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残阳

从放羊娃到“铁帽子王”，从抗击外军侵略到死于农民起义军之手，晚清蒙古王公僧格林沁的一生，犹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而他率领蒙古铁骑向着洋人的重炮发起悲壮的冲锋，恰恰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注解——即使是再英勇无畏的武士，也无法与急速前进的时代潮流所抗争。僧格林沁死于乱军之阵的下场，也昭示着属于八旗军时代的彻底终结。

人生的逆转

1811年，僧格林沁出生于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虽然他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出生也算显贵，但到其父亲一辈，家道早已中落。他父亲是四等台吉（台吉是清朝对蒙古贵族的封爵名，分一至四等，四等为最末等），却靠放牧为生，被别人戏称为“雅马台吉”，即放羊的穷台吉。有一天，父亲正在放羊，得到妻子生下双胞胎的消息匆忙赶回，给哥哥取名“朗布林沁”，意指宝贝大象;为他取“僧格林沁”，意思是宝贝狮子。僧格林沁从小就随父亲一起辗转多地放牧，可以说尝尽了人间冷暖。

僧格林沁，清朝抗英名将。

僧格林沁的命运能够发生转变，还得感谢其伯父、在北京雍和宫当喇嘛的布和巴特尔。他12岁时在伯父家住过一段时间，随着伯父去过本旗最为显赫的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的家做客。索王侧室韩氏夫人见僧格林沁年少聪慧、仪表堂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索王与嘉庆皇帝之女成亲后没有儿子，按规须从家族近支中选定嗣子。伯父做通了韩氏夫人的工作，把僧格林沁作为候选人报送朝廷。道光皇帝审阅族众，见僧林格沁仪表非常，立为索王嗣子。也就是说，僧格林沁靠着高颜值改变了人生命运，成了世袭郡王，还沾了养母的光，做了道光皇帝的皇亲国戚。自然，他把自己从放牛娃到贵族的命运转变，都归功于朝廷的恩宠，终其一生都绝对效忠于清廷。

1825年夏，索王忽然去世。同年秋，僧格林沁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道光皇帝对僧格林沁这个名义上的外甥恩宠有加，不但赏赐金银、为其修建官邸，还容许其召集流民进行开垦，用佃租支撑王府的开销。1828年，多罗贝勒文和将女儿嫁给了他，续写了“满蒙联姻”，进一步密切了僧格林沁和皇族的联系。1829年9月，清廷又赏赐僧格林沁黄马褂，令其掌管火器营事，成为其军事生涯的开端。此后数年，他多次被委以重任。

1850年2月，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皇帝继位，僧格林沁被选为顾命大臣之一。当年9月，僧格林沁奉命在京郊密云县剿匪，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实战考验。作战中，他精心排兵布阵，冒着敌军的箭矢勇猛冲锋，显示出较强的军事技能。咸丰皇帝同样对僧格林沁十分信任，多次加官进爵，委以重任。

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派出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2万太平军挥师北伐，一路攻城略地，向直隶进军。在攻占河北深州后，太平军驻扎休整。一时间，北京城内人心惶惶，很多人径自逃走。此时，僧格林沁奉命督办京城巡防，他调集兵马驻守京郊，大力整顿京营旗兵，组织官绅开仓济粮，全力稳定京城秩序，做好与太平军作战的准备。

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咸丰皇帝任命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亲自向他颁发关防，赐给纳库素光刀，勉励他为朝廷效力。北伐太平军向天津进军后，僧格林沁也相应移营，把太平军围困在静海、独流一带。对峙3个月后，僧格林沁乘夜翻越壕沟、攻入营垒、发起进攻。太平军在突围中损失2千余人。僧格林沁带队一路追杀，擒斩甚众。咸丰皇帝接到捷报后大喜，赐予僧格林沁“湍多巴图鲁”称号，即满语“勇士”之意。

从1854年开始，僧格林沁与太平军展开了连番作战。此时的太平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且天寒地冻、极不适应，整体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围困阜城作战中，太平军头领吉文元不幸战死。此后，太平军突围至连镇、高唐，与清军对峙近1年时间，双方互有攻防，久攻不下的僧格林沁也屡遭朝廷指责。1855年2月，清军攻克西连镇，林凤祥依然率军在东连镇固守。3月5日，东连镇被攻陷，林凤祥受重伤被俘，械送京城后被杀。

