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滨

关于文物捐赠工作的研究
——以淄博市博物馆的“六人文物捐赠”为例

□王 滨

文物是历史发展的物证和传播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作为传承历史文化的宣传机构，有着“历史文化艺术的殿堂”的美誉，是“立体的百科全书”。文物是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博物馆业务活动和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的珍贵文化遗产[1]。广大观众也正是被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所吸引，才走进博物馆的。

入藏更多的文物是博物馆的目标之一，文物的征集工作是博物馆不断获取藏品补给的活水源头[2]。鉴于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这一特性，如何利用多渠道不断地补充文物、丰富馆藏、增强社会服务功能，已成为博物馆发展的长期任务。博物馆入藏文物的来源，主要依托考古发掘和征集收购，除此之外，民间捐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补充。在博物馆健康、长远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开展文物捐赠工作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

中、小型博物馆囿于体制、经费等客观因素，给文物藏量的增加带来了困难，这成为制约博物馆未来事业发展的瓶颈，而民间文物的捐赠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淄博市博物馆接受“六人文物捐赠”为例，结合其他博物馆文物捐赠的成功经验，对文物捐赠的策略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各类博物馆，尤其是中、小型博物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更多的民间流散的文物汇聚到博物馆，使之得到科学完善的、合理有效的保护和永久性保存。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研究、陈列展示等方式，让文物“活”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文物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一、史海钩沉，文物捐赠源远流长

图一 鲁迅先生捐赠的“福禄寿囍”铜镜

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历程要追溯到百年前的1905年。民族实业家张謇，举个人之力于1905年1月14日在江苏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这是中国人创办综合性博物馆的开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南通博物苑内典藏的许多文物、标本大都来自于各地人士和寺院的捐赠。由此可见，文物捐赠是博物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文物捐赠这一神圣火种从未熄灭，其中较早参与捐赠的不乏名人。比如，时为国立历史博物馆在1912年至1926年，先后接受了鲁迅先生捐赠的明代“福禄寿囍”铜镜、明代青花寿字瓷碗等一批文物[4]。其中的大铜镜，直径为41.8厘米，边厚0.3厘米，镜背有篆文“福禄寿囍”，镜钮有“薛晋侯造”四字[5]。该镜曾于1950年在苏联举办的“中国艺术品展览”会上展出，弥足珍贵（图一）。1956年，时值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将明代“福禄寿囍”铜镜及明代青花寿字瓷碗这两件文物正式调拨给新落成的鲁迅博物馆收藏[6]。又如，1929年前，当时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接受了施景琛先生捐赠的铜器，米和伯先生捐赠的陶瓶、漆盘，张庆瑞先生捐赠的宋瓷碗，刘勉成先生捐赠的影青瓷碗，周豫才先生捐赠的明青花瓷碗等[7]。

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事业继往开来，蓬勃发展。经过百年的传承和建设，一个以国有博物馆为主体、民办博物馆为补充，协调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品类结构和区域布局更趋合理的中国博物馆事业体系已初步形成[8]。而且文物捐赠工作呈现出新面貌，人民群众、收藏家、烈士亲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知名人士及其亲属、国际友人也纷纷参与捐赠。比如，20世纪50年代，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捐赠了其父被捕后的亲笔自述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联；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捐赠了李公朴烈士遭暗杀时的血衣；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捐赠了冯玉祥所收藏的文物，多达35箱，共151件。到了20世纪70年代，聂荣臻、何叔衡、李富春、张云逸、刘伯承等，亲属捐赠了他们长征时用过的重要文物；邓颖超捐赠了周恩来的多件珍贵文物；康克清捐赠了朱德的包括元帅服和勋章在内的文物701件；王光美捐赠了刘少奇的文物多件，彭梅魁捐赠了彭德怀的文物多件[9]等等。时至今日，国家领导人的家属的无私捐赠仍未停止。2014年4月19日，邓小平家属捐赠的400余件邓小平文物运抵四川广安 “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包括邓小平曾使用的家具、生活用具，其影像资料、书画作品等，其中有不少是见证了重要时刻的珍贵文物，如法国雷诺汽车厂送给邓小平的钳工工具等[10]。这些近现代文物不仅可以使人们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除上述国有大型博物馆十分重视文物捐赠外，在其他国有中、小型博物馆中，个人捐赠文物也同样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是馆藏文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淄博市博物馆民间文物捐赠的历史由来已久，从20世纪50年代末建馆伊始就陆续接受个人捐赠，其中有商代的铜爵、铜鼎和铜觚，战国时期的铜戈、铜胄，元代的白釉罐及明代的犀角杯等（图二至图五）。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举办的“双心展”（《祖国在我心中，战士在我心中》展），更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广大市民纷纷踊跃捐赠，使该馆顺利征集到了一批专题性的文物精品[11]，最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现代文物藏品体系。

