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事关“两个百年”伟大目标，事关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进程，其战略意义显而易见。目前，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推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国际事务、深化同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的宣言书，同时也是引领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联动发展、包容发展、合作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员令。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历史呼唤也是时代诉求

“一带一路”是2013年9-10月间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来的。此后近4年时间，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早期收获和成果。对此，习近平主席精辟地做了总结。他说，这4年是政策沟通不断深化的4年，是设施联通不断加强的4年，是贸易畅通不断提升的4年，是资金融通不断扩大的4年，是民心相通不断促进的4年。

“一带一路”作为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纪倡议”，之所以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发出，绝非偶然，而是根植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并以强烈的现实需求为依据的。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我国的重要邻国。古老的丝绸之路，就是从今日的哈萨克斯坦进入西亚、阿拉伯地区和地中海沿岸，向南进入阿富汗、印度和南亚次大陆，向北经过俄罗斯进入欧洲的。所以，哈萨克斯坦所在的中亚地区，自古就是物产交流的集散地，是沟通东西方文明，联结南北方交通的关节点。哈萨克斯坦独立20多年来，中哈两国政治、经贸、人文、安全、地区和国际事务等各领域合作全面推进。中哈关系成为睦邻友好、联动发展的典范。目前，中亚地区共有5个国家，除哈萨克斯坦外，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中亚5国与我国的关系目前都很友好。和我国的务实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取得许多具体成果，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有着更加广泛的现实需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中亚5国相互关系较为复杂，合作发展的意愿较低。我国倡导和推动的多边合作，常常因中亚5国难有共识而无法实施。习近平主席提议本地区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目的就是要改变中亚5国在发展问题上各行其是、彼此孤立的局面，通过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引导本地区各国开展互利合作，推动相关国家携手并进，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共同进步之路。这项倡议对于我国自身的发展，对于我国全面拓展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也具有不言而喻的巨大意义。实施这项倡议，可以拓宽我国西部地区走向外部世界的出路，加大西部地区与外部世界合作的步伐，更好地解决我国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地区失衡问题。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的大国，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总部所在地，是新兴经济体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海上邻国。中国与印尼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时代，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深度交融。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后，中国人是从东部沿海出发，经过东南亚走向外部世界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持续向好，务实合作整体水平不断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东盟国家努力建设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在区域合作方面形成许多很有创意的新思路，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同。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在“10+1”“10+3”即东盟加中日韩等诸多框架下，得到长足发展，双方贸易额高达4000多亿美元，并且还有巨大增长空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议中国与东盟加强海上合作，用好中方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可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最初是两项不同的倡议，是在不同地点分别提出的。但这两项倡议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基本主张彼此相通，于是很快被合成为一项倡议，即“一带一路”。当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国内有些方面的反应不是很快。相关部门、机构，包括专家学者们，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一倡议的丰富内涵及其战略价值。当年10月，中央召开首次周邊外事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此被纳入我国周边外交总体布局。从这时起，“一带一路”成了我们党的最高决策，变成了我们国家的集体意志，成了中华民族全力以赴的崇高事业。全党内外，全国上下，从此才真正感悟到，“一带一路”是中国提高与外部世界良性互动的水平，加快“两个走向”，即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步伐的新举措，也是中国引导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参与构建世界新秩序的重大行动。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和时代需求，我们不能仅从地缘政治一个维度来理解，还要从全球政治和人类发展进程的大视角进行观察和思考。众所周知，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其突出特点就是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进入国力相对萎缩、影响相对滑坡的下行通道，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了综合国力急剧增强、国际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的上行区间。此外，美欧国家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陷入窘境，社会上的失望和绝望情绪蔓延滋长，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应运而生。再加上中东地区发生大规模动乱和战乱，难民效应外溢到整个西方世界，抵制区域合作、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逆势来袭。而我国在不断对外开放、广泛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取得巨大进步，今后仍要以扩大开放和合作发展作为基本国策，这就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更大的程度上融入国际社会，把我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紧密地衔接起来。因此，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投资保护主义，坚定不移地提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积极支持并大力推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倡导并引领世界范围内的大开放大发展大合作进程。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大环境和时代大背景。

综上所述，可以说，“一带一路”作为“世纪倡议”横空出世，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呼唤，是走向全面复兴的中华民族在“替天行道”，是国际社会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义务。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有这么大的政治胆识和魄力，没有哪个国家执政党有这么大的动员力和影响力，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把自己的战略构想，把自己的政策主张，变成普天呼应、全球参与的全球行动。因此，国际上有人说“一带一路”是“世纪倡议”，绝非夸大其辞。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实现“五通”

