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畅　包姗娜　朱兆标　黎润恒

[提 要]根据调研数据，对少数民族预科生择地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适用于少数民族预科生择地就业的重力模型。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少数民族预科生；重力模型；就业地选择；预科政策

[作者简介]梅 畅（1996—），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学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社会学；包姗娜（1995—），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研究方向为管理学；朱兆标（1996—），男，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系学生，研究方向为管理学，经济学；黎润恒（1996—），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学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社会工作。（广东广州 510642）

[基金项目]广东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管理学课题“少数民族预科大学毕业生择地就业问题研究”（201610564389）

我们就少数民族预科生择地就业影响因素已展开专项调查研究，通过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总结了少数民族预科生对待就业地选择的现实情况、存在问题及规律。并撰写《少数民族预科生择地就业影响因素初探》一文[1]，提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影响原因：第一，原生背景对少数民族预科生就业地选择的影响。第二，民族的地理区位差异对少数民族预科生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第三，就业地区激励因素与保健因素对少数民族预科生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

现我们根据调研数据，对少数民族预科生择地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并在此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提出适用于少数民族预科生择地就业的重力模型。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优化策略。

一、数据分析

1.原生背景对少数民族预科生就业地选择的影响情况分析

若以接受预科教育为界，预科人生历程基本可划分为受教育前、受教育中、受教育后，其中受教育后阶段体现着教育产出，择地就业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结合本次的研究目的，我们以接受预科教育这一经历为界，将预科生的背景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预科生个人及家庭的自然、经济或文化背景，此类背景产生于预科生受教育前、对预科生就学、择地就业产生一定影响，因而将其称之为“原生”背景，包括性别、宗教信仰、父母教育程度、是否独生、是否贫困生等；一类是指预科生接受预科教育时所产生的相关背景，如是否用少数民族语言参加高考、所就读的预科院校和年级等，因此类背景为后发而成，故将其称之为“后发”背景。根据研究结果，发现“后发”背景对预科生择地就业影响较小，下面主要讨论 “原生”背景的影响。

原生背景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家庭情况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为父母的受教育情况以及家庭经济情况。数据显示，在少数民族预科生整体上更倾向于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中西部大中城市的背景下，父母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或者中专以上的预科生更倾向于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作为就业地点，占选择该群体总人数的79.15%；而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初中或者以下的，预科生则更倾向于在中西部大中城市就业，占选择该群体总人数的43.48%。结果显示，因父母教育程度因素的影响，预科生择地就业的情况有地域性的差异（见图1）。

另一方面，家庭经济也会对预科生的择地就业造成影响。调查结果显示，预科生中的贫困生更倾向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地区就业，占贫困生的52.13%，选择东部沿海大城市的次之。而非贫困生则更倾向于选择中西部的大中城市，占非贫困生的43.25%。可以推测，家庭经济相对较困难的贫困生更倾向离家乡较远的经济发达地区工作，而家庭经济较好的非贫困生则更偏向于选择距离家乡较近的中西部大城市就业。

预科生的性别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男性预科生对就业地的选择更为分散，其对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东部沿海大城市、东部沿海小城镇和农村以及中西部大中城市都有选择，所占比例分别为31.9%、21.3%、17.9%和26.8%，数据比较平均。而女性预科生则相对集中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和中西部大中城市，两者占了总人数近80%。

2.民族的地理区位差异对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情况分析

少数民族的地理区位差异，会对预科生选择就业地产生影响。我们通过收集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所属民族、出生地以及现居地等数据资料，按照我国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把调查对象划分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东部和东南地区少数民族以及中部地区少数民族。调查发现，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预科生，更倾向于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作为就业地，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预科生则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中西部大城市。相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预科生则倾向于选择中西部大中城市，而中部地区的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分布比较平均，在各个选择里都有一定的数量。

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地理区位差异对预科生就业地选择的影响。相对偏内陆、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预科生，优先考虑选择机会更多、经济更发达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其次是距离比较接近居住地，而且经济水平也相对发达的中西部大城市。相对，东北地区的预科生除了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之外，则很少选择距离其居住地较远的中西部大中城市，这部分人更倾向东部沿海的城市。另一方面，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预科生，情况却很特别，这部分预科生选择中西部大中城市的比例比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比例更高。从地理区域距离来看，西南地区更靠近中西部大中城市，而距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对更远，地理距离成为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处于全国偏中心地带的中部地区少数民族预科生的选择就比较分散，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大城市都有一定比例，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地理位置四通八达，距离各个地方都相对靠近（见图2）。

