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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互助的本质是自助”

2017-08-24长风徐菁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17年35期
关键词:长风痛苦大学

长风+徐菁菁

34岁的长风今年在忙一件事,6月份他刚刚完成公益组织心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注册手续。我见到他的时候,“心晴”的公益社交互动平台APP“心心相医”已经进入了上线审核的最后阶段。在抑郁症“郁友”的圈子里,长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2003年,正在上大学的长风在网上搜索“自杀”,却被“阳光工程爱心行动”的互助论坛吸引了过去。“阳光工程”是2000年北京大学学生李宁忠发起的国内第一个抗击抑郁症的公益组织。从那一天起,长风发现,自己并不孤独。他扎进论坛里,先是为了抱团取暖,后来开始管理版务,设计论坛内容,召集全国各地的郁友组织线下聚会活动。从抑郁症患者到“康复者”,长风再也没有离开过抑郁症互助的圈子。回顾将近20年的抗抑郁历程,长风的感受是:所有的互助归根结底在于自助。

2014年,在完成了人生的两件大事结婚和买房以后,我把9年的外企工作辞掉了,专职投入抗抑郁症的公益事业。这个选择和高尚无关,是命中注定,如果不是参与抑郁症的互助,我不可能走出来。

抑郁症患者的痛苦很难被正常人理解。我6岁开始受焦虑的困扰。说不清从何而来,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常常让我惊恐发作,全身抽搐,在濒死感中挣扎。初中二年级,我因为焦虑出冷汗,精神恍惚,出现了类似哮喘的症状。高考臨考前的两个月,我严重失眠,免疫系统垮了,不停地生病。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00年的大学新生军训。军训的时候夜里常常紧急集合,我住五楼,还是小班长,根本无法入睡。人形容失眠,说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那一点不夸张。

事实上,“痛苦”二字并不足以形容掉入抑郁症谷底的感受。你觉得痛苦,意味着你还能感知,能比较,能判断。我觉得“失控”这个词更准确。上大学不久,我就因为抑郁症出现自杀念头休学了一年。在那一年里,我常常三四天不吃饭,一天不喝水,有时候,上厕所的生理需求也无法让我从床上爬起来,只能在床上解决。回到学校以后,我曾经完全无法以常人逻辑来判断人际关系,因为怀疑宿舍舍友背地里说我坏话,把所有人的东西都扔在了地上。我更加无法抑制自己头脑中的自杀念头。我试过攒安眠药,认真策划过跳火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身边建筑的结构都很了解,上楼顶不下100次,派出所的同志都认识我。

现在很多朋友会说我的状态比没有得抑郁症的人更积极。郁友们喜欢向我来讨教经验。最常见的问题是该不该吃药。我建议大家遵医嘱服药。可有的人会反问:“你不是吃药好的,为什么要让我吃药?”大家总希望我回答他们:“我该怎么办?”问题在于,抑郁症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太大了,没有人能够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一个例子是,我从2013年开始长跑,每天风雨无阻跑步10公里。跑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调节方式。运动在治疗抑郁症中的作用也已经被医学研究证实。但是我能说跑步就一定能治疗你的抑郁症吗?首先,抑郁症的症状之一就是缺乏行动力,你的病情能够支持你开始行动吗?当你能够行动的时候,你有足够的意志力坚持下去吗?这里面还有一个性格和志趣的因素。我接触的抑郁症患者里面,有人发现写作有疗愈作用,还有人觉得做家务也有帮助。关键不在于采用哪一种具体的方式,而在于找到真正适合你的方式。

我在治疗抑郁症的过程中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尝试。2000年那会儿,“抑郁症“还是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词。大学休学之前,我的焦虑症状一直被误认为是身体弱。休学期间,父母带我去医院检查,去的不是精神科,查的项目是CT,吃的药物是维生素。因为查不出原因,有病乱投医,我还吃过朱砂,避邪。我确诊抑郁症是2001年。在那以后,除了开颅手术和电击,所有方法我都尝试过。

我先后吃过四五十种药,但我的身体对药物并不敏感。一个负责任的精神科医生会告诉你,药物发挥作用的概率是60%至70%(注:在我们的采访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指出药物有效率是30%到60%),所谓发挥作用,就是能让你的症状有所改善,并不意味着能治愈。刚毕业那会儿,我也投入了大量金钱和时间接受心理咨询,有有效的,也有没效果的。