将民间流散文物汇聚到博物馆，不仅可以使它们得到科学完善、合理有效的保护和永久性保存，而且可以使之成为社会共享资源，通过陈列展示、科学研究等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二、继往开来，文物捐赠方兴未艾

作为北方地区“齐鲁之邦”的山东，是文物大省。而淄博又是山东的文物大市，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齐国的都城所在地，文物古迹星罗棋布，素有“地下博物馆”的美誉。文物收藏自古就有文献记载，如《周礼》中的“春官之职，掌祖庙之收藏，凡国之玉镇大宝藏焉”。又如《春秋·桓公二年》载“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等。根植于齐文化丰厚的土壤里的民间文物收藏，在淄博有着良好的文化氛围、历史底蕴和群众基础，并且拥有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收藏队伍，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使文物捐赠这一光荣传统得到了进一步传承和延续。

陈旭、王宝刚、刘建光、刘建荣、王卫光、李金星六位先生，是淄博当地较有名气的资深民间文物收藏家，有的从事文物收藏已有30多年，收藏领域也涉猎广泛、门类繁多。他们一次性向淄博市博物馆无偿捐赠了166件文物，其年代涵盖新石器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战国陶量器，以及带有陶文的陶豆，为战国时期齐国的陶文和度量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战国时期的琉璃珠，也为进一步研究论证淄博博山是琉璃文化的发源地提供了新的佐证。战国时期的青铜剑，丰富了这一时期青铜兵器的馆藏品类（图六）；刻有“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的北魏时期的陶砖，有着较高的研究和艺术价值；铁器类，有汉代的铁釜、铁剪子、铁锸、铁剑、铁刀削和清代至民国的刀类共40余把等。其中，铁釜为“六耳”行军釜，造型独特，较为罕见；铁剪子是这一时期不可多得的铁器精品（图七、图八）。加之近年来，经过科学考察论证，淄博铁山是中国冶铁发源地[12]，使得此次捐赠的铁器系列显得尤为重要。这些铁器的入藏，对研究汉代齐国冶铁史、铁器冶铸技术，以及对清至民国冷兵器，尤其是对于淄博是中国冶铁发源地的深入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证据。淄博作为北方瓷都，金元时期的黑釉四系罐、白釉黑花玉壶春瓶的入藏，对淄博窑的传承、发展与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图九）。

图二 商铜爵

图三 商铜觚

图四 战国铜胄

图五 明 犀角杯

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淄博周村，自1904年开埠以来，成为辐射鲁中、跨越长江和黄河的著名的商品集散地，素有“旱码头”之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鸮鸟》中就有相关记载：“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清代乾隆年间，曾任刑部主事的徐文骧，有感于周村商贸的繁华，在其《周村镇赋》中写道：“货贿通夷夏之交，控蛮荆而引瓯越；宾主尽东南之美，接三江而达五湖。”这正是当年周村繁华商贸活动的真实写照。此次捐赠的有关周村商铺商号的文物有：“鸿兴号”木质印章，“天祥裕记茶庄”“泉祥茶店”“同春茶庄”“鸿祥茶庄”的茶叶筒（图十），“阜祥当铺”当票，“蚨来瑞”纸币，庆丰祥带厂“金鱼牌”商标，“农工腿带”商标，“公兴永记棉织厂”商标 （图十一），“丰盛号”发票，“瑞蚨祥”上白美棉包装纸、“瑞蚨祥鸿记”绸缎洋货庄包装纸、“瑞蚨祥”新衣皮货包装纸（图十二、图十三），周村老丝绸样本和地契等。以上所列的有关周村商贸的文物，其不仅填补了淄博市博物馆馆藏空白，再现了当年周村发达的商贸经济，同时也为研究周村商埠作为鲁商发源地的这段辉煌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图六 战国 青铜剑

图七 汉铁釜

图八 汉铁剪子

图九 金 白釉黑花玉壶春瓶

图十 民国 周村茶庄茶叶筒

一件文物，不仅可以弥补某一历史时期文物链的断缺，反映出当地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而且通过这些文物，还可以让后人更加直观地了解古齐大地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内涵。这六位收藏家多年来致力于文物收藏和研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化私为公，无偿地将160余件心爱之物捐赠给淄博市博物馆，且一次性捐赠文物数量之多、年代跨度之大、品类之丰富，不仅开创了该馆建馆以来接受个人捐赠的先河，许多文物更是填补了馆藏的空白。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文物收藏爱好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他们的义举体现出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值得我们尊重和铭记。