3.就业地区选择的激励因素与保健因素分析

赫茨伯格在其双因素理论中将激励区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前者主要指能够预防性地促使人们消除不满意、保持工作积极性、维持工作现状的因素，主要为外部因素，后者则主要指能直接、较大、持久地保持人们工作积极性、带来工作满意的因素，主要为内部因素。该理论最受争议之处主要在于其对“激励”与“保健”因素的严格划分上，不少学者认为双因素应是可相互转化的[2]。我们认为，不应囿于赫茨伯格对内外因素与双因素的耦合联系上，因为不同的研究背景（如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研究对象的社会阶层、职业差异等）往往具有不同的研究参数从而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肖文壁等通过系统阐述理论的东西方应用差异也明确提出应结合特殊的国情和民情[3]，一味照搬对双因素的内容性归纳必然导致局限，因此我们应在把握其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具体地、历史地探究适用于研究背景的双因素。双因素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将满意与不满意由传统二元对立式认知中解放出来，即不满意的对立面应是“没有不滿意”、满意的对立面应是“没有满意”，“保健”与“激励”因素则分别是实现两种跨越的生发桥梁，这为激励认知的层次性深化以及激励管理的精细化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这一精神内核的理解，我们可以将本次调查所展现的某些激励因子进行双因素归纳。

在23题被问及“假设您的未来就业地区中，以下所有条件均满足。现要求舍弃五个条件，请选择五个舍弃条件，并对五个条件进行排序”中，预科生们的舍弃度自高向低前五分别为语言、信仰、政府效率、工作政策倾斜度、衣食住行习惯（且远高于其他选项）（见图3）。

“舍弃性”本身意味着弱性意愿，相较于其他要素，上述五种意愿在激励梯度中处于末位梯度，而结合第24题的结果（后文述之），这五类要素又有着一定的激励效应。一方面这些因素的激励有利于改善预科生心理认知生态，另一方面激励又难以导致强烈的工作意愿即实现“满意”，在舍弃梯度中处于优先序列，这五种因素与“保健因素”生成“无不满意”而无法直接带来“满意”的要素特征形成了契合，因而，我们将此五种因素归纳至“保健因素”。而24题在被问及“假设您的未来就业地区中，以下所有条件只能五个条件满足，请选择最想获得的五个条件，并排序”时，预科生们的获得意愿自强到弱前五分别为物价水平（房价）、社保完善度、就业率、工作政策倾斜、基础设施（且远高于其他选项）（见图4）。

“获得次序”最直接显示了正向激励的次序，而“只能满足五个”更是通过排他性的话语限定强化了这一次序连接，从另一角度看，这一问题逻辑与赫茨伯格本人调查时所问“什么原因使你愿意干你的工作？”亦存在相通。综上所述，“获得条件”次序筛选结果能较好对应“满意”性激励的激励次序，上述五要素对于预科生由“无满意”转换为“满意”起着优先作用，构成了影响预科生择地就业的最关键因素，因而，我们将上述五项因素归纳为“激励”因素之中。

需要指出，与赫茨伯格研究结论相异的是，对预科生起“保健”作用的语言、信仰、政府效率、工作政策倾斜度、衣食住行习惯等五项因素既包含内部因素亦包含外部因素、且更趋向于内部因素，而起“激励”作用的物价水平（房价）、社保完善度、就业率、工作政策倾斜、基础设施等五项因素则更趋向于外部因素，工作政策倾斜则为双因素的重叠区域，这也佐证了双因素理论“保健”、“激励”因素并非严格区别、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可见，现有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之下，外在物质等硬性激励要素对预科生择地就业而言具有更高的激励势能，效益直接回报期望逐步超越了预科生因异质身份带来的信仰差异、惯习摩擦等内外适应顾虑，文化差异带来的融合障碍存在着被理性经济选择所中和的趋势。