2003年进入“阳光工程爱心行动”的互助论坛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公益意识,与其说是帮助别人,不如说是自己的需求。通过论坛上的交流,我意识到我不是一个人,我看到有些抑郁症患者能够从疾病中康复过来。2004年下半年开始,我在全国举办郁友们的聚会。最早发起的线下聚会目的也很单纯,大家希望能够见见面,随意分享一些东西。深陷抑郁症困扰中的人是很脆弱的,没有能力去伪装自己。在这些聚会中,我们交流过很多心里话,我也找到了很多知己。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互助交流的作用,它可能可以给你提供一种支持。在和抑郁抗争的过程中,真正能救你的不是别人,关键在于是不是有强烈的自我意愿去改变、去自救。我这个人性格中积极与悲观并行,存在有毅力不服输的一面。而我的另一个动力来自我的父母。大学期间是我患抑郁症最严重的时期。我的父母一面要为我的病担忧,一面要承担周围的流言蜚语。休学期间,我母亲每天在家照顾我,天天以泪洗面。复学之后,父亲为我停止了工作,陪着我把大学读完。我亲眼看到父亲“一夜白头”。这些爱让我一直很自责,也给了我自我拯救的动力。

在我看来,与抑郁症的斗争是一场“修行”,这场修行既是行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我一直拒绝因为抑郁症而脱离正常的生活。大学是我最痛苦的几年,因为抑郁,大学四年我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因不及格需要补考,但我坚持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2014年专职公益之前,我坚持了9年的外企工作。我常说,如果我没有从2003年开始从事抑郁症互助,我的病不会好起来。我把自己的大量精力倾注在了互助工作上,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助人,而是给自己对抗抑郁寻找了一个重要的支点。这些行动尽管艰难,但它们让我没有与社会脱轨。我发现,即使是作为一名抑郁症患者,我依然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这些年来,我在精神上也在不断重新认识自己,思考和处理我和抑郁的关系。2007年我做个大手术。6小时的手术后,我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身上的插管让我难受极了,我甚至动手拔掉了胃管。也就是这次手术,让我对死亡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体验:我意识到,有些痛苦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肉体的痛苦,而有些痛苦是主观的,如果它们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我是不是可以用意志去克服它们?我反思了这么多年反反复复的自杀尝试。2006年的一天夜晚,我曾经站在30层高的写字楼楼顶上。在决定跳下去之前,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我叫爸爸照顾好妈妈,我说我实在熬不下去,对不起。挂电话后几分钟,在写字楼的两个同事突然跑上楼顶,是我爸打电话向他们求救的。一会儿,警察、领导,都来了。回过头去想想:给父亲的那个电话,到底是想诀别,还是潜意识里的求救?我意识到,即使在最后一秒鐘,我也还有求生的希望或者说本能。想明白这些,2007年出院以后,我再也没有了自杀的念头。

再后来那些年里,我越来越能够直面抑郁,不再恐惧它。我以前经常组织郁友活动,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最痛苦的。我开玩笑说,这个东西没有奥运会项目,没法比较。有些人还说:“抑郁症比癌症更痛苦。”不断谈论自己的痛苦是不是也很可能是一种逃避?7年前,我父亲患上了癌症。我亲眼见证了他和癌症的对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从来没有害怕过死亡,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从未发现他陷入过恐惧。现在,父亲的癌症已经复发三次,他依然按照多年来的老习惯,每天走10公里。从前,我曾经特别害怕父亲哪一天会不在了,但慢慢地,从他身上,我学会把这种恐惧也放下了:因为我发现生命的长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当下的每一天都享受了生活。

很多郁友都有一种想法,他们说:“要是能够回到生病以前的状态就好了。”我就问:“你怎么知道生病以前的状态是最好的呢?如果不是因为以前的状态有问题,你会得抑郁症吗?”在我看来,“回到从前”是一个伪命题,克服抑郁要的是成长而不是回退。

我的生活彻底因为抑郁症而改变了。我找到了自己愿意从事一辈子的事业,我学会了用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去生活。但我并不会因此为抑郁症唱赞歌,苦难本身不值得赞美。毫无疑问,抑郁症是敌人。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敌人,我们一定要杀死它吗?有些时候,你真的干不掉你的敌人,这就是事实,干不掉它的时候,你能不能和它相处?和它友好相处就是一种软弱吗?两千年前《孙子兵法》就说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肉体上消灭敌人并不是唯一且最好的方式。

2012年以后,我的抑郁症症状基本控制住了,但我很少用“康复”这个词。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一个巨大的不幸是这种疾病的复发率很高,它可能会一辈子和你如影随形。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有惊恐发作的时候,我依然会焦虑。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时候,我跑着步,突然眼睛就看不见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能驾驭这些感受,而不是被它所驾驭。我会反思和觉察自己的情绪,比如我语速比较快的时候,我会想想是不是因为焦虑了?如果真的是焦虑,我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对抗它的方式。

现在的我在生活中除了抑郁症还有许多东西。我爱长跑,一年可以跑很多个马拉松。我喜欢旅游,有一帮无话不谈的驴友朋友。我还有我的事业。2014年,我在北京幸运地找到我的灵魂伴侣。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懂得倾听与共情,她是我抗郁路上最重要的支点。结婚后,我的很多症状渐渐消失,我越来越懂得活在当下,享受幸福。爱,永远是最强大的生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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