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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传统生活的共同体可以从家、国推扩至天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国情怀，是指个体对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自觉承担共同体的责任。家国情怀以“天下一体”为逻辑基础，以忠孝一体为价值凝练，以经邦济世为社会实践方式，追求“天下太平”的价值理想。

关键词家国情怀天下一体忠孝一体经邦济世

〔中图分类号〕I0-02；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6-0068-05

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可以从家、国推扩开来，直至天下。孟子所强调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即是天下、国、家一体相联的明确表达。中国人在这种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情感认知的状态下形成了中国式的“家国情怀”，即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从观念建构的层面来看，家国情怀建立在自然情感的基础上，从爱亲敬长到忠于人民、报效国家，将天然血缘亲情上升为爱、敬天下一切人、物的伦理要求，拟伦理、泛伦理化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家国情怀以“天下一体”为逻辑基础，以忠孝一体为价值凝练，以经邦济世为社会实践方式，追求“天下太平”的价值理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国情怀通过精神理念、情感认知、生活方式、国家制度等形式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对当今社会乃至未来社会都有深刻影响。

一、天下一体：家国情怀的逻辑基础

古代中国是一个植根于农耕经济土壤中的宗法-政治社会，家与国分别代表了该社会宗法系统与政治系统。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与国在组织结构上的共通性：父为家之君，君为民之父，君父同伦与家国同构相辅相成。在三代，一般是诸侯称“国”，大夫稱“家”，亦以国、家合成为“国家”为国之通称。《尚书·立政》称：“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礼记·中庸》又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西周强化了血缘宗法制度，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天子”，即上天的长子。就宗法系统而言，“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就政治系统而言，“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天下、国、家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序列，而“天下一体”是家国情怀的逻辑基础和理论预设。

“天”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现，西周时，“天”取代“帝”成为最高的主宰，具有最终源头的意义。第一，“天”是万化之源，是一切生命的源头。《诗·大雅·文王》中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就做了生动的说明。第二，“天”是一切秩序、意义的源头，“德”成为天与人相沟通的关键，是生命之源与终极秩序在人间实现的保证。徐复观在阐述周初人的“忧患意识”时，认为“德”在当时是指具体行为，“可能是直心而行的负责任的行为”，后来演进为好的行为，进而引申为恩惠之德。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天命有德”“以德配天”逐渐成为颇具影响的观念。“敬德”“保民”是周初统治者一再强调的原则，这也成为统治者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第三，“天”是为民做主的主体。天子要通过自己的言行、威仪展现天的神圣与威严，也要通过自己的德行获得民众的认同，由此来获得天的眷顾和庇佑。天、民、君（王）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从终极意义上来说，“天”是民众权力的保障，超越了君（王）的一己之私，成为“公”“理”“道”等抽象价值的载体。“忠”的最高对象，并非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天”所代表的各种抽象价值。在中国文化史上，“忠”与“孝”逐渐合一，也是以“天”为形上根据， 并把“孝”中内蕴的最真实、自然的情感作为“忠”的基础。

在“天下”观确立和演变的过程中，“天下一体”的观念也逐渐形成，其基本内容在于：人类与自然界作为天的创生物，平等地共存，互相影响，互相成就；人在社会生活中应遵循“礼”，应以欣赏的态度对待万物。张载在《西铭》中清晰地描述了“天下一体”的观念：“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也，物吾与也。”（《正蒙·乾称》）在这种观念下，人们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观念，以“礼”节制自己的行为；自然事物除了以其实用性受到关注外，还通过人的拟伦理思维，成为人们感情、道德的对象而与人共存。“天”与“人”相连接的关节点是“德”，“人”与“天”相交通的方式是“礼乐”。在“天下一体”的世界图式下，“奉天”是人们行为的根据，爱人、惜物、遵守礼制规范是基本的要求。《易·家人·彖传》用男女各正其位，父子、兄弟、夫妇各安其分式的天人合一，把家与天下完全打通：“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下一体把个人、家庭与国家完全打通，并获得了终极依据，王者受天命而治理天下，教化万民，还要实现“王者爱及四夷”（《春秋繁露·仁义法》）的理想。

