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紫

十多年前的某个夏夜，我们几个素未谋面的文友在小王家聚会。小王家楼顶有个小花园，凉风习习，大家聊着聊着，忽然有人发现女诗人阿廖下去上洗手间，久久没有回来，于是赶紧下楼去看看。只见阿廖独自一人坐在客厅沙发上，黑漆漆的也没开灯。

“刚才想起了一些不开心的往事，差一点就从窗口跳下去……”阿廖的一番话吓我们一跳，尤其小王半天才缓过神来，第二天就找人装了防盗网。

“以后不太熟的人不能往家里带，尤其网上那些文友，谁知道其中哪些人脑子有问题？”小王逢人便传授这一宝贵社交经验。

然而有些人并非小心就能避得开。同事小马的哥哥从小就有特别多的奇思妙想，我曾见过几面，有一回他和我大谈坦克后面拖钉耙的构想，认为军队如果推广此法，既能完成训练顺带还耕了地……许多年没见，后来听说他进了精神病院。再后来又听说他出院后在某卖场门口开小货车，帮顾客运家具。

“他的病断不了根，说不定哪天又犯了，会打人。我们劝他多少回了，在家静养，他闲不住非要去拉货……”小马对我说。一个随时可能发病的武疯子跑运输，顾客和行人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中奖”，在我再三劝说下，小马一家人最后终于剥夺了他哥开车的权利。

相比外面的“不定时炸弹”，家里有人“情绪”不稳定更为糟糕。我二哥多年前就查出有点躁郁症，但他拒不承认诊断结果，不吃药不治疗。今年情况似乎更严重了，同一件事从他嘴里常常能说出好几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