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畅

高考命题40年从注重知识到关注能力

文 | 陈畅

高考命题工作是高考大系统的一部分，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它对课堂教学具有导向作用，以“指挥棒”的形式影响着一线教学的方向。通过梳理40年以来的高考试题，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命题由原来的偏重掌握知识到现在对能力和素养的考查，这在客观上推动着我们课堂教学的变化，顺应着教学改革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要求。另一方面，高考命题的变化，也是我国不断吸收借鉴国外教学理念和方法的体现，一直到现在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和模式。

高考自1977年恢复以来的40年间，它的试题命制历经变化，其中呈现出来由知识为中心转变为以能力为中心再到现在的以素养为中心的变化主线，我们可以把1990年前后、1999年前后、2014年前后看作变化比较突出的三个节点。为适应高考的试题的变化，高中教学也随之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高考反拨课堂教学的功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在客观上也对新课程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对高考试题的命制变化本身也经历了从引入学习、模仿应用，到实践摸索，到主动融合的步骤，快速追赶上了世界主流考试命题的步伐，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的体现。

高考命题的改革推动着中学课程改革与课堂教学的进步

1990年前后，能力立意的探索阶段，高中教学题海战术比较明显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即1979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大突击”景象散记》的文章。记录了78、79届高中毕业生复习状况，矛头直指考试知识范围和“超纲”问题，提出要教育部门研究。该文被誉为第一篇关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报道，社会舆论压力随之而来。1982年3月22日，教育部学生管理司在高考研究通报第二部分明确提出研究命题及评分问题，应对社会诉求。1983年底，教育部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四年高考命题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命题原则是“命题范围不超出中学教学大纲，试题内容的要求不超过中学所用统编教材所能达到的程度”，并随附件下发了高考复习范围。

1987年，“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三部分的第一条，政治压力可见一斑。社会舆论甚至出现了“高分低能”说，认为高考考的是“知识”，不是“能力”。

在此状况下，1990年，国家教委考试管理中心（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前身）以《关于高考历史科逐步加强能力考查的请示》报国家教委，试图以历史学科为突破口进行“能力”考查探索，其他各学科也在1990年前后开始了“能力”探索。高中教学在高考的带动下也开始探索改变，针对题海战术为主的备考模式，开始摸索知识灵活掌握、灵活运用的教学方式方法，但没有形成规模，还是属于区域性、个体性的试验与探索。

>>高考考场

1999年前后，能力立意的方向确立，推动了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经过长时间探索，考试领域对“能力”有了比较明确一致的认识，且与高中教学领域达成一致。1999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命题要把以知识立意转变为以能力立意，转变传统的封闭的学科观念，在考查学科能力的同时，注意考查跨学科的综合能力。”从此，“能力立意”正式成为我国高考重要的指导思想，从重点考查知识逐步转为着重考查综合素质能力。

此时，中学新课程改革也在同步进行中。1998年以来，教育部组织教育理论工作者进行广泛的国际比较研究，了解了英、美、日、芬兰、新西兰等国家课程改革的经验和策略，起草了基础教育改革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教基〔2001〕17号），《纲要》于2001年6月颁布施行。在课程评价部分，《纲要》明确指出：“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应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衔接。要按照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原则，加强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

高考的能力考查严格对应着新课程改革中对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目标，高考不单纯是选拔甄别的功能，而是能够对学生日常知识能力水平发展做出一定的评价，高考的功能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贯彻了高考“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

这个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理念及教育方式的转变，原有教材中的选修部分内容重新回到了中学课堂。高考试卷考查范围越来越灵活题目和学生生活越来越紧密，学科综合素养与学科主干知识有效地结合，这类题目只有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才能体会到，靠题海战术收效甚微，以语文作文题目为例，学生们只有丰富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注意日常思维训练和逻辑思维能力才可能应对高考的作文要求，靠押题，题海战术则是无效的。

2014年前后，能力立意走向深入，逐步提出学科素养理念，命题与中学教育教学改革再出发2010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第十二章第36条明确规定：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着重考查综合素质和能力。以高等学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为依据，完善国家考试科目试题库，保证国家考试的科学性、导向性和规范性由此开始，教育改革进入了快车道。

2013年11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对高考制度做出了提纲挈领的要求。

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对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等具体问题做出了比较详尽的规划，标志着我国新一轮高考制度改革全面启动。

2016年，教育部考试中心探索构建“一体四层四翼”的高考评价体系，从顶层设计上回答好高考“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等关键性问题。考试中心姜钢主任对“一体四层四翼”做出了明确的解释：“一体”即高考评价体系。通过确立“立德树人、服务选拔、导向教学”这一高考核心立场，回答了“为什么考”的问题，通过明确“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四层考查目标以及“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四个方面的考查要求，回答了高考“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一体”是总体框架，“四层”与“四翼”是“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实现高考评价功能的理论体系。

从2017年全国卷及各个独立命题的省市高考试卷分析，试题设计紧紧围绕学科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注重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应用，多方面考查考生获取和整合信息，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比较、分析、论证、探究问题，以及进行符合逻辑的规范阐释与表达等能力；参考答案设计强调知识与试题素材的有机结合，力避死记硬背、堆砌知识点的做法。

