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蕾

摘 要：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分析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可以看出其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然而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独立于城市和农村之外的第三元——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的出现使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发展。为此，应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化路径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间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路径；城乡结合部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8.004

二元结构的形成是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二元结构的转化更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二元结构的形成与转化路径不是唯一的，每个国家应依据自己的国情与现状，在实践中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近代中国根据自身的历史进程与现实情况，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具有明显的优势，也有不足之处。通过分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过程与转化路径，探索城乡关系的改革方向，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分析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指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形成的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其中，现代部门是以现代先进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的生产效率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在维持劳动者最低生活水平之上的部门；传统部门指以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的生产效率低下，且劳动者工资水平仅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部门。二元经济理论认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差距是在经济发展中自然而然的形成的，而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外国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的冲击、本国计划经济体制规范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1.1 国民经济恢复期（1949-1952）

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和战争，中国经济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此时，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改善人民生活成为重中之重。1950-1952年间，党和政府强调消除城乡交流障碍，把扩大城乡交流作为国民经济恢复的重要手段，同时允许基本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自由流动。总而言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鼓励城乡交流，从而使农民可以在农村与城市间自由流动而不受限制。

1.2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6）

1952年底，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当时国内外的特殊环境，我国不能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资金支持与技术支持，这就迫切要求我國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不能从资本国家获得充足的资金援助，又不能通过对外侵略、掠夺殖民地等手段筹集资金，只能选择“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走“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工业原始资本积累的必要保障。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五”计划实施后，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伴随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而来的是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同时，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有明显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全国粮食需求量增大，粮食供不应求的矛盾逐渐显现。但仅仅把统购统销制度实行的原因归结为粮食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对粮食市场实行直接控制的第二个原因是基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我国选择工业化资本积累方式是利用政府强制转移的力量，利用农业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巨额资本积累，用牺牲农业的方法换取工业发展。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政府开始打破城乡平衡。一方面大量抽取农业剩余，使资本开始向城市单方面倾斜，为国家工业体系建设提供原始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人为地扭曲农村农产品价值，为工业资本资源与技术资源积累提供条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决策与行为使得中国出现了农村与城市分离、农业与工业分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1.3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改革开放时期（1957-1978）

在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后，城镇人口规模大幅度增加，这对当时统一收购的有限的粮食量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控制国家供应粮食的城镇人口的数量，自1953年起，国务院先后发出各种指示和规定，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的通过从法律层面上严格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该制度相适应的一系列劳动就业、公费医疗、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成了城市人口的享有的特别权利。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成为城市与乡村间不可跨越的障碍。

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后，路径依赖效应亦开始显现。城市已经习惯于利用身份优势从农村获得资源及资本积累，对农业剩余过度的抽取使得农业和农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城乡差距逐渐加大。政府也试图扭转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状态，然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需求又使政府只能任凭二元对立的继续发展。

1.4 改革开放后统筹城乡发展时期（1978-至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开始，农民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明显改善。据统计，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1降至1984年的1.84；城乡居民人均消费额之比从1978年的2.93∶1降至1984年的2.34∶1。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但城乡之间差距已经在缩小，二元结构有所缓解。随着农村改革的顺利推广，农业改革前被压抑的生产力充分释放，农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而城市的改革状况则不容乐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由农村开始推向城市。自此，党和政府的改革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各种资源配置、资金流动、利益分配的重心又重新向城市倾斜。

2 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化路径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只要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的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直至二者生產率相等。为此，他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能否破除其关键在于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条看似逻辑通顺的转移路径却并不能真正的破除二元结构，一方面它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工业部门如何持续的吸收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形成的，有其独特的成因，特别是户籍制度的颁布，从根本上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加剧了我国的二元结构。因此，我国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符合中国特色的转化路径。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城市通过空间扩张实现“土地的城镇化”，但这种城市化过程通常“化地不化人”，大量的失地农民和流动农民工在城市边缘聚集，形成一个城乡因素交织、矛盾突出的地域单元——城乡结合部。近几年城乡结合部的发展，使得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再适用，我国开始向城市——城乡结合部——农村的新型三元地域结构发展。为了更好的解决城乡关系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城乡结合部。如果不妥善处理城乡结合部的发展问题，农村劳动力就不能真正的融入城市，就更谈不上二元结构的破解。

如何实现城乡结合部居民到市民的转化需要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户籍制度，取消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应的资源配置制度。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而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资源配置制度又拉大城乡差距。户籍适度的松动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良好开端，但这还远远不够。关于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第二点，即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只有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真正缩小城乡间差距，以乡促城，以城带乡，农民与市民融为一体，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逃避现实，一味地扩张城市空间来获得更高的城市化率，而应注重城市化的内涵，分析其独特的形成过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打破城乡间藩篱，缩小城乡间差距，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到一体化的路径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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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耀章，巩建青.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与缓解——以城市、乡村、市场与政府互动为视角[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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