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量级作家，其文学作品在国内外被广泛传播接受，究其原因，其叙事文本对中国传统“说/听”故事场情节结构的借鉴、改造、升华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文章从避常取奇的叙事倾向、《月下小景》“说/听”式故事情节结构、“众声喧哗”的复调话语、故事本身来撼动四个方面来探究沈从文作品被传播接受的内在因素，以及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所在。

【关 键 词】传播；现代文学；“说/听”故事场；沈从文

【作者单位】王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言土语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4BZW139） 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识别码】A

文学作为一种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类精神世界的基本艺术形式，它的生产与传播机制具有普遍适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学叙事的本质就是讲故事，故事讲得是否生动、是否能被广为传播取决于多种因素。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被广泛传播和得到读者大众的认可，除了受文本自身语言文字、主题内容及读者文化心理需求等因素影响，作品的情节结构模式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作为20世纪30年代“年轻一代京派的代表”“北平文坛的重镇”，还是被鲁迅认定为“自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抑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不衰的沈从文热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其文学作品如《边城》《湘西》《月下小景》等，除了在国内被广泛传播接受，还被译成日、美、英、法等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传播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被广为传播接受，其叙事文本对中国传统“说/听”故事场情节结构的借鉴、改造、升华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避常取奇的叙事倾向——新文学界魔术师讲故事的法宝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文体家的沈从文，在其进行文学创作初期就有意识地用传奇体、日记体、书信体、游记体、寓言体等各种文学体式进行小说创作。“我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师， 他能从一个空盘里倒出数不清的苹果、鸡蛋……能从一把空壶里喷出洒洒不穷的清泉。”[1]沈从文之所以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被称为文体家，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是因为其擅长以各种别出心裁的方式，通过小说文本来为现代读者讲述各种神秘离奇的故事，尤其是对“说/聽”故事场情节结构模式、避常取奇的叙事倾向、注重情节离奇等文学传统因子的创造性承袭改造，使得其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魅力。

众所周知，现代小说中继承传统要素曾被“挖苦讽刺”为不合时宜，正是因为现实历史语境的限制。以反封建传统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学思潮认为，中国小说要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变革，当务之急就是小说叙事的着力点从注重故事情节转为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因此，现代小说注重人物和环境刻画，却对铺叙情节缺乏兴趣。沈从文却是个异类。他认为，中国人会写小说的有很多，但很少有人会写故事。沈从文爱讲故事且擅长讲故事，他对小说情节这个被五四作家放弃的传统要素十分倾心，在人弃我取的情况下始终高举着故事这面大旗，因此他的大多数小说总是以情节叙事为中心和重点。沈从文并不遵循固定的小说或者故事范式，他在讲述湘西故事时总是对技巧运用非常讲究。“我还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2]

二、 《月下小景》——“说/听”式故事情节结构的叙事典范

我们以沈从文小说中关于佛经演绎传奇故事《月下小景》小说集为例。该小说集的副标题为“新《十日谈》之序曲”。《十日谈》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的代表作，书中各篇小说文本叙事结构模式是一种人为主观设置的“说/听”式的故事情节框架，这种结构除了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可以看到，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以及阿拉伯文学中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文学类型中也可以看到。长篇小说不同于容易操控情节的短篇小说，读者想要完全、细致地把握众多各异的情节片段十分困难。如按主题叙述的《十日谈》中，各情节间的叙事线索总是显而易见的，而《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故事片段与情节之间有着复杂多变的组合关系，无穷变化的好情节总是出人意料。在前现代小说中，情节是不同时代小说家展开叙事的核心要素。对读者大众而言，曲折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尤为重要，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小说家有着风格迥异的情节处理方式，但情节有趣则是他们共同的艺术品质。