“一带一路”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牵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全球行动。要实现这个无比恢弘的“世纪倡议”，必须充分认识和理解其核心任务，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实际上，“一带一路”中的这“五通”，最初的提法和解释与现在并不完全一致。我们研究并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必须充分注意到“五通”提法的前后差异，准确把握“五通”概念的内涵变化及其相互关系。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说，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提议以点带面，多线到片，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受国务院委托，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这份非常权威的政府文件，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五通”，重新界定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来在国内外许多场合论述“五通”时，使用的都是这份政府白皮书的新概念。有关部门的宣传和解释工作，也是根据政府白皮书中的“五通”概念展开的。那么，这“五通”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政策沟通是先导。所谓的政策沟通，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沟通。从事政策沟通的，不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要有中央政府各部门、地方政府不同层面的广泛参与，也包括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大企业。政策沟通，一是要实现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相关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二是要实现合作机制与规则以及具体政策的对接，三是要实现具体项目运作方式方法的对接，包括环境和技术标准、风险评估与防范、安保体制和应急机制的对接。离开充分的和有效的政策沟通，再恢弘的蓝图都是一纸空文，再积极的倡议都是一厢情愿。

设施联通是关键。这里所说的设施联通，不只是最初我们设想的道路联通，而是与交通运输相关联的所有设施的互联互通，这种广义上的互联联通，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海运、河运、空运，还包括油气管道、光纤电缆、通讯设施、水电气等各种管网，也包括与此相关的码头、港口、机场、电站、保税区、储运仓库、工业园区、互市贸易区、产能合作区等等。没有广义和持久的设施联通，要创新区域合作模式，提高经济一体化水平，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是做不成、做不好、做不大、也做不长久的。我国和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实现高水平的联动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即便有所行动，也是浅尝辄止，无法实现广泛突破，更不会有特别大的进展。

贸易畅通是目的。通过政策沟通推进设施联通，最终目的是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使“中国制造”也就是中国产品更大规模地走向外部世界，同时使外国制造的优质产品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不断推动我国所在地区和整个世界的贸易大发展、技术大交流、人员大流转，进而实现经济大繁荣、安全大改观。这样的贸易畅通，自然而然地会改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实现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扩大贸易种类，使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文化贸易等各种各样的贸易形式，与传统的货物贸易一样，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金融通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的规模巨大的全球行动。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外，不断扩大的产能合作和资源能源合作，都必须有巨量而可靠的资金支持，这就需要建立强有力的融资机制，需要建立有别于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的新型金融合作平台。早在“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之前，中国就已经与相关国家建立了一些合作基金，如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等。但是，要解决“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保障问题，这些远远不够。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后，中国立即成立了完全由本国出资的丝绸之路基金，同时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另外又建立了一些新的基金，如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等。近来，中国对已经建立的基金，如中非发展基金，丝绸之路基金等，大幅度增资，同时还准备成立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并为中国金融机构开展境外业务提供更大的财政支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资金融通的保障作用还将进一步增大。