二、讨论及拓展：少数民族预科生择地就业的重力模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第一，在影响预科生择地就业的因素中，原生背景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预科生更倾向北上广的就业选择，较低者则倾向于中西部大城市就业；家庭经济状况较好者更倾向于距家乡较远的东部沿海或北上广等地区就业，相对较差者更倾向于中西部就业；男性预科生就业地选择呈现弥散性，女性则集中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与中西部大中城市。第二，距离因素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吸引力呈现出中和效应，一方面总体而言预科生更倾向于如北上广深、东部沿海、中西部大中城市等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发达的区域；另一方面就地理区位而言，就近效应仍然有所体现，预科生仍然存在选择距原居住地较近、交通相对方便的地区的倾向。第三，从预科生擇地就业的激励因素来看，文化因素更偏向于“保健”因素，经济、社会因素则更偏向于“激励”因素，文化差异带来的融合障碍存在为理性经济选择所中和的趋势。

在上述认识中，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大吸引因素分别为物价水平（房价）、社保完善度、就业率、工作政策倾斜、基础设施，距离亦在其就业地选择中起到了阻抗作用。通过这一结果，我们或可突破传统用于人口迁移研究的推拉理论而引入重力模型对预科生就业地选择机制进行归纳探究。

重力模型理论由齐波夫和斯图尔特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在空间作用研究领域有着较广泛的引用，其基本公式为：

Tij=K.Pi.Pj/Dij （1）

其中，k为系数，Tij为j地对i地的吸引力，Pi、Pj分别为i地和j地的人口数，Dij为i地到j地的距离。全式的含义在于，由于i地人口量作为人口基量而为迁移提供了主体支撑，而j地的人口规模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地的区域发展度，即该地由于发展特征而足以承载该数量的人口，正是其发展优势发生出了对i地的迁移吸引力，故i地迁往j地的人口量（即i地对j地的吸引力）与i与j地的人口数成正比；由于距离往往意味着迁移成本（如路途费用、时间成本、物品损耗等），故成为迁移的交通抗阻，最终与吸引力成反比；K系数则对模型起调节作用。

随着学术界对该模型的改进，P不再一定代表地区的人口数，更多是作为区域“自身具有的影响空间相互作用强弱的节点属性”即区域“质量”而出现，区域质量由该地诸多社会要素组成，综合反映该地的区域吸引。D亦不一定代表区域间的自然地理距离，如有学者根据研究需要令其代表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空间距离[4]，当然，根据目的的不同，公式形式亦有所改变，有学者在十多年前根据当时研究状况已总结出三项常用模型。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就业率、物价水平、社会保障度、基础设施完善度与环境质量构成了择地就业的最大吸引因素，因而可将上述因素视为区域的质量构成，自然地理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与择地远近呈正向相关，故仍将其作为交通抗阻因素。在具体质量要素以如何形式对城市质量进行线性拟合上，金凤君则通过逆向重力模型和标准代数法总结出了如下公式：

P=f（o，t，e，…）=a+∑bi+∈[5]（2）

结合本次调查结果及前人研究成果，我们试提出如下适用于预科生就业地选择的特定重力模型：

Tij=K.Pi.Pj/Dij（3）

P=f（P，S，E，L，F）=a+∑bi+∈（4）

其中，Tij表示j地对i地的区域吸引力，pi与pj分别表示i地与j地的区域质量，Dij仍然表示i地与j地间地理距离。区域质量P主要由物价水平（P）、社保完善度（S）、就业率（E）、工作政策倾斜（L）、基础设施（F）等因素共同构成，f（P，S，E，L，F）代表五要素共同构成的线性函数，a+∑biXi+∈则为回归分析的基本形式。

基于此公式，在实际研究中，若已知某几个地区物价水平（P）、社保完善度（S）、就业率（E）、工作政策倾斜（L）、基础设施（F）指标，并由城际铁路O-D客流和距离数据计算出区域实际质量[6]，便可结合（4）式对方程进行联立求得相关系数，进而确定线性质量函数，再结合实际欲选择j地进行就业的预科生数量（T）便可求出调节参数k。

三、少数民族预科生择地就业的优化策略

1.重视预科生对民族地区发展建设的枢纽作用

相较于外来人口，预科生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纽带作用。

预科生在语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中一部分预科生不仅精通或掌握少数民族语言，还通过一年的预科学习提高了汉语和英语水平。民族地区的建设必然涉及到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个过程中掌握不同民族语言的预科生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预科生有较强的执行能力。根据问卷回收结果显示，参加填写问卷的同学中有接近八成的同学在上预科班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或加入学生组织，在与人交流、决策领导、执行落实等方面得到锻炼。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因为其人口成分的特殊性，涉及了诸多需要解决的敏感性问题，例如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的冲突问题。这就需要解决者有很强的决策、交流、执行等能力，这也是预科生所具备的。