图十一 民国 商标一组

三、博物馆文物捐赠策略分析

（一）加强基础建设，提升文物科学管理和保护水平

文物捐赠对于捐赠者来说是义举，对于博物馆来说则是一种责任。既然捐赠者自愿把收藏的文物交给博物馆，把博物馆当成他们的家，那么，每一位博物馆人都应该感受到肩上的这份重任。因此，博物馆人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积极创造条件完善的文物管理软、硬件设施，以最佳的精神面貌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不断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把馆藏的文物管理好、保护好、研究好，下大气力把博物馆的各项工作做到位，绝不能流于形式。如果还停留在过去的思路上，认为个人捐赠是“送上门”的，态度冷淡，不尊重捐赠者，这将严重影响文物收藏者的捐赠热情，会使文物捐赠变得异常艰难。因此，博物馆做好文物捐赠工作，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加强基础建设，在完善文物收藏软、硬件设施的同时，还应具备先进的科学管理水平。其次，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强化职工保护文物的责任意识，提高业务研究能力。再次，要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文物捐赠的社会辐射效应。最后，要增强忧患意识，使文物捐赠工作稳步推进，努力实现文物捐赠的良性循环。

（二）尊重捐赠者，“要给捐赠者最高礼遇”

对在文博事业发展中作出贡献的捐赠者，博物馆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尊重，是做好文物捐赠工作的关键。比如，上海博物馆藏品，由建馆之初的9000件增加至现在的近100万件，其中有10万件来自于民间捐赠，占馆藏文物总量的10%。据目前所知，藏于该馆的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夏代晚期的束腰爵，以及镇馆之宝大克鼎等，都为江南几位大收藏家的后人所捐。

图十二 民国 “瑞蚨祥”上白美棉包装纸

图十三 民国 “瑞蚨祥鸿记”绸缎包装纸

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于2004年2月将一件清代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该瓶是于2002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150万港元的高价拍得，代表了我国粉彩瓷艺术的最高水平。我们不禁要问：收藏家们倾心珍藏、世代相传的文物，为何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呢?上海博物馆给出了答案：“要给捐赠者最高礼遇。”以张永珍女士的捐赠为例，当年，上海博物馆举行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捐赠仪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上海市市长韩正分别为张永珍颁奖。自此以后，上海博物馆接受的社会捐赠文物越来越多，其中不少来自海外。为永远铭记每一位捐赠者的功德，在上海博物馆一楼大厅的一面墙壁上，镌刻着近千名文物捐赠者的名字[13]。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总数达180多万件，其中来自民间捐赠的文物有3万多件，占馆藏文物总量的1.6%。自1939年接受外国人文纳的第一笔捐赠以来，已有近800人给故宫捐赠了文物。为了对这些无私的捐赠者表达感谢和尊敬之情，曾为清代后妃居所、康熙帝诞生之地的景仁宫，在2005年4月28日这天，迎来了新的使命，在其墙壁上，镌刻了近70年来所有捐赠者的姓名，曰“景仁榜”。榜单上，王世襄、马衡、朱家溍、史树青、郑振铎、章乃器、陈半丁等收藏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悉数在列[14]。正如“景仁榜”前言中所述：“他们献出的不只是一器一物，更从中体现了爱我中华的仁心义举，展示了天下为公的佳德懿操。”

淄博市博物馆此次接受捐赠的文物虽然无法与张永珍女士等收藏大家捐赠的文物相提并论，更称不上是价值连城的惊世绝品，但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对青铜文化、冶铁文化、地域商贸、近现代（革命）史等诸领域的研究，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此次捐赠所迸发出的正能量和体现出的无形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六位收藏家的善心义举应同样得到尊重。正如上海博物馆所推崇的 “要给捐赠者最高礼遇”，淄博市博物馆选定“5·18国际博物馆日”2013年当天，专门为六位收藏家举行了隆重的、高规格的文物捐赠仪式，淄博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向六位收藏家颁发了《文物捐赠荣誉证书》。对于此次捐赠，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媒体纷纷进行专题报道，进行重点宣传，使他们的事迹深入人心。