“天下”的范围时大时小，内容也比较复杂，有时是“国家”的另一种表述。梁漱溟用“天下而兼国家”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最根本、最特殊的构造，进而分析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并指出，当天下与国家相合时，社会大治，当天下与国家分离时，则往往是乱世。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9页。这种观点对于我们把握“天下”与“国家”的融合与疏离提供了一条分析思路。当“国”与“天下”对举时，“国”即朝廷，是君主与官僚们共有的“国”；这在宋代统治者“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已有明确表述。“天下”则是“百姓之公”，是民族成员共有的精神寄托，从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到“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都呈现出这种含义。

通过顾炎武等思想家的引申，中国人对“天下”与“国家”之差异的自觉成为家国情怀近代转型的内在依据。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用“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有力地指出了“国”与“天下”有着不同的内涵，以及人们对于两者的不同责任。晚清以来，思想界延续着对“国家”即“朝廷”的批判，开启了建构现代“国家”观念的讨论。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出的“国也者，人民之公产”是当时新型“国家”观的典型，其基本思路是把“公”的含义引入“国”。这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进行思考的尝试，更是在中国人的“天下”观开始解构时，自觉转化“天下”观念中的公共意识和道德追求的尝试。梁启超这种从固有文化传统中引申出现代“国家”观的努力，是以激励人们“爱国”为目标的。他在《新史学》中强调，作史者不能局限于朝廷，更应关注全体国民，因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梁启超：《新史学》，载自《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随着“天下一体”观念的变化，经历了列强入侵的民族灾难和现代文明的洗礼之后，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经历了自我转型，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现代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对于国家、主权、法制等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也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天下一体”的观念还可以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而思考全人类命运，建构“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资源。

二、忠孝一体：家国情怀的价值凝练

以“天下一体”的世界图式为基础，三代的部族社会格局一般均由一个强势部族占统治地位（如夏族、商族、周族），通过自上而下的分封而形成“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等级分封局面。在这种家国胶结的社会、生活结构中，“家”领域中对父母的“孝”与“国”领域中对君主的“忠”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亲亲”与“尊尊”分别是宗法与政治的核心价值，并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演化为“忠孝”合一的“国家”价值观，发挥价值整合作用。

“忠”的基本含义为真诚不二，尽心竭力。《左传·成公九年》强调：“无私，忠也。”有学者考察，“忠”的最初涵义是对君主“思利民”的政治要求，是“敬天保民”中“保民”思想的落实。曲德来：《“忠”观念先秦演变考》，《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3期。“忠”作为一种道德原则，首先要说明的就是个体如何处理自己的身心关系的问题。《左传·昭公十二年》有云：“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外”是指外在的仪态、言行举止，“内”则是指内心，内心理想与外在行为相一致，即为“忠”。其次，以尽心尽己为起点，“忠”可以推扩到忠于他人、民众、君主、社稷，突出忠于邦国、社稷以及人民，为共同体的利益尽心竭力。

“忠”也用来指事上位者忠诚。《尚书·伊训》曰：“居上克明，为下克忠。”臣民要对君尽忠，君也要为民谋利，这都包含着“心无私隐”的涵义，也是“忠”的原则落实在不同身份的人的具体要求，其中共同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国泰民安”的理想。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君”是“忠”的对象，而“君”并非某一具体的人，而是能够维护民族安宁、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等理想的人格化身。“尽忠”的对象是能充分发挥国家公共职能的圣人、王者。因此，当共同体的生存受到威胁时，这种于理念、操守就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 “忠义”“忠节”。

“忠”的无私、为他的情感和行为，为何能够成为个体的价值追求？在儒家思想中，“忠”的基础在于“孝”。“孝”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尧舜时代。《孟子·告子下》有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被置于诸行之先，而爱亲可以产生仁爱之心，并辐射他人。以“爱人”精神为桥梁，通过社会伦理和国家教化，“孝”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效依凭。虽然“孝”与“忠”各有含义及适用范围，但在孔子看来，二者是相通的，故而有“孝慈，则忠”（《论语·为政》）的判断。后世儒学在打通“忠”“孝”理论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证。