民心相通是基础。我们常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们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更广泛的区域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开放发展、合作发展、联动发展与共同发展，无论如何都会触及国家主权、安全、责任、利益、国与国关系等重大敏感问题。再加上国际上某些势力害怕中国和平崛起，常常故意抹黑中国，在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中制造混乱，“一带一路”建设在某些国家，或者在某些时间段内，可能遭遇某种社会力量，如媒体、环保组织以及跨国NGO等所谓民间势力的抵制和干扰。有鉴于此，宣介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高度重视释疑解惑工作，让国际社会特别是合作伙伴，深入理解“一带一路”与合作共赢的关系，对我们的良好意愿形成广泛的认知和认同。民心相通工作，政府要做，企业也要做；媒体要做、智庫更要做。工作主体要多元化、内容要多样化，手段要现代化，形式要本土化。只有真正做到民心相通，实现民情顺达、民意牢固，“一带一路”建设才能平稳推进，也才能行稳致远。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五通”是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任务，但不是目的本身。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实现“五通”的过程中，全面弘扬历史积淀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伟大丝路精神，为陷入混乱、失序和迷茫状态的国际社会，开辟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引导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关键在于“六大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是牵动全世界、惠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这一全球行动中来。但是，“一带一路”建设重点还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首先是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实施彼此关联而又各具特色的“六大经济走廊”计划，对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极为关键。国内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特别是有意走出去的企业，尤其要了解“六大经济走廊”的基本内涵、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向，要准确把握这些经济走廊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进展、建设中面临的不同任务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建经济走廊的构想，是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巴期间提出来的，可以说早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之所以提议与巴基斯坦共建经济走廊，是因为中巴两国早已建立起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程度和务实合作水平都很高。双方携手共建经济走廊，不仅可以使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天然气缩短绕道马六甲的航程，经过巴基斯坦径直进入中国，同时也可以使中国走向外部世界的通道更加多元，使中国西部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便捷。2015年3月发改委等单位发布的“一带一路”白皮书，确认了中巴经济走廊的特殊意义。当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巴，中巴双方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协议金额高达400多亿美元。当时，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了题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的演说。他郑重宣布：“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巴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抓手。我们要发挥走廊建设对两国务实合作的引领作用，以走廊建设为中心，以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4+1合作布局。”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已被视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对这条走廊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增大，据巴基础斯坦方面透露，中方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实际投资目前已经超过600亿美元。

中蒙俄经济走廊。中蒙俄三国共同建设经济走廊的构想，学术界早有议论。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中蒙俄三国元首会晤时表示，中蒙俄三方可以共同努力，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2016年6月，三国元首在塔什干共同见证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根据这份纲要，中蒙俄三方将重点关注以下合作领域：一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及互联互通；二是加强口岸建设和海关、检验检疫监管；三是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四是深化经贸合作；五是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六是加强生态环保合作；七是推动地方及边境地区合作。一般认为，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有两个通道，其一是从华北京津冀经过内蒙进入蒙古和俄罗斯，其二是沿着老中东铁路穿越东北三省进入俄罗斯远东。目前看，俄罗斯和蒙古参与这条经济走廊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总体前景看好。但是，俄罗斯与中国毗邻的远东地区地广人稀，蒙古国总共只有300多万人口，两国人口资源和市场潜力相当有限，大规模开展对华合作意愿不是很高。蒙古各党派有时还把蒙中关系当作相互间开展政治斗争的筹码和工具。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自然也会有很多变数。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条经济带以新疆为起点，经过中亚5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入伊朗、土耳其以及阿拉伯地区各国，包括海湾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等国。目前，中亚地区形势总体稳定，西亚地区政治形势相当复杂。某些国家正处于严重动乱和战火之中。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多端，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测因素太多。中国在这个方向的合作伙伴国，主要是哈萨克斯坦中亚5国，与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大国的关系也稳中向好。但是，从地区形势发展变化的全局来看，要在中国—中亚—西亚之间建成一条各国间紧密联系、相向而行、密切合作、长期稳定的经济走廊，打造出我们所期望的区域合作新模式和联动发展新格局，还有相当大的难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国所设想的这条经济走廊，东起中国珠三角地区，西起西南各省区，陆路通道可通过广西和云南，进入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远至新加坡等国。中国的目的是要以国内外沿线的大中城市为依托，以现有的和即将建设的铁路公路为载体，以不断扩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为基础，加快形成以中国为龙头、相关各方紧密合作的区域经济体，开辟中国与东盟休戚与共的合作新境界。2014年12月，李克强总理出席大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第五次领导人会议时，曾就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加强合作提出具体建议和主张，其核心思想，一是发掘新的增长动力；二是打造融资合作新模式；三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2016年5月，围绕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有关各方曾签署9大项合作文件，投资总额预计784亿美元。目前，影响较大且进展良好的有印尼雅万铁路，连结中国与老挝的中老铁路，位于中老边境的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中越北仑河二桥、中越峒中（横模）大桥、中泰铁路、中缅铁路、马六甲海域人工岛及港口和工业园区等。已经通车的新滇越铁路、中国—东盟信息港、中缅原油管道等，也属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标志性工程。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也就是第二亚欧大陆桥，它东起中国江苏连云港，经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的阿拉山口，西至荷兰鹿特丹，全长1万多公里，辐射30多国家。是一条早就形成的国际铁路运输线。在中国境内，这条运输线途经7个省区。因此，围绕这条国际交通线建设经济走廊，很多项目实际上要在中国国内实施，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重新布局，特別是与京津翼协同发展，与华北城市群建设密切相关。也有一些项目，如物流仓库、工业园区、产能合作基地等，可以在中哈边境实施，与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密切衔接。2011年开通的中欧货物运输班列，即通常所说的中欧班列，目前已成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中欧班列，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新亚欧大陆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内容。