其后，僧格林沁率軍向高唐进发。他让部队故意装出防备松懈的样子，引诱李开芳上钩。3月17日，陷入孤军作战的李开芳决定率部突围，僧格林沁亲率500铁骑猛追50里，令太平军遭受较大损失。李开芳聚拢残军占据茌平冯官屯，继续与清军对峙。他们在城内挖掘地道，神出鬼没地对清军发起进攻，清军伤亡甚多。恼羞成怒的僧格林沁，安排三千民工引水灌城，城内太平军的地道被水灌满，粮草、火药皆湿，不管是作战还是生活都格外艰难。5月31日，李开芳决定出城诈降，不曾想被僧格林沁识破，最终其与部下全部被捕。

僧格林沁因平定北伐太平军的功绩，被授予博多勒噶台亲王，且被加恩世袭罔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铁帽子王”，他的父亲被追授贝子，兄弟都受到赏赐。他回到北京后，咸丰皇帝在养心殿与他行抱见礼，赐朝珠及四团龙补褂。一时间僧格林沁声名大噪，和曾国藩被人合称为“南曾北僧”，成为捍卫朝廷的支柱。

抗击外辱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相继失陷广州城和大沽口炮台，陷入了严重的海防危机。僧格林沁是坚定的主战派，向咸丰皇帝奏请，坚决要求撤回和谈代表，主张倾全国之兵抵抗到底。1857年6月，他奉命前往天津督办海防事务。经过近两年的经营，大沽口炮台由4座增加至6座，安设火炮60门，驻防清军4000人;双港修建炮台13座、安设火炮81门，驻防6000人。此外，僧格林沁还在大沽口至山海关一线部署大量蒙古骑兵，发动乡勇和团练一同保卫天津海防。

1859年6月，英法公使以“换约”为名，率领各式战舰21艘、搭载武装护卫人员2200余人，气势汹汹向天津大沽驶来，企图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就范。僧格林沁照会英法公使，要求他们在北塘登陆，并不得携带武器。但趾高气扬的洋人，显然把他的要求当作了耳边风。

6月24日夜，英法联军乘着夜色，动用舢板炸断防阻外船进入内河的铁链、棕缆，强行闯入内河，被清军驱赶。25日拂晓，英法共13艘军舰在大沽口炮台外整齐列阵，公然发起挑衅，但清军按兵不动，“决不衅自我开”。至当日下午，英法舰队率先向大沽口炮台开炮，虽然他们火力强大，但炮台围墙经过前期加固后足可抵挡。僧格林沁当即下令，各炮台同时开炮还击。经过一番激战，击沉击杀敌船13艘。炮击中，清军32人阵亡。

敌船上搭载的英法步兵强行登陆，向清军营地发起进攻。此时，僧格林沁早已安排蒙古铁骑在沿海一线防守，骑兵们冒着猛烈的枪炮发起冲锋，奋力击退联军，保护了营盘的安全。两军对峙数日后，敌船最终撤离，清军取得了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的胜利。这也是1840年以来，清军在抵御外辱中所少有的胜仗，有力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咸丰皇帝龙颜大悦，对僧格林沁和一众官兵都大加封赏，一时间皆大欢喜。

第二次大沽口作战的胜利，在西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一文中作了热情洋溢地点评：“约有两万清军做后盾的大沽口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舰队进行猛烈地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进，结果进攻者完全失败。”而西方政界，也发出了“已百余年来未经受此惩创”的哀叹。

这一次胜利，也极大地滋长了僧格林沁的骄纵心理，认为“夷上岸不能带大炮，其人数虽多，我兵马步抄截，足资抵抗”，因此在防备上有所松懈。客观来说，这次僧格林沁的对手只不过是护卫英法公使的武装人员，还不是他们最精锐的部队。而不甘心失败的英法两国，正在精心筹划对清政府的致命一击。

1860年7月，英法联军共约2.5万人、各类船只近200艘，浩浩荡荡向天津进发。这一次，联军避开了防御严固的大沽口，选择从北塘登陆，并占领北塘镇。其后，联军相继攻陷新河、军粮城，进陷唐儿沽，与大沽口炮台仅一河之隔。双方隔河对峙，各自进行着作战准备。

这时，晚清政治中最奇特的一幕上演了。面对着外敌入侵的危险境地，咸丰皇帝下达给僧格林沁的手谕中，却“苦口婆心”“循循善诱”说道：“天下根本在京师，当迅守津郡，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并给予他在战况紧急时率先逃跑的权力，就是怕他在炮台力战到底、以身殉职。其他亲王也来函劝说“死守大沽非忠君爱国之道”。

8月21日，英法联军向大沽口北岸炮台发起猛烈轰击。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称的战斗，当时的英法联军已装备了后膛枪炮，清军还在使用鸟枪、火铳及大刀长矛，无异于羸弱的少年与满身肌肉的壮汉进行搏击。但蒙古骑兵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也让侵略者们留下深刻印象。在英法随军人员撰写的文章中，有很多关于“鞑靼兵”（即蒙古士兵）勇敢作战的记载。然而，精神的英勇，无法弥补作战指挥的失误和武器装备的落后，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北岸炮台失守，直隶提督乐善等全部战死。

