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拥军+葛美玲

内容摘要：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城镇居民收入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首先通过门限模型分析发现，基于不同收入层次，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然后，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对各收入层次数据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对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且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恩格尔系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系数为负值；受教育程度对文化消费影响的显著性差异较大；价格因素对文化消费影响的显著性水平较低；固定资产投资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弹性系数很低，且普遍不显著；文化从业人员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较弱；政府补贴对文化消费表现为正向影响，但显著性水平较低。

关键词：文化消费 居民收入 门限效应 面板分位数回归

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完善和獲得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来满足自己精神方面的需要，这种更高层次的消费即为文化消费。2013年《文化消费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文化消费支出有着约4.7万亿元的潜在规模，但仅仅实现了1.0388万亿元的消费规模，存在3.66万亿元的消费缺口。如此巨大的消费缺口，说明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严重消费不足的问题，需要不断培养文化市场，提高文化消费支出水平，以实现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消费支出水平的迅速提高。本文以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对文化消费不同分位数影响的异质性，并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当前文化消费存在的问题，为促进我国文化消费支出的有效释放提供参考。

文献综述

文化消费一直是西方经济学者研究的热点，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文献。Withers早在1980年就利用新古典消费理论研究文化消费行为，后来Cameron（1990）利用此理论研究了收入对英国的电影消费的积极影响。Dewenter等（2005）基于此理论研究了德国电影消费的影响因素，包括价格、收入和替代品等。近几年，西方学者较多地利用理性致瘾模型研究文化消费行为。Victoria（2007）在该理论的基础上详细研究了美国的戏剧消费行为，发现文化资本对美国的戏剧消费行为影响显著。Montoro等（2011）通过对居民音乐消费（包括录制音乐和现场音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音乐消费存在理性致瘾现象。

我国对文化消费支出的研究基本上是从1985年开始的，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日益重视，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对文化消费进行了研究。徐淳厚（1997）认为文化消费是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欣赏和享受，且内容和形式具有多样性。晏才群（2000）对文化消费和物质消费的边际增量进行了研究，发现文化消费比物质消费的边际增量大。杨晓光（2006）研究认为文化消费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脉络都会影响到文化消费的发生。谭延博等（2010）研究山东省城镇文化消费结构发现，经济水平、文化消费观念和空闲时间等是导致文化消费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程静（2012）指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消费均存在结构不协调问题，并对消费结构的失衡表现进行了分析。孔雪（2014）通过对我国31个省区的文化消费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得出各地区文化消费发展不平衡，但大致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甘宇等（2015）研究农民工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发现收入是文化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工龄和住房性质均会影响文化消费支出。

综上所述，有的偏重于文化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有的偏重对文化消费结构影响的研究，而本文主要以各省（区）数据为单元，基于门限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城镇居民的不同收入层次如何对文化消费支出产生影响。

实证分析

（一）相关指标选取与统计描述

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除了收入还有非常多，包括需求、供给、价格和政府扶持等方面因素。本文在研究相关文献基础上，选择与文化消费代表性强且数据完整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建立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i=1，…31表示各省市，t=1，…11表示时间， Cit表示文化消费，Yit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Xit表示影响文化消费的控制变量，a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uit表示随机误差项。本文选取恩格尔系数（engelit）、受教育程度（eduit）、文教娱乐消费价格指数（cpiit）、文化从业人员数（workerit）、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invit）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总额（govit）为控制变量参与计量分析。

国家统计口径在2002年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本文使用2003-2015年31个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受教育程度来自各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其它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分别对变量Cit、Yit、worketit、invit和govit取对数进行计量分析。

（二）城镇居民收入影响文化消费的门限效应分析

采用Hansen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原理是依据样本数据的特点内生确定数据中的门限值和不同区间的划分，据此将样本数据划分区间，并研究不同区间内样本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基于单一门限情况下，需要将模型（1）转化为如下形式：

其中，门限变量用Yit表示，门限值用γ 表示，并根据γ 的大小将样本分为两个区间，这两个区间的差异表现在β1和β2的不同。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门限的模型与模型（2）类似，不再赘述。

