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繁花》,却越来越不明白上海
2017-08-17金宇澄
中华儿女 2017年14期
金宇澄
上海等于费里尼眼中的罗马,她有新面孔,但它的旧样子,才是真正独特的存在
全部方言思维,尝试不同的样式。我一直积压这样的兴趣。我们长期拥有优秀的小说和优秀的小说家,深度阅读、习作发表空间都很乐观,作为编辑更多的是看来稿,关心另一些问题——除我们习惯的、通常的方式外,有没有别的方法?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读者要求更高,眼界更宽,再难懂的叙事,再如何前后颠倒,跳来跳去的西方电影——这一点西方总走在前面——都可以懂。
环境完全变了,越是我们曾经认同的手法,越出现明显的老化,引发我的迟钝和不满,感覺到旧和某种假。这也是为什么这十多年来,读者更注意非虚构作品的原因。它们更有现场的魅力,不那么慢,那么端,那么文学腔,那么一成不变讲故事。时代需要变,时刻在变,《繁花》的变数是不一样的态度,人物自由,进进出出,方言和对话,貌似随意的推进,旧传统装饰元素,旧瓶新酒,新瓶旧酒的尝试。这是我心中的文学,笔底的“繁花”。
比如说更早期韩邦庆的时代,韩是不做语言改良的,方言怎么说,他基本就怎么写,说明他那个时代,写读的环境是极自由、极通达的,不需劳动小说家费事费神,反复锻炼和改良。那时代外人到异地谋生,必学习异地的语言,对异地完全认同,甚至更为主动地全盘接受,方言文字的辨识能力很强。而今我们的环境,普通话教育几代人的环境,接受力和心情完全不一样。小说一般却是延用几十年的标准在做——就是方言按比例分布——几代名作家都这样教导——人物对话可以方言,整体叙事用书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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