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学毕业前在校刊上填这份“爱憎表”的时候，还没写“我的天才梦”，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好，也没人视为天才。不过因为小时候我母亲鼓励我画图投稿，虽然总是石沉大海，未经采用，仍有点自命不凡，仿佛不是神童也沾着点边。

还没经她赏识前，她初次出国期间，我就已经天天“画小人”，门房里有整本的红条格账簿，整大卷的竹纸供我涂抹。主人长年不在家，门房清闲无事，也不介意孩子们来玩。女佣避嫌，就从来不踏进这间小房间，只站在門口。这是男性的世界，敝旧的白木桌上，烟卷烧焦的烙痕斑斑。全宅只有此地有笔墨，我更小的时候刚到北方，不惯冬天烤火，烤多了上火流鼻血，就跑到门房去用墨笔描鼻孔止血，永远记得那带着轻微的墨臭的冰凉的笔触。

这间阴暗的小房间日夜点着灯，但是我大都是黄昏方至，在灯下画小女侠月红与她的弟弟杏红，他剃光了头只留一圈短发，“百子图”里的“马子盖”，西方僧侣式的发型。他们的村庄只有儿童，议事厅上飘扬着一面三角旗，上面写着“快乐村”。

他们似乎是一个武士的部落，常奉君命出发征蛮。上午我跟我弟弟在卧室里玩，把椅子放倒——拼成当时的方型小汽车，乘汽车上前线——吉普车的先声。

我母亲和姑姑寄回来的玩具中有一大盒战争剧舞台——硬纸板布景，许多小铁兵士穿着拿破仑时代鲜艳的军装。想必是给我弟弟的。他跟我一样毫无兴趣。我的战争游戏来自门房里看见的《隋唐演义》、《七侠五义》。寄给我们的玩具中有一只蓝白相间的虎纹绒毛面硬球，有现代的沙滩球那么大，但是沉甸甸的不能抛也不能踢，毫无用处，却很可爱，也许她们也就是觉得可爱而买的。我叫它“老虎蛋”，征途埋锅造饭，就把老虎蛋埋在地里烧熟了吃。到了边疆上，我们叉腰站在山冈上咭哩呱啦操蛮语骂阵，然后呐喊着冲下去一阵混战，斩获许多首级，班师还朝领奖。

我外婆家总管的儿子柏崇文小时候在书房伴读，跟着我母亲陪嫁过来，他识字，可以做个廉价书记。她走了，他本来要出去找事，她要求他再多等几年，帮着照看，他也只好答应了。他娶了亲，新婚妻子也就在我们家帮忙。家里小孩称“毛姐”“毛哥”，他的新娘子我们就叫她“毛娘”。毛娘十分俏丽，身材适中，一张红扑扑的小鹅蛋脸，梳髻打着稀稀几根刘海，过不惯北方寒冷，永远两只手抄在黯淡的柳条布短褐下。她是南京人，就是她告诉我张人骏坐箩筐缒出南京围城的事。

我玩战争游戏隔墙有耳，毛娘有一次悄声向我学舌，笑着叫“月姐，杏弟”，我非常难为情。月红杏红行军也常遇见老虎。我弟弟有一次扮老虎负伤奔逃，忽道：“我不玩了。”我只好说：“好了，我做老虎。”

“我不要玩这个。”

“那你要玩什么呢？”

他不作声。

从此休兵，被毛娘识破以后本来也就不大好意思打了。

后院中心有一个警亭，是预备给守卫度过北方的寒夜的，因此是一间水泥小屋，窗下搭着一张床铺，两头抵着墙，还是不够长，连瘦小的崇文都只能蜷卧。我从来没想到为什么让他住在这里，但当然是因为独门独户，避免了习俗相沿的忌讳——同一屋顶下不能有别人家的夫妇同房，晦气的。毛娘与别的女佣却同住在楼上，但是晚上可以到后院去。男佣合住的一间房在门房对过，都是与正屋分开的小方盒子，距警亭也不过几丈远，却从来没有人窥探听房。不然女佣嘁嘁喳喳耳语，我多少会听到一些。只见每天早上毛娘端一盆热水放在脸盆架上，给崇文在院子里洗脸，水里总渥着一只鸡蛋，他在洋磁盆边上磕破了一饮而尽，方才洗脸。