高考评价体系中的“立德树人、导向教学”与中学课程改革中的“学科素养”理念是遥相呼应的。中学教学目前已经意识到，核心素养指向解决现实社会实际问题，而非单纯传授已有的知识经验。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更加重视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这些要求是学校教育的培养方向。换句话说，学校教育教学要为学生形成关键的品格和能力，应对未来社会实际挑战打下相应基础。目前，基础教育的课程也已经在路上。

世界教育改革大潮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高考命题

高考命题改革得益于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自1978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外教育理念、心理测量学、考试评价技术迅速传入我国，托福考试（TOELF）、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给高考以强烈的冲击、教育目标分类学能力层级理念被高考命题引入。

1981年，我们引入了托福（TOEFL）考试，托福与当时的高考完全不同。它是美国ETS公司开发的标准化考试，题目由测量理论及教育目标分类学支持，题目由题库生成，难度保持一定，答题用答题卡，有一百多个选择题，由计算机光电读卡器评分，保证了阅卷的客观性。这对当时完全依靠主观题，大量人工阅卷、评价系统误差较大的中国高考所产生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标准化考试、选择题形式、测量理论、数理统计等技术方法迅速进入高考命题者的视野。与此同时，国内命题研究者接触到了美国SAT及ACT组织的大学入学考试，欧洲主要国家的大学入学考试等项目，从中看到了差距，并开始学习、模仿、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高考命题中，每年都会在题型设计及考核方式上有所突破，迅速吸收了当时标准化考试的研究成果。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始于2000年。该项目指出，需要重新设定教育标准、建立国际化的学习质量检测系统。它正式提出“素养”（literacy）理念，即学生在主要学科领域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以及在不同情境中解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年，广东省高考命题中的实验“综合科目考试”明确提出综合科目考试命题，即依据现行普通高中相关各科教学大纲但不拘泥于教学大纲，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考查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2001年我国开始义务教育阶段新课程改革、2004年开始高中阶段新课程改革后，我国的高考命题也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素质的考查。

1986年是我们系统地学习国外考试理念的重要一年。这一年，华东师范大学受国家教委委托，邀请了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卢姆（Bloom，B.S.）做了题为《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新方向》等内容的演讲，并出版其著作《教育目标分类学》《布卢姆掌握学习理论文集》。当时正是上海进行自主高考命题的第二年，上海教育界官员及学者全程参与了学习活动，从而带动了全国教育评价领域跟进学习的热潮。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以知识、领会、运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层次构成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知识被看作是最低层次的、简单的、基本的目标，最高层次的目标当然是最复杂的、也是抽象的。每一个低层次是高层次的基础。布卢姆解释知识目标所用的动词就是“回忆”“记忆”，知识则包括具体事实、普遍原理、方式、方法等等，形成了对不同知识层级的考查。在此后的十年间，布卢姆的教育分类学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教育实践，特别是在高考命题领域，考试框架基本是按照布氏理论搭建起来的。

另一个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L.W.）对中国的高考命题也影响深远，这些都体现于他在1999年出版的《学习、教学和评估的分类学：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一书中。他强调课程、教学、评估三者之间的一致性，这就建立了新的“能力观”。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只提知识的类型与掌握的水平，不提能力发展。他认为“能力”就是学生所掌握的不同认知过程水平的知识，也就是说，可以教会的作为目标的“能力”不在知识掌握之外，而是融于知识掌握之中。这对“能力”的认识是一次飞跃，深刻影响了后来高考命题对于能力立意的理解，实现了命题由知识立意到能力立意的平稳过渡，较好地解决了衔接问题。

高考命题测量技术的提升

40年间，作为试题命制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对高考的考试测量从无到有，从试点到广泛应用，产生了质的飞跃。考试测量技术进程的两个突出标志是标准化考试和题库建设。

标准化考试1985年，广东省在高考部分学科进行标准化命题实验，增加了以多项选择题、是非题为主的客观性试题。1988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对广东高考标准化改革试验进行评估，形成了比较科学和适用于我国高考的统计分析方案的初步模型经过几年研究和试验，原国家教委决定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中全面推广标准化考试并于1989年6月27日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实施规划》。对于选择题的使用数量及考核能力层级在后期各学科的不断实践探索中达到了各方认同，选择题的命题技术也比较完善，这就切实推动了高考命题的科学化、标准化国际化进程。

题库建设题库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目前世界各大考试机构普遍接受和采用的心理测量技术与工作方式。2006年，高考国家题库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于几年后付诸实施，随后，北京等省市也加入了题库建设的行列。题库建设是新时期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2010年，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国家考试科目试题库”的具体要求，明确了加强题库建设是新时期专业化考试机构的核心任务。同时指出了“保证国家考试的科学性、导向性和规范性是题库建设的作用和意义。至此，我们的题库建设也基本与世界主要考试项目同步。

四十年的高考命题历程是我国教育考试融入世界教育考试洪流的四十年，在此期间，我们被经济社会发展和考试技术进步两方面力量推动着迅速前进，也推动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一路走来，有经验、有教训。2017年又是一个高考改革的开局之年，上海、浙江将为全国探索高考改革实验方案。高考命题将踏入立德树人的“素质立意之年。我们的高考命题将在40年改革的基础上，踏上新的征程。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