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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政治的病理学

2017-08-31苏露锋

华声 2017年14期
关键词:宦官干政君主

苏露锋

宦官,又称太监,因终日服侍君主和嫔妃、皇子,离權力核心最近,为他们干政专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宦官政治”。操纵君主,隔绝君臣,结党自固,是宦官在干政擅权过程中惯用的三种手段。

宦官权力的获得,并非由于功劳、门阀等因素,而是完全依赖于君主的宠信。因此,宦官往往使尽手段,力图将君主紧紧操纵在自己手中。

例如,宦官利用与君主朝夕相处的便利,想方设法博取君主的亲近感,极力增加君主对自己的信任感和依赖程度。西汉宦官石显因善于揣摩主子的心思,而被汉元帝信任,委之以政,事无大小,皆由石显决断。再如,宦官总是极力插手君主的废立,尽可能地拥立符合自己心愿的君主。他们或有意择立幼主,从而便于自己操纵;或设法清除羽翼已成的在位君主,以扫除干政专权的障碍;或积极拥戴投靠新主,希图通过策立之功,以确立自己的宠信地位。

唐代后期,君主多为宦官所拥立,其中自唐穆宗至唐昭宗共八帝,而为宦官所立者有七君。宦官杨复恭因迎立新君立功,以“定策国老”自翊,视天子为“门生”。

宦官操纵君主的方式,还包括怂恿君主耽于享乐,不理朝政;欺骗蒙蔽君主,使其成为傀儡玩偶;挟持架空君主,迫使君主就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隔绝君臣之间的联系,是宦官干政专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宦官一方面极力促使君主成为幽居深宫、脱离朝政的孤家寡人;另一方面,宦官又通过压制朝臣言论、阻截朝臣奏章等方式,极力堵塞朝臣政见上达“天听”。如此一来,宦官遂成为沟通君臣之间联系的唯一通道,就能够瞒上压下,左右其手,狐假虎威,趁机揽权。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作为一个政治性的集团,是在东汉时期正式形成的。宦官政治集团的出现,既是宦官势力急剧膨胀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宦官为了干政擅权而采取的一种结党自固的手段。为了谋取和维护共同的利益,宦官之间相互攀援,群辈相党,力图通过结党来增强同君主、外戚、士人官僚相抗衡的实力,并形成干政擅权的资本。如东汉灵帝时期的“十常侍”集团、明朝魏忠贤“阉党”等。在实际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为了扩充实力,宦官除了自身结党之外,有时还会或投靠后妃外戚,或笼络太子储君,或安插亲族养子,或勾结官僚权臣。

在人们印象中,东汉、唐、明三代的宦官之祸最为严重。殊不知,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宦官王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

南汉是割据南方的一个小型政权,人口只有一百万左右,但宦官就有近两万人。就宦官在社会总人口所占的比例而言,南汉开创了前朝后代所绝无仅有的特例,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南汉宦官数量如此惊人,是拜“奇葩国策”所赐。国王刘继兴非常信任宦官龚澄枢,国家大政由其把持。朝廷规定:凡群臣有才能的,或者读书的士子中了进士、状元,皆要先阉割了,然后才能进用。有些趋炎附势的人,居然把自己阉了,以求重用。于是南汉几乎成为“阉人之国”。

刘继兴重用宦官的理由是:百官们有家有室,要为妻儿老小打算,肯定不能对皇上尽忠,而宦官没有后代,可以信任重用。南汉亡国之后,面对宋太祖赵匡胤的责问,刘继兴辩解说:“臣(刘在赵面前自称为“臣”)年十六僭伪位,(龚)澄枢等皆先臣旧人,每事臣不得专,在国时臣是臣下,澄枢是国主。”这话反映了南汉末年君为臣下、宦官反为国主的政治现实。

刘继兴重用宦官的理由虽很荒谬,却间接道出了宦官之祸的深层病理——君王对国家权力的独占性和垄断性的专制制度。后宫制度是专制制度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宦官因为“武功”被废,不会影响君王独享后宫和皇室血统纯正,而被君王用于后宫。刘继兴却将宦官的“优势”发扬于前廷——不阉割者不得当官。他当时可能没料到,使南汉走上灭亡之路的,正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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