“生鸡蛋补的。”女佣们说，带着诡秘的笑容。

我觉得话里有话，也没往他们俩是夫妻上面想，只顾揣摩生鸡蛋是个什么滋味，可好吃。我非常喜欢那间玩偶家庭似的小屋，总是赖在崇文的床铺上看他的《三国演义》，看不大懂，幸而他爱讲三国，草船借箭，三气周瑜，说得有声有色，别人也都聚拢来听。

我母亲临走交代女佣每天要带我们去公园。起初我弟弟有软脚病，常常摔跤，带他的女佣张干便用一条丈尺长的大红线呢阔带子给他当胸兜住，两端握在她手里，像放狗一样跟在他后面。她五十多岁的人，又是一双小脚，走得慢，到了法国公园广阔的草坪上，他全身向前倾仆，拼命往前挣，一只锁条上的狗，痛苦地扭曲得脸都变了形。一两年后他好了，不跌跤了，用不着拴带子，我在草地上狂奔他也跟着跑，她便追着锐叫：“毛哥啊！不要跌得一塌平阳啊！”震耳的女高音在广大的空间内飘得远远的，我在奔跑中仿佛遥闻不知何家宅院的鹦鹉突如其来的一声“呱”大叫。

每天中午，我帮着把拼成汽车型放翻的椅子又竖立起来，用作饭桌。开上饭来，两个女佣在旁代夹菜。也许因为只有吃饭的时候特别接近，张干总拣这时候一扫积郁。她要强，总气不愤我们家对男孩不另眼看待。我母亲没走之前有一次向她说：“现在不兴这些了，男女都是一样。”她红着脸带着不信任的眼色笑应了一声“哦？”我那时候至多四岁，但是那两句极短的对白与她的神情记得十分清楚。

“你这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她总是说我，“将来弟弟大了娶了少奶奶，不要你上门。”

“是我的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

“筷子捏得高嫁得远，捏得低嫁得近。”

“我才不！我姓张，我是张家人。”

“你不姓张，你姓碰，弟弟才姓张。”又道，“你不姓张，你姓碰，碰到哪家是哪家。”我当时装听不见，此后却留神把手指挪低到筷子上最低的地方，虽然不得劲，筷子有点不听使唤。

张干便道：“筷子捏得低嫁得远，捏得高嫁得近。”

“咦，你不是说捏得高嫁得远？”

“小姐家好意思的？开口就是‘嫁不嫁。”

带我的何干在旁边听着，只微笑，从不接口。她虽是三代老臣，但是张干是现今主妇的陪嫁，又带的是男孩。女主人不在家，交给何干管家，她遇事总跟张干商量。我七岁那年请了老师来家教读，《纲鉴易知录》开首一段就是周武王死后，儿子成王年幼，国事由周公召公合管，称为“周召共和”。我若有所悟地想道：“周召共和就是像何干张干。”

毛娘常说：“张奶奶好，有家业的。”轻声一语带过，略眨一下眼睛，别过脸去，不多说了，这种话说多了显得势利。随又道：“乡下有田有地，其实用不着出来帮人家的。”

粗做的席干听了，笑叹道：“其实真是！——自己家里过还不在家享福？不像我们是叫没办法。”

