于海上贸易，附近水道一旦变化，势必会对它的发展前途产生很大影响。青龙江泥沙淤积是吴淞江分叉河道发展的必然，尽管在景佑、宝元、庆历、嘉佑、绍圣、崇宁、大观、政和、宣和、绍兴、干道等年间都多次修浚吴淞江及其支流，但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吴淞江及其支流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湮塞的问题。以至于南宋后期吴淞江浦日渐淤塞、江流减弱，海舶无法直接上溯到青龙镇，这极大地制约了青龙镇海上贸易的发展，宋政府设置的专门管理青龙镇海外贸易的市舶机构也最终被撤销。伴随着青龙镇海上贸易地位下降，青龙镇逐渐衰败，至明末青龙镇制撤销，青龙镇最终不复存在。

但青龙镇的衰败并不是一蹴而就，期间经历过数次起伏。据史料记载政和三年（1113年）在青龙镇置专任监官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龙江浦堙塞，少有蕃商舶船前来”，遂罢专任监官，由华亭知县兼任监官事。宣和元年（1119年）两浙提举长平赵霖对白鹤汇进行了治理，又疏浚了青龙江，航道得以畅通，“蕃商舶船辐辏往泊，海外贸易事务繁忙”，又恢复了专任监官。[11]但不到半世纪青龙江航道淤塞的情况又开始出现，其通航能力显着下降，海外贸易也因此逐渐衰落，在南宋干道二年（1166年）华亭县的两浙市舶司被撤销，华亭、青龙两个市舶务合一驻于华亭。干道八年（1172年）政府在唐代所建捍海塘之外，新建了一道海塘，使海岸线继续东移，青龙镇与海口的距离日远，更加不利于青龙镇海舶往来，至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位于秀州的市舶务亦被废除，海外来舶船只能到明州港贸易，青龙镇再无外商海舶来贸易，咸淳年间（1265—1274）中在上海镇置市舶分司，吴淞江上的贸易港从青龙镇转移到了上海镇，青龙镇的地位被上海所取代。

事实上早在上海镇之前，青龙镇的海上贸易地位就有被取代之势。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六年（1136年）昆山知县上言“商贾舟船多是稍入吴松江，取江湾浦入秀州青龙镇。其江湾正系商贾经由冲要之地，其间有不到青龙地头收税，便于江湾浦路出卖客旅，得以偷瞒商税，不无走失课利，乞于江湾浦口置场，量收过税”，开禧二年（1206年）又有臣僚上言：“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每月南货关税动以万计。”[12]江湾镇和黄姚镇的兴起也从侧面印证了青龙镇的衰落。

3 海外贸易的繁荣与社会风俗

海外贸易的繁荣带动了青龙镇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使青龙镇居民的社会风俗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奢侈之风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青龙镇内“海商辐辏”，“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云集，奢侈之风日盛。《（崇祯）嘉兴县志》中就记载“秀州青龙镇盛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作庖馔，恣啖为乐。”[13]除了饮食之外，这些富商大贾在服饰、房屋装饰、红白喜事的操办等各方面都极尽奢华。但是这种崇尚享乐，贪求享受之风在主要在青龙镇内的有产之家盛行，普通百姓仍为生存而日夜操劳。

2、崇佛之风

青龙镇居民多以海为生，为祈平安而事佛风气盛行，到两宋时期崇佛之风尤盛。《隆平寺经藏记》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到“事佛尤盛。方其行者，蹈风涛万里之虞，怵生死一时之命，居者岁时祈禳，吉凶荐卫，非佛无以自恃也。故其重楹复殿，观雉相望，鼓钟、梵呗，声不绝顷”[14]。《两宋名贤小集·西麓诗稿》中也载南宋陈允平的《青龍渡头》：“天阔雁飞飞，淞江鲈正肥。柳风欺客帽，松露湿僧衣。塔影随潮没，钟声隔岸微。”[15]这首诗在描述青龙镇山水风光之余也反映了当地事佛风气之盛。

3、从商之风

海外贸易利润丰厚，时人皆舍本逐末，趋利经商，从商之风盛行，对于这种情况有人感叹“今人无复良心，惟知有利尔”[16]，包恢在《敝帚稿略》中也说到“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17]。青龙镇更是如此，《姑溪居士集》卷十九中就记载：“青龙之大姓陈晊，故司农卿倩之子，有官不出仕，凭所持，畜凶悍辈为厮仆，结连上下，广放私钱，以取厚息，苟失期会，则追呼执系，峻于官府”[18]，“有官不出仕”而专门“放私钱”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多见，但也足以说明青龙镇经商风气之盛。

4、崇学之风

宋人迪功郎应熙在《青龙赋》中写到青龙镇“阙里观书，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称赞青龙镇“惟此人杰而地灵，诚非他方之可及”。《（正德）松江府志》卷十三记载：“青龙镇学在镇东。北宋监镇赵彦敔建，里人任陈二大姓尝葺饰之，中有聚星堂、勑书楼”，时人称“百里之间弦歌相闻，风淳俗美”[19]。《兵部侍郎杜孝严记略》中记载：赵彦敔监青龙镇，“至之日求谒先圣，吏白无其，君心病之。遂与其为士者谋师友讲习之地，以请于郡且捐俸钱三十万”，在修建镇学时也获得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为费三千缗，皆一镇之士共成之”，青龙镇大姓陈氏“任其三之一，又舍田租六百斛以为丁、公养之用”[20]。从当地居民对修建镇学的重视以及在修建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不难看出宋代青龙镇崇尚文教之风盛行。

4 结语

总之，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对青龙镇的繁荣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对整个东南沿海区域的开发都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影响仍然十分有限，首先是受到海外贸易影响的地区有限，受影响地区的分布呈点状，主要集中于大的港口周围地区；其次海外贸易的发展虽然受到政府的积极鼓励，并采取、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海外贸易政策和措施，但政策制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以期最大限度的从贸易中谋取利益。也就是说两宋时期海外贸易时刻处于超经济力量的干预之下，加之其发展存在的固有缺陷，海外贸易作用的发挥也必然会受到限制。

参考文献

[1]宋杨潜等：《云间志》卷下，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

[2]宋 朱长文《（元丰）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宋元方志丛刊》本。

[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

[4]转引自王曾瑜.《宋代的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5]清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二《镇市》，清嘉庆松江府学刻本。

[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

[7]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三十六，四部从刊续编景宋写本。

[8]转引自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9]宋包恢：《敝帚稿略》卷一，民国宋人集本。

[10]宋杨潜等：《（绍熙）云间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

[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

[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

[13]明罗炌：《（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七，明崇祯十年刻本。

[14]宋杨潜等：《（绍熙）云间志）》卷下记，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

[15]宋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三百十五西麓诗稿，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李元纲《厚德录》，转引自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宋包恢：《敝帚稿略》卷一，民国宋人集本。

[18]宋李之仪：《姑溪居士集》文集卷十九行状，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明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十三、二十三，明正德七年刊本。

[20]明唐锦：《（弘治）上海志》卷五建设志，明弘治刻本。

作者简介

张艳（1993-），女，汉族，山西忻州，大学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