僧格林沁固守抵抗的思想，此前已在上下劝说之下逐渐动摇。特别是眼见北岸炮台失守、敌人已经冲到跟前，他干脆命令下属升起白旗，率领大沽口南岸炮台守军和蒙古骑兵全线撤退至通州，把天津城拱手让给联军。因防守大沽口不力，僧格林沁被拔去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职务，以示惩戒。

正当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带进行战前准备时，咸丰皇帝却一直在“和”与“战”之间来回摇摆。直到9月17日，与联军的谈判彻底破裂，清政府才最终下定作战决心。9月18日，僧格林沁根据怡亲王载垣通知，将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一行39人全部截留，送至北京城后囚禁在圆明园等处。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英法联军，大战就此爆发了。

通州是北京的东大门，一旦失守北京就十分危险。僧格林沁知道职责重要，向咸丰皇帝表明了心迹——“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9月18日，英法联军向清军进攻，僧格林沁命令骑兵出动抄袭联军，不曾想联军发射火箭数百枚，让清军马匹受惊，调头向后冲击，打乱了步兵的队形，清军很快溃逃。僧格林沁率兵退守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八里桥。他指挥军队，利用八里桥附近的灌木丛林，加紧构筑战壕和土垒。

9月21日凌晨，英法联军分三路向八里桥发起猛攻，面对着敌军的猛烈炮火，蒙古铁骑一波波地奋勇向前冲锋，但很大一部分在冲锋路上就被联军的火力杀伤，仅有一小部分能够冲到联军前侧几十米处，向他们射箭，用冷兵器来对付枪炮。

僧格林沁指挥蒙古骑兵向联军发起穿插行动，企图分隔敌军、各个击破。但由于南路清军溃败、逃往北京城，联军趁机向僧格林沁的后路发起包抄，他的穿插计划彻底失败。眼看作战越来越被动，僧格林沁干脆以保存实力、严防京师的名义，在当日中午“自乘骡马，撤退而逃”，八里桥之战以清军溃败而告终。

战败的消息震撼京城，咸丰皇帝仓惶逃亡热河，一边赶紧安排人员前往联军处议和，一边从全国调集军队防守京城。虽然此时北京城内外合计有近20万清军，但他们早已吓破了胆，并没有丝毫的抵抗意志，按联军下达的“最后通牒”，打开了安定门，联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大摇大摆进入北京城。

英法联军进城后，得知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被囚禁在圆明园、一半人员被虐待致死的消息，盛怒之下将该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毁。在连续几天遮天蔽日的浓烟中，不但圆明园，连附近的畅春園、清漪园等也变成了一片焦土。随后，清政府在联军的武力胁迫下，不但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还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在丧权辱国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僧格林沁因为守卫京师不力，被褫去爵、职，所属蒙古骑兵被下令撤归游牧，其余士兵并入其他部队。就这样，只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就从人人称赞的抗夷英雄转为失陷京城的有罪之人，从神坛跌落深渊。

死于捻军刀下

就在清政府刚刚完成同英法等侵略者的议和之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举起屠刀，集中力量对太平军和捻军进行镇压。因山东捻军活动频繁、直接威胁京畿安全，刚刚战败褫职的僧格林沁，被咸丰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恢复郡王爵，前往山东剿捻。这也成为僧格林沁生命晚期的主要任务。

1860年12月，僧格林沁率领清军一万多人进驻山东，统一调遣各路兵马。12月26日，他亲率骑兵2000余人，与捻军在巨野一带作战。连日冒雪行军的清军极为疲惫，官兵疲于奔命，结果被捻军团团包围。经过一番苦战，僧格林沁突围，副都统格绷额等多名将领被捻军杀死。

翌年2月，大批捻军由江苏北上，与清军在菏泽东北李家庄展开大战。僧格林沁命令清军从南、北、中三路向捻军发起进攻，而捻军则排出步兵居中、骑兵从两侧进攻的队形。一番激战过后，清军大败，撤往唐家口。

经过一次次失败，僧格林沁吸取了教训，采取了新的战法，即扼守多个重要城镇据点，时时监控捻军行动，伺机派出部队与捻军作战，总算取得了几次作战的胜利，受到咸丰皇帝的奖赏。1861年8月，咸丰皇帝去世，同治皇帝继位，恢复了他博多勒噶台亲王爵。

