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露锋

宦官，又称太监，因终日服侍君主和嫔妃、皇子，离權力核心最近，为他们干政专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宦官政治”。操纵君主，隔绝君臣，结党自固，是宦官在干政擅权过程中惯用的三种手段。

宦官权力的获得，并非由于功劳、门阀等因素，而是完全依赖于君主的宠信。因此，宦官往往使尽手段，力图将君主紧紧操纵在自己手中。

例如，宦官利用与君主朝夕相处的便利，想方设法博取君主的亲近感，极力增加君主对自己的信任感和依赖程度。西汉宦官石显因善于揣摩主子的心思，而被汉元帝信任，委之以政，事无大小，皆由石显决断。再如，宦官总是极力插手君主的废立，尽可能地拥立符合自己心愿的君主。他们或有意择立幼主，从而便于自己操纵；或设法清除羽翼已成的在位君主，以扫除干政专权的障碍；或积极拥戴投靠新主，希图通过策立之功，以确立自己的宠信地位。

唐代后期，君主多为宦官所拥立，其中自唐穆宗至唐昭宗共八帝，而为宦官所立者有七君。宦官杨复恭因迎立新君立功，以“定策国老”自翊，视天子为“门生”。

宦官操纵君主的方式，还包括怂恿君主耽于享乐，不理朝政；欺骗蒙蔽君主，使其成为傀儡玩偶；挟持架空君主，迫使君主就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隔绝君臣之间的联系，是宦官干政专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宦官一方面极力促使君主成为幽居深宫、脱离朝政的孤家寡人；另一方面，宦官又通过压制朝臣言论、阻截朝臣奏章等方式，极力堵塞朝臣政见上达“天听”。如此一来，宦官遂成为沟通君臣之间联系的唯一通道，就能够瞒上压下，左右其手，狐假虎威，趁机揽权。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作为一个政治性的集团，是在东汉时期正式形成的。宦官政治集团的出现，既是宦官势力急剧膨胀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宦官为了干政擅权而采取的一种结党自固的手段。为了谋取和维护共同的利益，宦官之间相互攀援，群辈相党，力图通过结党来增强同君主、外戚、士人官僚相抗衡的实力，并形成干政擅权的资本。如东汉灵帝时期的“十常侍”集团、明朝魏忠贤“阉党”等。在实际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为了扩充实力，宦官除了自身结党之外，有时还会或投靠后妃外戚，或笼络太子储君，或安插亲族养子，或勾结官僚权臣。

在人们印象中，东汉、唐、明三代的宦官之祸最为严重。殊不知，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宦官王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

南汉是割据南方的一个小型政权，人口只有一百万左右，但宦官就有近两万人。就宦官在社会总人口所占的比例而言，南汉开创了前朝后代所绝无仅有的特例，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南汉宦官数量如此惊人，是拜“奇葩国策”所赐。国王刘继兴非常信任宦官龚澄枢，国家大政由其把持。朝廷规定：凡群臣有才能的，或者读书的士子中了进士、状元，皆要先阉割了，然后才能进用。有些趋炎附势的人，居然把自己阉了，以求重用。于是南汉几乎成为“阉人之国”。

刘继兴重用宦官的理由是：百官们有家有室，要为妻儿老小打算，肯定不能对皇上尽忠，而宦官没有后代，可以信任重用。南汉亡国之后，面对宋太祖赵匡胤的责问，刘继兴辩解说：“臣（刘在赵面前自称为“臣”）年十六僭伪位，（龚）澄枢等皆先臣旧人，每事臣不得专，在国时臣是臣下，澄枢是国主。”这话反映了南汉末年君为臣下、宦官反为国主的政治现实。

刘继兴重用宦官的理由虽很荒谬，却间接道出了宦官之祸的深层病理——君王对国家权力的独占性和垄断性的专制制度。后宫制度是专制制度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宦官因为“武功”被废，不会影响君王独享后宫和皇室血统纯正，而被君王用于后宫。刘继兴却将宦官的“优势”发扬于前廷——不阉割者不得当官。他当时可能没料到，使南汉走上灭亡之路的，正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