沈从文在自己的叙事文本空间场景设置上，将《月下小景》中八个不同故事情节的实际发生地从XX统一变成金狼旅店，这种叙事安排造成的最直接的叙事效果便是，故事场域从模糊不确定变成唯一确定的故事讲述场所。现代小说叙事文本形式上更像也更符合一个较为成熟规范的框架故事集，“因为某一种因由，比如阻止某事发生，或用故事进行争辩、反驳，使几十、上百个故事从不同叙述者或一人嘴里说出”[3]，在“说/听”式的中国传统小说中，说书人故事场域便自然形成了。《月下小景》中，各个故事的讲述会让读者感觉完全是随性而为，没有固定主题，不同的旅客可以神思驰骋、任意发挥。这种让小说人物自愿、放任的故事讲述方式看似毫无规矩可言，但却自有一种自然清新、率性天真的特色。小说家用神奇之笔把读者仿佛带到一个丛林茂密、火光闪动、鼓角相闻的原始渔猎时代，这是一种何其神秘而又旷达、奇异而又畅快的诱人情境。

各种传奇故事交由一群个性迥异的流浪汉、江湖客来编撰讲述，虚构的本质增加了故事的吸引力和传奇性，产生了风姿绰约的独特艺术魅力。在这个场域中，“说”与“听”的角色可以随时变换，金狼旅店的不同讲述人与听众之间构成一个奇特的、无形的故事场。在小说家建构的这个由自由叙述人和自由听众所组成的“说/听”故事场中，叙述人可以自由讲述并相互穿插对话。在每一个情节片段讲完之后，其他听故事的旅客都会对刚才听到的故事发表个人意见，作为对这个故事的补充或者评论，然后再由其他旅客讲述新的故事。通过小说文本的情节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在《月下小景》的“说/听”故事场模式中，作为听者主体的、众多不同身份的旅客可以随时打断、评论类似说书人的故事讲述者。

三、“众声喧哗”的复调话语——被无限放大的故事传奇性

不同于传统说书人全知全能、完全主宰故事情节进展的叙事模式，沈从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创新。在《月下小景》“说/听”故事场情节结构模式中，作为听众的其他旅客完全可以对前一个讲述者的叙述进行裁決判断，包括情节事件、人物言行、叙事能力甚至艺术表现等各个方面进行主观的肯定或否定，造成一种类似“众声喧哗”的复调话语。讲述者与听众的角色可以随时变换，即“说/听”故事场内部结构关系可以随时变化。比如，旅客甲在给众多其他作为听众的旅客讲述故事时是作为“说/听”结构中的“说”者，从《月下小景》的实际叙事情节结构中，我们还发现甲承担了“说/听”结构之外的第三种角色，即所讲故事中的主人公。如《寻觅》中，一个胡子旅客为大家讲述一个年轻人不顾一切去寻找理想中的朱笛国，待到千辛万苦找到后，方知该国的国王竟然也同自己一样，出去寻找比朱笛国更为美妙的白玉丹渊国。在故事的结尾，小说家则有意点出讲述者原来正是故事中的主人公。

叙述人同时承担故事讲述者、听众与故事情节主人公三种角色的情况还出现在《猎人故事》和《女人》中。这种叙述人和故事主人公间相互替换的关系虽然表现得有些匪夷所思，但在小说叙事上使故事本身的可信度得到确认。这种叙事结构能增强故事叙事的传奇色彩。金狼旅店的每个旅客在讲述自己奇遇的同时也在消解他人的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每个传奇故事都面临偶然性被破坏和重建的风险，让读者在聆听每一个传奇故事的同时又期待另一个奇迹的出现。因此，小说虚构本质的传奇性被无限放大。这种同一身份角色间的替换穿插与不同声音的碰撞，使得现实生活中真实可感的猎人、珠宝商、马贩与古代的秀才、国王、美男子神奇地集合在一个故事场域进行对话交流，特定的时空穿梭让小说文本仿佛是穿越时空的奇幻剧，在这种古今时空的穿梭中体现出现代小说叙事的某种现代性。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大多存在这种“说/听”故事场的情节模式。小说家在实际情节推进中甚至用现代人的口吻讲述遥远的事情。如《媚金、豹子与那羊》中：“让我把我所知道的写出来吧。我的故事的来源是大盗吴柔。吴柔是当年承受豹子与媚金遗下的那一只羊的后人，他的祖先又是豹子的拳棒师傅，所传下来的事实，可靠的自然较多，接下去故事就开始了。”[4]