毛娘跟张干同乡，知道底细。似乎张干是跟儿子媳妇不对，赌气出来的。江南鱼米之乡，妇女不必下田耕种，所以上一代都缠足。其他的女佣来自皖北苦地方，就都是大脚。

“我们那儿女人不下田的。”张干说过不止一次，带着三分傲气。

她身材较高，看得出中年以后胖了些，面貌依旧秀丽白净。她识字，在大门口担子上买了一本劝善的歌词石印小书，念给别的女佣听。内中有两句“今朝脱了鞋和袜，怎晓明天穿不穿？”年纪大些的听了都感动得几乎落泪，重复念诵，仿佛从来没想到死亡。在她们这也就是宗教兼哲学了。

张干拿了工资不用寄钱回家，因此只有她有这闲钱，这一天又在水果担子上买了一只柿子。我母亲在我们吃上虽管得紧，只有水果尽吃，毫无限制，但是女佣们说柿子性凉，所以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东西，觉得红艳可爱，尤其是衬着苍黑的硬托子苇子，娇滴滴越显红嫩。

“还没熟，要搁这些时。”张干说，随手把它放在我们房间里梳妆台抽屉里。我们小孩不梳妆，抽屉全空着。她们女佣房间里没什么家具，就光是“铺板”——长板凳搭的板床与各人自己的箱笼。

我们这起坐间里也只疏疏落落几件家具，充满了浮尘的阳光晒进来，照在半旧黄色橡木妆台一角的蟠桃磁盒上。

过两天我乘没人开抽屉看看那只柿子，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此后每隔几天我总偷看一下。是不是更红了？在阴暗的小抽屉里也无法确定。我根本没想到可以拿出来看看。碰都不能碰。

一个月了。大概要搁多久才熟，我一点数都没有。

“张干，你的柿子还没熟？”我想问。

那好，更有得说了：“小姐家这样馋，看中了我的柿子？”

终于有一天张干抽出抽屉一看，还是那柿子，不过红得更深浓了，但是一捏就破，里面烂成了一包水。

她憎恶地别过脸去，轻声“吭”了一声，喃喃地说了声“忘了。”拈起来大方地拿出去丢在垃圾桶里。我在旁边看着非常惆怅，简直痛心。多年后一直记得，觉得那只柿子是禁果，我当时若有所失，一种预感青春虚度的恐惧。

“到上海去喽！到上海去喽！”毛娘走来走去都唱诵着。“婶婶姑姑要回来喽！”她有一两次说，但是不大提这话，仿佛怕事情又有变化，孩子们会失望哭闹。

我们是到上海去接她们。为什么要搬到上海去住，我不清楚，但是当然很高兴。

“张干要走喽！”这两天毛娘又在唱念着，“张干要走喽！”

似乎张干本来预备跟我们到上海之后就辞工回南京，但是忽然这一个月半个月的工夫都等不及，宁可远道自费返乡。

她动身这天，毛娘又走来半警告半提醒地告诉我们：

“张干要走了！”

我弟弟只当没听见。我却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变迁。这一段日子完了，当然依恋。我母亲走的时候我不知，而且本来一直不大在跟前，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看这毛哥一点眼泪都没有，”毛娘不平地说，“毛姐倒哭了。”

我弟弟不作声。张干忙出忙进料理行李，也不理会。总是卫护他，却羞辱他。

我一面哭，也隐隐地觉得她会认为这是我对她的报复，给她难堪，证明她走得对。

男佣替她叫了一部人力车，上楼来替她搬行李。她临走向我们正式道别：

“毛姐，我走了。你要照应弟弟，他比你小。毛哥，我走了，你自己当心，要听何干的话。”

何干也没接口，并没叫她放心。我想她也觉得张干像在向我们托孤，心里有点难受，也不好说什么。

这一段日子完了。雾蒙蒙的阳光黄黄地照进窗来，北方冬天长，火炉上总坐着一罐麦芽糖，褐色小瓦罐里插着一双筷子。糖溶化了时候女佣拔出筷子，麦芽糖的金蛇一扭一扭长长地挂，我仰着头张着嘴接着。她们病了，就用這小瓦罐“拔火罐”，点燃一小团报纸扔进罐里，倒扣在有雀斑的肥厚的肩背上。