1862年，大批捻军先后由山东转入河南活动，僧格林沁随之率骑兵入豫，从2月份起经过连番作战，相继攻破捻军数个城寨，杀死一万余人。6月，他在商丘金楼寨，向一支白莲教起义军发起进攻。这支起义军以郝姚氏、金鸣亭为头领，战斗力强悍，清军久攻不下。僧格林沁使了一招反间计，抓捕金鸣亭的儿子作为人质，逼金鸣亭作为内应。随后，有内线拿出金的禀词给起义军小头领常立身过目，常暴怒之下杀了金鸣亭。于是乎，起义军内部相互猜忌，人心大乱。清军趁机发起合围，攻下金楼寨，并将全寨1400人全部赶尽杀绝。僧格林沁指挥军队，乘势连破援军于邢家圩、吴家庙、营廓集，前锋直抵亳州境。8月，朝廷下令，由僧格林沁统辖山东、河南军务，并直隶、山西四省督、抚、提、镇统兵大员均归节制。一时间，僧格林沁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统帅一方的重臣。

僧格林沁指挥各路大军，向着捻军位于安徽的“老巢”发起进攻。1863年3月，清军与处处遭遇围困、被迫在雉河集一带聚集的捻军发起了会战。僧格林沁命令骑兵在前冲锋，火炮和弓弩在后远程发射，将捻军的骑兵打败，捻军四处逃散。其后，他命令清军四处追击，将捻军首领张洛行捕获，连同其妻、子一起被凌迟处死。经此一役，安徽一带捻军遭受重创，僧格林沁则被加恩“仍以亲王世爵罔替”。僧格林沁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接地带，多次打败捻军，取得了较大的战果。

捻军接连失败后，在河南境内进行整军，共同推举赖文光为首领。他们汲取了多次失败的教训，为应对僧格林沁的骑兵，采取“易步为骑”的方法，扩充捻军的骑兵力量，提高机动作战能力，使之成为一支“善战善走”的武装力量。

此时的僧格林沁，还沉醉在“捻军克星”的光环之中而不能自拔，依旧沿用老战术应对捻军。1864年底，捻军在河南、湖北一带大范围机动，僧格林沁率军一路追赶。双方先后在湖北襄阳、河南邓州、鲁山进行了三次作战，均以清军失利告终。

一连串的失败，让骄纵的僧格林沁失去了理智，发了疯一样要追歼捻军。而捻军则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在豫西、豫中、豫南、豫东一路机动至山东，让僧格林沁跟在屁股后面猛追几个月时间，路程不下三四千里。清军先后累死数百人，士兵苦不堪言。就连僧格林沁本人，每日晚上席地而寝，天刚蒙蒙亮就上马挥鞭，继续奔驰，最紧张时“辄数日不离鞍马，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朝廷看出这样不可持续，谕令“未可一意跟随”。但这时的僧格林沁，却依然我行我素。最为致命的是，僧格林沁的战将大多战死，派遣来增援的湘军、淮军并非诚心诚意听他派遣，他也不太信任他们，于是就陷入了几乎无将可用的境地。

1865年5月，赖文光率领捻军在菏泽城西北高楼寨一带聚集，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埋下伏兵。僧格林沁以为全歼捻军的机会到来了，率领骑兵孤军冒进，于5月18日向高楼寨发起进攻。捻军先派少数兵马诱敌，稍一接触就作溃逃状，一步步把僧格林沁的军队引入了埋伏圈，经过一番激战后把清军击溃。僧格林沁率领残兵退入高家楼南面的一个荒圩“葭密寨”，被捻军团团围住。

当天夜里，缺弹少粮的清军要求突围，僧格林沁被迫同意。因天黑看不见路，清军只能四处乱闯，从属有一半被捻军杀死。当僧格林沁逃离到一个名叫吴家店的小地方时，追随而来的捻军使用一丈多长、一头安装利刃的长枪，对着清军一阵乱捅，很多清军都被挑落下马。僧格林沁凭着人高马大，提刀奋力抵挡，但经不住捻军人多势众，最终身受重伤，在一处麦田毙命，时年54岁。

僧格林沁战死之后，曾国藩立即派遣左宗棠前往搜尋其尸体。由于事发突然，一时间也难以准备棺椁。最后，还是一位县令将其祖母的寿木捐出，才让僧格林沁体面入殓。

消息传回北京，垂帘听政的两宫震悼，下令予以厚葬，祀昭忠祠，于立功地方建专祠，配享太庙。僧格林沁的陵墓位于沈阳郊外，经过150多年的风雨洗礼，目前仅剩一块石碑，还断成了两节。而一户蒙古族的白姓人家，一百多年来始终为其守墓，已经持续了十辈人。

（本文参考资料：刘毅政《僧格林沁》、班布日《双面将军僧格林沁》、田继忠《僧格林沁传奇：放羊娃当上铁帽子王》、李扬帆《僧格林沁之死：晚清骑士的最后愤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