预科生作为兼具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背景的高等教育人才，经过多年的社会互动，人际交往适应性和文化适应性较强。在民族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预科生能够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在少数民族和汉族互动过程中，能起到更好的调节作用。

因此具備上述能力和优势的预科生，回归民族地区就业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有着纽带作用，对于连接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促进民族融合将发挥重要作用。

2.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激励”因素的建设

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边缘、贫困地带，鼓励预科生返回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建设对于推动地区平衡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与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有着更浓厚的民族特性，预科生返乡就业更能发挥出其得天独厚的纽带作用、同时有着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远意义。因此，我们认为，现有政策在鼓励预科生“东南飞”式域外就业的同时，仍需在一定程度上重拾倡导其返乡建设的初衷。调查结果显示，促使少数民族预科生选择就业地的主要“激励”因素分别是物价水平（房价）、社保完善度、就业率、工作政策倾斜以及基础设施，主要的“保健”因素分别是语言、信仰、政府效率、工作政策倾斜度、衣食住行习惯。相较于“保健”因素，“激励”因素具有更直接的激励效应，因而，应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激励”因素建设，针对性地激励预科生返乡就业。具体来讲，应着重对物价水平（房价）、社保完善度、就业率、工作政策倾斜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如，加强返乡就业生活补贴（尤其住房补贴）、加强社保优惠、加强当地经济发展以增加就业吸引力、增加返乡就业政策优惠力度，完善基础设施等。

3.发挥中西部大中城市优势，吸引预科生就业

中西部大中型城市有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对预科生而言，一方面，“中西部”往往意味着距原居地的较近距离，从重力模型角度看，这也代表着较小的交通阻抗。甚至于气候、环境、生活习惯上，这些城市较东部地区而言也有着相对更高的亲和性，因而地域本身便有着地理上的吸引优势；另一方面，“大中型城市”往往意味着相对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从重力模型角度看，与地域吸引力成显著正比的五项“激励”因素的激励作用在此有着更高的充分发挥可能性，这也导致了此区域的巨大吸引力。就经济、社会发展度而论，虽然中西部地区为东部所超越，这也导致了预科生的第一选择往往为东部发达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重视中西部地区对预科生的吸引作用（实际上，结合上述讨论，中西部也可视为预科生就业激励的“中和”之地——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的中和），上述中西部地区固有的区位优势为预科生选择该地就业提供了可能性，为此，鼓励预科生择该地就业本身也有着合理性。第一，中西部更靠近民族聚居区，人口构成中多民族共存的比例更大，将预科生吸引于该地更能发挥预科生“双重文化结构”（原生于民族文化，又较系统接触了汉族文化）的纽带性优势，从而促进民族沟通、团结；第二，较之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吸引预科生于该地就业，有利于该地人力资源的多元化配置，从而使知识、劳动、人才、创造等资本更充分涌流，促进地域发展，缓和空间发展不平衡，而这些地区对民族区域的距离优势又往往意味着成果辐射优势，其发展的结果更容易由民族区域共享，这将最终有利于共同富裕。由此可见，重视中西部地区对预科生的吸引作用、加强相应政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具体来讲，结合重力模型，首先，应进一步强化其距离优势，加强中西部大中城市与民族聚居区的交通建设，减少交通阻抗；其次，加大预科生该地就业后的生活、住房补贴、社保优惠、就业培训政策倾斜力度，发挥“激励”因素激励优势，优化激励结构；再则，加强城市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为预科生择地就业提供便利。最终，化“孔雀东南飞”为“中部回流”，实现预科生就业方向的优化。

[参考文献]

[1]包姗娜，梅畅，黎润恒，朱兆标.少数民族预科生择地就业影响因素初探[J].老区建设，2017，（8）.

[2]吴高昌.双因素理论下团干部工作激励研究——以江西省为例[D].南昌：南昌大学，2015.

[3]肖文璧，庞玉芳.赫斯伯格双因素理论在中西方应用比较[J].人力资源管理，2014，（4）.

[4]米红，周伟，史文钊.人口迁移重力模型的修正及其应用[J].人口研究，2009，（4）.

[5]金凤君，刘鹤，许旭.基于逆向重力模型的城市质量测算及其影响因子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1，（4）.

[6]刘世峰，赵洪武.重力模型的机理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0，（1）.

[责任编辑：朱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