使用stata软件对模型（2）进行门限效应检验，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单门限检验，说明模型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双门限检验和三门限检验，说明模型不存在双门限效应。因此，本文选择使用单门限模型，其中门限值为9.417。图1显示了单门限模型中门限值和置信区间的构造，其中的门限值是似然比函数LR等于0时对应的收入值，LR值小于7.35的临界值（图中的虚线）形成的区间即为相应的95%置信区间。将各省份根据2003-2015年收入均值分为两个收入层次进行面板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三）面板分位数回归分析

在通过前文门限效应检验确定了收入对文化消费支出影响的不同门限值的条件下，进一步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比较在不同的收入层次条件下，消费分布的各分位点处的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不同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便准确细致地分析不同收入分布特征下的文化消费支出效应，达到完整分析居民收入与文化消费支出之间关系机理的目的。因此，将模型（1）变为如下形式：

其中， ai代表固定效应，其值不会随着分位数而变化，但是，变量lnYit 和Xit 的系数均会随着不同分位数的改变而变化。本文对系数ai 、β1（τ）和β2（τ） 的估计采用惩罚最优化方法，使用R语言对不同收入层次模型进行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的结果表明，在各分位点处，收入对文化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均为小于1的正值，随分位数提高系数呈现波动增加趋势，并且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恩格尔系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为负，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受教育程度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且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系数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显著性水平逐渐降低。文化消费价格水平对消费的弹性系数均为负且小于1，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显著性水平降低。文化从业人员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均为正，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逐渐增大，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固定资产投入对文化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均小于0.1，且显著性水平较低。政府投入对文化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均为正，且随着分位数提高有增大趋势，但显著性水平不高。

表4的結果表明，收入对文化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均为正，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且所有分位点处的弹性系数小于1，但显著性水平明显不及低等收入。恩格尔系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均为负，但显著性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文化消费价格水平对消费的弹性系数均为负，但显著性水平较低。文化从业人员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均为正，但弹性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较低。固定资产投入对文化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均小于0.1，且显著性水平不高。政府投入对文化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较低，且显著性水平不高。

结果分析

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与预期一致，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收入结构分析，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弹性系数随着收入层次的提高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特征。在影响文化消费的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将会提升对休闲文化生活的追求，同时对文化项目的参与度也会相应提高，最终将会增加文化消费支出总额。

恩格尔系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系数为负值，与理论分析相符，说明只有在居民较低层次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才能得到有效增长。文化消费活动往往需要参与者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进行文化消费活动，因此受教育程度对文化消费整体上表现为正向影响。价格因素对文化消费影响为负值，说明文化消费支出是类似于食品消费支出意向的基本支出项目，并未发展成与其它正常商品类似随价格水平提高而消费相应降低的形态。固定资产投资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文化消费供给缺口较大，形成有限的文化产品供给满足不了居民大量文化消费需求局面。文化从业人员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系数较小的主要原因在于，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同时实现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应提高。从政府补贴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可以看出，当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单靠政府持续的资金投入并不能对促进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

结论

通过对2003-2015年各省（市、区）文化消费门限效应分析发现，基于不同收入层次，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因此不能直接对各收入层次的数据进行整体的线性分析，而要划分不同收入层次省份进行区别性分析。在划分不同收入区间后，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对各收入层次数据进行分析表明：收入对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且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恩格尔系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系数为负值；受教育程度对文化消费表现为正向影响，但对不同收入层次影响的显著性差异较大；价格因素对文化消费影响整体均为负值，但显著性水平较低；固定资产投资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弹性系数很低，且普遍不显著；文化从业人员数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弹性系数均为正，但系数值较小；政府补贴对文化消费为正向影响，但系数较小且显著性水平较低。

以上分析可知，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我国文化消费总水平较低，且在各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异较大。消费者是文化消费需求主体，文化企业是文化消费供给主体，政府应为文化消费提供政策支撑。因而，只有从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三个层面同时加强管理和支持，才能更好地提高文化消费水平。

参考文献：

1.徐淳厚.关于文化消费的几个问题[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4）

2.杨晓光.关于文化消费的理论探讨[J].山东社会科学，2006（3）

3.晏才群.文化——正在兴起的消费热点[J].消费经济，2000（1）

4.谭延博，吴宗杰.山东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结构探析[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2）

5.程静.居民文化消费现状及发展对策[J].特区经济，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