为配合捐赠仪式，同时开辟专厅举办了“陈旭、王宝刚、刘建光、刘建荣、王卫光、李金星六人捐赠文物展”，将所捐赠文物悉数展出，让广大市民一睹真容，使本次捐赠仪式获得了圆满成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铭记他们的善心义举，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淄博市博物馆还与国内权威艺术品收藏网站“雅昌艺术网”联手，使他们的名字荣登“收藏家捐赠公益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充分肯定。

（三）以诚相待，重视与收藏者沟通交流

文物捐赠，任重而道远。要想拓宽捐赠之路，使之走得更远，就要虚心借鉴先进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上海博物馆在做好收藏家捐赠文物工作方面，为各博物馆树立了榜样。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先生说：“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先认识收藏家，经过多次联系大家都成了朋友，他们就会拿出自己收藏的精品给你看。这样，我们既掌握了一些文物精品的流向，也会为他们的收藏提一些建议。慢慢地就有收藏家开始捐赠。”积极主动地与收藏者沟通交流，拉近与他们的关系，这些都是博物馆所应借鉴并践行的。再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互利关系，已成功地从私人收藏家处征集到新疆维吾尔族的铜器、印花模、文书等7000余件（套），藏地佛像、唐卡等900余件（套），非洲木雕等艺术精品千余件，使以往在收藏家手中的宝贝得以入藏国家博物馆，变家传之宝为国藏之宝[15]。

淄博市博物馆在与收藏家们的交往中结下了友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把专家请进来授课。早在2005年，就曾邀请南京博物院的专家张浦生先生、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的专家朱戢先生前来讲学授课，吸引了山东博物馆及周边地区的广大文博同人和文物收藏爱好者的热情参与。二是依托自己的人才优势，开办文物收藏鉴定和文物保养知识讲座，邀请广大收藏爱好者参加，既提供了业务学习机会，又提高了文物鉴赏水平，还拉近了与文物收藏爱好者之间的关系，与他们建立了融洽的互动机制。三是加强相互间的学术交流，诚邀长期在某一领域有较深造诣、“术有专攻”的收藏家给博物馆职工进行学术讲座，分享研究成果，形成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四是经常邀请捐赠者和收藏家开座谈会，请他们给文博研究、陈列展览等各项工作建言献策，共商振兴文博事业发展大计。五是对收藏者在研究、文物代管、修复保护及著录等方面给予人力、物力倾情相助。用真诚和信任为文物捐赠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树立“藏品立馆”理念，充分发挥文物桥梁作用

国际博物馆协会对于不断发展完善的博物馆，倡导：“博物馆不仅是旧遗产的投影机，还应成为新文化的发生器。”博物馆不仅是存放记忆的“藏宝库”，更是启迪未来的“魔法棒”，是了解历史、推进社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博物馆的事业要发展，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是“立馆之本”，因为藏品质量的高低和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博物馆社会地位及其作用的一个主要条件[16]。

文物，是每一座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石，丰富的文物实物资料会更加直观、形象地展示灿烂的历史文明，文物藏品的多样性，可以说是让广大群众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了解掌握历史文化的重要手段。因此，博物馆不仅要切实贯彻“藏品立馆”的办馆方针，还要遵循文博事业的发展规律，积极探索多元化运行机制，下大功夫保护好、研究好这批来之不易的捐赠文物，并在各类展览活动中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体现它们的社会教育价值，让文物真正成为沟通你我、联通世界的桥梁。

[1]史树青：《拳拳之心报国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捐赠文物概述》，《收藏家》2000年第1期。

[2]滕卫：《山东省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纪实》，《中国博物馆》2010年第2期。

[3][16]文化部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出版社，1985年。

[4]史树青：《鲁迅先生和北京历史博物馆》，《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

[5]鲁迅：《鲁迅日记》（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6]姜玉涛：《国家博物馆百年受赠文物》，《文物天地》2013年第1期。

[7]欧阳哲生主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8]曹兵武：《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学苑出版社，2005年。

[9][15]安跃华：《中国国家博物馆近现代文物的征集与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0期。

[10]任非：《邓小平家属捐赠400余件邓小平文物平安运抵邓小平故里》，《中国文物报》2014年 4月23日。

[11]张永政主编：《淄博市博物馆馆志》，文物出版社，2008年。

[12]陈旭：《淄博铁山——中国冶铁发源地》，《管子学刊》2010年第4期。

[13]《中国文物命运30年骤变·博物馆为何少了私人捐赠》，北京文网。 http://beijingww.qianlong.com/1470/2009/04/20/229@88229.htm。

[14]张兴军：《北京故宫70年文物捐赠纪实》，《东方收藏》2011年第11期。

（作者单位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

[责任编辑 秦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