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在孟中印缅四国之间建设一条经济走廊，有关专家和学者20多年前就已经进行过学术性研讨。2013年春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期间，阐述了中方关于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议，得到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不同程度的呼应。当年12月，中国有关方面在昆明主办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各方在会议上确定了联合研究计划，正式建立并启动了四国政府共同推进经济走廊建设合作机制。然而，后来的情况表明，有的国家对于建设这条经济走廊并不十分热心。除中方外，相关工作在其他国家进展非常迟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时，印方没有参加，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度明显下降，中印边境地区局势不稳。缅甸中央政权与民族地方武装之间的冲突时起时伏，也将严重影响孟中缅印经济走廊计划。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六大经济走廊建设”难度还是很大的。但习近平主席已经表态，万事开头难。“我们已经确立‘一带一路建设六大经济走廊框架，要扎扎实实向前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要注意规避风险并妥善处理各种关系

不久前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由组织谋划、宣传动员、早期收获的初始阶段，转向全球推进、精耕细做、加速发展的新阶段。来自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7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100多位外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了此次盛会。美国、日本、朝鲜也派官员参加了会议。会议传递出许多积极的信号。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了凝聚许多共识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同时还产生5大类、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正是基于这些成果，中方决定，中国从2018年起，将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2019年将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峰论坛今后要定期举办，要成立论坛咨询委员会和论坛联络办公室。

在这次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面对国际局势变数增多、反全球化运动愈演愈烈等新情况，坚定地表示，中国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通过自身的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针对国际上某些势力别有用心的诽谤宣传，他强调，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中国“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为表达中方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的意志和决心，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中国还将同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共同支持“一带一路”项目。

此外，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中国还将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4项行动。未来5年，将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未来3年，将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民生项目。另外将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并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復助医”项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北京峰会之后，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是指导中国全面走向外部世界的大战略，是描绘全球共赢发展新蓝图的大手笔，认识得更加到位。但国内有人却不够理解，甚至对迅速增大对外投资和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国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说三道四。对此，有关部门还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中国故事，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动人故事，不但要讲给外国人听，也要讲给本国人听。要让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累了巨大的发展潜能，国内资源秉赋和市场规模，已无法满足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必须把国内发展和境外发展统筹起来，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伟大事业同世界各国共同进步的历史进程衔接起来。舍此别无他路。我们不是在做亏本买卖，我们谋划的是共同发展的大棋局。

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绝不单纯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而是中国以更大决心和步伐走向外部世界的过程，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广泛而深刻地融入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的过程。因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把中国制造的产品、装备、中国的技术和标准带了出去，更重要的也把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带了出去。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本质上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在这个漫长、曲折、复杂并充满变数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风险、意外和挑战。这些风险、意外和挑战，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技术方面的，也可能是环境方面的；当然还可能是安全方面的，是社会文化方面的。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在个别国家或个别项目上，可能因自身能力、经验不足或应对不当而遭遇挫折和失败。

对此，从宏观上说，国家应从战略层面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评估，要预判未来若干年内或更长一个历史时期，世界局势是否能总体稳定，中国周边地区有无可能爆发高强度冲突，中国与某些国家的关系有无可能发生重大变故。国家既要对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更要提供及时而准确的政策指导、必要的风险提示和全面而可靠的安全保障。

从微观上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是我们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秉持共商共建设共享三项基本原则，做好政策、规则与标准的三位一体联通；都要学会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规则，学会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学会义利兼顾，以义为先。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勉为其难，不能强人所难，而要像习近平主席所要求的那样，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企业拥有走出去的足够实力，也必须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努力建立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注意积累化解危机的资源和手段。要特别注意国家形象，自觉维护国家利益。运作和实施具体项目，要对所在国安全形势、宗教文化、民风民俗、法律规范、外汇制度、劳工制度、签证制度、消防标准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判。中国驻外使领馆，既要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和保障，同时也要做好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政策指导。

“一带一路”建设辉煌而艰巨，任重而道远，凯歌行进的根本保障，在于中国人自己，在于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者系中联部原副部长、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现为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内蒙古自治区中俄蒙合作研究院荣誉院长、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