首先，在形而上的层面，“孝”与“忠”均是天地之道的体现，《孝经·三才章》引孔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忠经·天地神明章》则曰：“天之所覆，地之所盖，人之所覆，莫大乎忠。”把“孝”与“忠”的根据都清晰地归于“天”，强调两者在本源处相通，是对天人一体的逻辑引申。其次，在社会实践层面，“忠”与“孝”一样，其实践也是由身及家、国的扩展过程。《孝经·开宗明义》指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忠经·天地神明章》亦曰：“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也。”再次，在伦理层面，“忠”与“孝”相互为本，一方面“孝”为“忠”之本，即“孝慈，则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后汉书·韦彪传》）。另一方面，“孝”又以“忠”为本，《大戴礼记·曾子本孝》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忠经·保孝行章》称：“夫惟孝者，必贵本于忠。……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最后，其他道德也需要忠、孝来成就自己。《礼记·祭义》强调仁、义、礼、信等道德亦由“孝”起：“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各种道德与“忠”结合在一起，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基础。《忠经·辨忠章》称：“忠而能仁，则国德彰；忠而能智，则国政举；忠而能勇，则国难清，故虽有其能，必曰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则私其恩；智而不忠，则文其诈；勇而不忠，则易其乱，是虽有其能，以不忠而败也。”

在以礼治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忠孝一体获得行为方式、价值追求与国家制度、国家精神的同一，成为国家价值观的凝练表达，发挥了价值整合的重要作用。这种整合的关键，在于“忠孝一体”不仅满足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實用需要，也能够满足人们的内心需求。在这种价值观念支撑下的“共同体”，不仅仅是利益共同体，更是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这对于造就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维护帝制的重要内容。

在近代以来的反传统思潮中，对“家”“孝”“忠君”的批判是非常强烈的。陈独秀强调中国人要获得自由、平等、独立，根本就是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38页。而吴虞、李大钊等人则重点批判把“孝”作为“忠”的基础，以及由此建立的家族制度。由五四运动开启的思想启蒙，一方面延续着中国传统的反对专制制度，反对把朝廷视作专制君主的私产的政治批判，提倡天下为公；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批判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更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并鼓舞了一批年青人的行为。结合“天下一体”观念的改变和现代“国家”观念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批判是从完善个体能力，挽救民族危亡的角度来展开的讨论，依旧是“家国情怀”一种表现。

针对五四运动彻底批判传统而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充分肯定孝、家庭生活对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并强调这也是中国文化抗衡西方文化，走向未来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撑。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在探讨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贞元六书”之《新事论》中即辟专章“说家国”“谈忠孝”，来阐发社会化大生产冲击下的传统家庭解体，社会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人们爱国的方式即从忠君转变为尽己之力为社会做贡献。冯友兰：《新事论》，三联书店，2007年，第42～79页。冯友兰的这种探讨，是从文化自觉的意识层面说明“家国情怀如何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构筑新的行为方式和交往原则”这一根本问题。

三、经邦济世：家国情怀的社会实践

浸润在传统生活方式下的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践行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的观点。使父母获得好的安养，是最基本的生活目标，而使父母获得大的荣耀，则是更加重要的行为动力。 这就引导着人们去获得功名，在修身的基础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经邦济世”因而成为文化精英们践行家国情怀的方式。经邦济世一般是指自觉对时世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实世界的精神和行为。在忠孝观念陶冶下的古代士大夫们的经邦济世精神和行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展开：一是为官，治理社会；二是为师，教化天下。两者又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既有密切合作、相互融合的一面，又有相互排斥、相互疏离的一面。