这里老年人不老，成年人永远年轻，小孩除了每年长高一寸半寸，也不长大。没有死亡，没有婚姻，没有生育。女人大肚子是街上偶然看见的笑话。多年后我姑姑有一次向我说起“从前婶婶大肚子怀着你的时候，”听着很刺耳，觉得太对不起我母亲，害她搞成这样。这魔幻的冬阳照进天窗下的一个低温的暖室，它也许成为我毕生的基调。十三四岁在上海我和我弟弟去看电影，散场出来，那天是仅有的一次我建议去吃点东西。北平公园附近新开了一家露天咖啡馆叫惠尔康，英文“欢迎”的音译。花园里树荫下摆满了白桌布小圆桌。我点了一客冰淇淋，他点了啤酒，我诧异地笑了。他显然急于长大，我并不。也许原因之一是我这时候已经是有责任在身的人，因为立志学琴，需要长期锻炼，想必也畏惧考验，所以依恋有保护性的茧壳。

我母亲与姑姑刚回国那两年，对于我她们是童话里的“仙子教母”，给小孩带来幸福的命运作为礼物，但是行踪飘忽，随时要走的。八九岁的小女孩往往是好演员，因为还没养成自觉性而拘束起来。我姑姑弹钢琴我总站在旁边，仿佛听得出神，弹多久站多久。如此志诚，她们当然上了当。

她们也曾经一再地试我，先放一张交响乐的唱片，然后我姑姑找了半天找不到一张合适的——我现在才想起来，大概因为轻性音乐很少没歌唱的。终于她们俩交换了一个眼色，我母亲示意“好了，就这个。”

下一张唱片叮叮咚咚没什么曲调，节奏明显是很单薄的舞乐（可能是Ragtime或是早期爵士乐）。

“你喜欢哪一个？”

“头一个。”

她们没说什么，但是显然我答对了。带我去听音乐会，我母亲先告诉我不能说话，不能动，不然不带我去。

我听她说过外国人有红头发的。

“是真红？”我问。

“真红。”

“像大红绒线那么红？”

她不答。

上海市立交响乐团连奏了一两个钟头乐，我坐着一动都不动，臂弯搁在扶手上都酸了。休息半小时期间，有人出去走动，喝点东西，我们没离开座位。我在昏黄的大音乐厅内回顾搜索有没有红头发的人，始终没看见。

她终于要我选择音乐或是绘画作终身职业。我起初不能决定。我姑姑也说：“学这些都要从小学起，像我们都太晚了。”

她很欣赏我的画，只指出一点：“脚底下不要画一道线。”

我画的人物总踩着一条棕色粗线，代表地板或是土地。

生物学有一说是一个人的成长重演进化史，从蝌蚪似的胎儿发展到鱼、猿猴、人类。儿童还在野蛮人的阶段。的确我当时还有蛮族的逻辑，认为非画这道线不可，“不然叫他站在什么地方？”也说是巫师的“同情魔术”（sympathetic magic）的起源，例如洒水消毒祛病，战斗舞蹈驱魔等等。

“叫你不要画这道线——”我母亲只有这一次生气了。她带回来许多精装画册，午餐后摊在饭桌上，我可以小心地翻看。我喜欢印象派，不喜欢毕卡索的立体派。

“哦，人家早已又改变作风多少次了。”她说。

我比较喜欢马悌斯。她却又用略一挥手屏退的口吻说：“哦，人家早又变了多少次了。”

我有点起反感，觉得他们只贵在标新立异。印象派本来也是创新，画的人一多就不稀奇了。但是后来我见到非洲雕刻与日本版画，看到毕卡索与马悌斯的灵感的泉源，也非常喜欢。那是由世世代代的先人手泽滋润出来的，不像近代大师模仿改造的生硬。