四、故事本身来撼动——现代文学作品传播的文学审美价值所在

在沈从文以超凡的想象力描写他的湘西故事的时候，五四的现实主义作家们试图全力以社会现实的本来面目来反映人生和社会，他们认为小说要完成其现代化，首要任务便是消解故事和情节，转为刻画人物及其性格。而沈从文的小说叙事让人明显感觉具有说书人的味道，将作者与读者放置在“说/听”的故事场中，旨在讲述被改造成神话或者传说的现实故事，这种情节结构模式在民间写作上最大限度地渲染传奇色彩。与传统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沈从文笔下的故事没有激烈的情节冲突与矛盾斗争，也没有大起大落的起承转合，总是平铺直叙，娓娓道来，也很少使用插叙、倒叙、补叙等手段使“叙事时间”千姿百态，却仍表现出独有的魅力与价值。

在沈从文的传奇叙事中，他常以生活经验为故事，让故事本身说话。他从湘西记忆中搜寻的故乡荒疆边地上的奇异之事，都在当时北京人的日常经验之外，新鲜刺激。这也正是沈从文传奇叙事独具魅力的原因所在。

用“故事本身来撼动”便是沈从文小说魅力所在。生活中本有传奇意味的事件或材料，正因为素材自身具有特异性，即使平铺直叙也会大放异彩。其实沈从文在其小说创作中，也偶尔会用一些巧合、伏笔或悬念，像传统说书人那样在事件发展的紧要处卖个关子，让本已神秘的叙事更富传奇色彩。如《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叙述关于“尸恋”的故事，平铺直叙中却隐伏着多处伏笔。如“我”同瘸脚号兵在谈论姑娘时，豆腐店青年老板神秘的微笑；会长女儿出现时，会长“似乎第三次”检查石磨的中轴。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作者用各种细节暗示年轻老板与女孩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在行文中，沈从文有意将情节中的细节和过程省略，同时又将某些细节和过程突显，在一系列悬念伏笔和暗示中使故事情节似隐似现、忽明忽暗，让小说变得富有传奇色彩而又耐人寻味。

为了给故事情节增加传奇性，沈从文总是使小说结构多变化，结尾多突转，“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全篇文字得这样一结，可以给人一个出乎意料的感想、一个愉快的惊奇”[1]。如《旅店》中与黑猫有过一夜情的商人在最后突然死亡，《神巫之爱》中“还有更使他吃惊的事，在把帐门打开以后，原来这里姊妹两个并睡在一头！神巫疑心今夜的事完全是梦”[5]。在沈从文的叙事文本中，不管是出于精心谋划，还是巧合偶然，从心理学角度看，小说文本情节的逆转突袭都会让现代读者的阅读心理期待瞬间瓦解，让人顿感惊愕，同时使得小说叙事文本极具神秘离奇色彩。结尾处的陡然起落，能给读者留下令人遐想的广阔空间，还给本就非常态的湘西传奇故事平添许多突兀奇异。

五、结语

沈从文承袭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传统，以个人生活以及生命经验使其小说创作更注重故事的神秘性和怪异性，但他对传统不是简单地模仿因袭，而是建立在个人才华智慧的基础上，又包含着现实关怀和文学理想。在沈从文湘西传奇故事的传播接受过程中，作为题材的边地奇人奇事并不是作家的终极写作目的，因为现代读者也可以从其神秘幻美的湘西传奇故事感悟到所谓的乡下人的强烈主体性与鲜明的寓意性，所谓叙事文本的古今对比只是作家通过对真实世界的新奇想象来实现逼近生命本质与细微之处的目的。传奇本身所表现出的难以预料、怪异、偶然、荒诞深植于生命中，蕴含着人性固有的幽秘复杂，正因如此，才需要更加坚守生命意志、努力勇敢地活着。读者可以在小说家叙事文本的传奇形式中，通过对人性极力张扬称颂的体会，进而感受时代变革语境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所体会到的文化困境与现实弊病，以及小说文本背后的现实思考与道德指归。

|参考文献|

[1]苏雪林. 沈从文论[A]. 王珞. 沈从文评说八十年[C].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193.

[2]沈从文. 《石子船》后记[A]. 沈从文文集[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89.

[3]刘洪涛. 沈从文与现代小说的文体变革[J]. 文学评论，1995（2）：36.

[4]沈从文. 媚金、豹子和那羊[A]. 沈从文文集[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393.

[5]沈从文. 神巫之爱[A]. 沈从文文集[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