就治理社会而言，士君子们主要是通过与皇权合作来获得的，通过制定、改造制度来实现，又保留着对君主的批判和劝谏。熊十力概括儒学的外王思想时，指出儒家的理想制度“依于均与联两大原理”来建构。“均者，平也。……削除其不均不平而归于均平。……既导之以建立新制，必勉之以互相联比，弘其天地一体之量。……均平之制本乎人情之公，联比之法本乎人性之正。”熊十力：《原儒》，岳麓书社，2013年，第1～2页。在“平天下”的追求中，包含着儒者创造安宁有序、均平合理、公正和谐、仁爱天下的社会理念。均田、限田等是在位者防止贫富分化、稳定百姓生活的重要措施。对均平的制度设计，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儒学天下大同思想、贵和尚中思想、以民为本思想的载体，丰富了仁爱思想仁政理念的内涵。李宗桂：《从“调均”看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天下一体观念中所蕴含的天命有德、天为民主等观念，是中国传统思想中限制君权、批判暴政的重要资源。西汉大儒董仲舒一方面充分肯认“王”的神圣地位，通过“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春秋繁露·立元神》），“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等言说来强调君、王的权威与地位。另一方面，董仲舒也用“天”的权威来限制王权：“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以“天”限制王权的思想由于制度缺陷不能真正实现，但它代表了中国士大夫们对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思考，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

响。王四达：《“天命有德”：中国古代对政治合法性的探索及其历史归宿》，《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士君子阶层的淑世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表现出复杂的特征，其中追求崇高的品格、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原则、重视日常生活的取向、既批判又合作的态度构成了家国情怀中的基本内核，为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张力。

为官治理国家与为师教化民众，两者在治国、平天下过程中具有相辅相成的意义。董仲舒明确地意识到了道德教化对于维护政治统治的意义。他指出：“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这也是董仲舒自觉选择儒学作为其社会、文化控制核心的重要原因。对于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而言，为官者主要是国家、权力的代表，为师者则比较多元，或是官僚系统的组成部分，或是不同于主流思想的倡导者，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为价值依托，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展开自己教化民众的理想。

“教化”一词多见于儒家经典，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化思想为儒家独有。《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化”则指“教行也”。“教化”的涵义是指通过在“上”者的给予和引导，使得在“下”者的价值取向、人格精神发生深刻的变化。“教化”思想亦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控制手段：通过自上而下的文化整合发生作用，它看似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实际上具有天然的强制性。余英时在讨论汉代的大传统与原始儒学的关系时，指出汉代思想趋于混合，在政治思想方面不但黄老与申、韩合流，儒家也有法家化的倾向，“汉承秦制”的制度渊源表明法家的影响依旧是主要的，但以文化、社会价值而言，儒家在汉代大传统中的主流地位是道、法两家所不能与之争衡的。尤其表现在对“孝悌”观念的重视和倡扬上。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4～134页。一方面，权力体系内的官僚与师者共同构成经邦济世的主要载体，通过经典传习、教育制度、法律规范的实行来使“忠孝一体”的社会核心价值理念与社会生活、民众生活形成一种良性的、相融互动的关系，在“百姓日用而不知”中传播国家价值观。因而使中国的家国情怀具有一种自身创造转化和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以不与权力体系合作，代表“异端”思想家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教化民众，以承担“道义”为最高指向，在“保民而王”的理念下来针砭时弊，批判暴君苛政，为促进中国社会的自我发展、不断进步提供思想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知识分子行列，越来越多的人具有清醒的公民意识，这也为改造传统士君子阶层的经邦济世精神创造了新的条件。个人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通过辛勤劳动、创新进取来提高生活水平，享受物质成果和文化成果，追求公民权利，在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能够关爱他人、服务社会，即是家国情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表现。更有论者指出，从天下观念、孟子主张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的思想中，可以引申出“命运共同体”理念。王泽应：《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论》，《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以“天下一体”为起点形成的家国情怀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沉淀和升华，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到以自由、法治、平等和个人尊严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逐渐演变成中华民族的心灵家园。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个体在“天下一体”“忠孝一体”的生活经验和伦理规范下生活，以最自然、最真挚的情感来处理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关系，获得自我认同并通过自己“经邦济世”的行为维护公序良俗，追求充实的生命感受。家国情怀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忠孝一体”的价值理念和“经邦济世”的行为追求會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家国情怀则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家国情怀在提升国家认同，引导人们关心国家命运、襄助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