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炎黄美术馆（由我国著名画家黄胄先生发起创建）为代表的民营美术馆出现，并形成了一波高峰，但由于当时民众对艺术的热情普遍不够高，大部分民营美术馆缺乏人气，有一些民营美术馆因经营上的窘境难以为继，只能结束了如流星般短暂的生命，令人唏嘘不已。2000年后，民营美术馆迎来了第二波热潮，并在2007年前后迎来了井喷，仅以私人美术馆为例，中国有超过一半的私人美术馆是在2010年之后创办的。

从今日美术馆（中国第一家民营非企业公益性当代美术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07年正式开馆），到民生现代美术馆（2010年正式对外开放）、龙美术馆（2012年正式开馆），再到余德耀美术馆（2014年正式开馆），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营美术馆不断增进民众对美术馆的认知，同时又改变着行业的格局。它们不仅成为了城市的新地标，还在促进城市人文发展，推动公众艺术教育方面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但在身兼策展人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双重身份的郑闻看来，民营美术馆还远未迎来“黄金时代”，欣欣向荣的表象下，民营美术馆依然存在多方面的挑战和问题。

郑闻认为，民营美术馆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美术馆运营经费一般主要是四类：美术馆创始人或股东投资；美术馆自身创收，包括门票、衍生品商店等；社会捐赠和赞助；政府补贴。公立美术馆或者说有政府背景的官方美术馆一般都有固定的拨款和财政支持，但是民营美术馆却没有这方面的优势。“由于中国企业赞助艺术事业的相关保护与优待政策，以及美术馆在社会层面的基金会制度等尚未完善，民营美术馆面对耗资庞大的馆体维护、人员工资、展览策划、日常运营等等，最大问题就是缺钱，难以持久。”

“近十年以来的中国，无论公立美术馆还是民营美术馆，数量上确实都在迅速增长，但如果数量多就能叫‘黄金时代，那这未免太过简单肤浅了——我觉得大家都在对背后的事实做有意无意的美化和粉饰。”

“85后”的郑闻有着这个年龄段艺术工作者所特有的犀利，他认为，这种数量增长的原动力并不是来自艺术领域本身，而是仰仗于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说个玩笑话，出于市政工程的规划目标，增建美术馆和增盖洗手间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是一个性质的事儿，因为它们都是工程计划中商业综合体、地产项目所需要的一个部分或一个角落而已。至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美术馆所需要展开的专业工作，以及它所代表的價值判断则是普遍缺失的。”

有关艺术价值判断“缺失”的话题又引出了民营美术馆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艺术教育不足引发的观众荒。

早在前几年，著名画家陈丹青就提出过“美术馆文化比美术馆更重要”的看法，一向敢说的他甚至毫不客气地“开炮”，直指中国的美术馆“可以说只是一个陈列场，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

陈丹青认为，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的美术馆与艺术博物馆大多学术方向不明确，当代艺术藏品也是比较薄弱，长期影响城市文化与人民素质的目的还远没有达到，而体制内的一些美术馆在管理机制上也相对落后。

对此，郑闻也有相仿的看法。“民营的美术馆是缺钱，那么一些老牌的国营美术馆就是缺了一点创新，场地和展出的形式上比较老旧，运营上也比较行政主导。”不过他也补充说，想要打造好的美术馆和美术馆文化，不能仅仅依靠美术馆本身来推动，“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美的教育，继续提升我们国家整个人群的艺术修养。”

不过无论是资金荒、观众荒，还是艺术修养上的教育，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现代美术馆走过的这几十年，也只是发展长路上的第一步。如果说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美术馆就像是一只孵化中的蛋，那么所有人都在为迎接破壳而出的美丽天鹅而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