似乎还是音乐有一定不移的标准，至少就我所知——也就只限古典音乐的演奏。

我决定学音乐。

“钢琴还是提琴？”我母亲不经意似地轻声说了句，立即又更声音一低：“还是钢琴。”我的印象是她觉得提琴独奏手太像舞台表演，需要风标美貌。

她想培植我成为一个傅聪，不过她不能像傅雷一样寸步不离在旁督促，就靠反覆叮咛。有一天我姑姑坐在客厅里修指甲，夹着英文向我弟弟说：“这漂亮的年轻人过来，我有话跟你商量。”他走近前来，她揽他靠在沙发椅扶手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我今天晚上要出去。”见他不语，又道：”借我一天，明天就还你，不少你一根。”他始终不答。

他十岁整生日她送了他一条领带，一套人字呢西装，不过是当时流行的短袴。我母亲买了支玩具猎枪给他，完全逼真。我画了他的画像送他，穿着这套西装，一手握着猎枪站在树林中。隔两天我在一间闲房里桌上发现这张画，被铅笔画了一道粗杠子，斜斜地横贯画面，力透纸背。我不禁心悸，怔了一会，想团皱了扔掉，终于还是拿了去收在我贮画的一只画夹子里。这从来没跟他提起。

现在我画的成年人全都像我母亲，尖脸，铅笔画的绝细的八字眉，大眼睛像地平線小半个朝阳，放射出睫毛的光芒。

“婶婶姑姑你喜欢哪一个？ ”我姑姑问我，立即又加上一句：“不能说都喜欢。总有比较更喜欢的一个。”

她们总是考我。

终于无可奈何地说：“我去想想看。”

“好，你去想想吧。”

我四岁起就常听见说：“婶婶姑姑出洋去喽！”永远是毛娘或是我母亲的陪嫁丫头翠铃，—个少妇一个少女，感情洋溢地吟唱着。年纪大些的女佣几乎从来不提起。出洋是壮举而又是丑闻，不能告诉小孩的秘密。越是故作神秘，我越是不感兴趣，不屑问。问也是白问。反正我相信是壮举不是丑闻。永远婶婶姑姑并提，成为一个单元，在我脑子里分不开，一幅古画上的美人与她的挽双髻的“小鬟”。

“你说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姑姑逼问，我母亲在旁边没开口。

“不知道。我去想想看。”我无可奈何地说。

“好，你去想吧。”

我背过脸去竭力思索。我知道我是婶婶的女儿，关系较深。如果使她生气，她大概不会从此不理我。

“想好了没有？ ”我姑姑隔了半晌又问。

“喜欢姑姑。”

我母亲显然不高兴。我姑姑面无表情，也不见得高兴。我答错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另一个答案也不妥。我己经费尽心力，就也只好随它去了。

亲戚中就数李家大表伯母来得最勤，—日忽笑道：“小煐忠厚。”

我母亲笑道：“听见没有？‘忠厚乃无用之别名。”

她还不知道我有多么无用。直到后来我逃到她处在狭小的空间内，她教我烧开水补袜子， 穷留学生必有的准备，方诧异道：“怎么这么笨？连你叔叔都没这样。”说着声音一低。

她忘了我外婆。我更没想起。她死得早，几乎从来没人提起我的外祖母，所以总是忘了有她这个人。我母亲口中的“妈妈”与“你外婆”是从小带她的嫡母。她照规矩称生母为“二姨”。

毛娘是他们家总管的媳妇，虽然嫁过去已经不在他们家了，比较知道他们家的事。

“二姨太……”毛娘有一次说起，只一笑，用手指笃笃轻叩了一下头脑。

我外婆大概不是有精神病，从前的人买妾检查得很严格，不比娶妻相亲至多遥遥一瞥，有些小姐根本“不给相”。她又是他们自己家乡的村女，知道底细的，无法蒙混过去。她又不过中人之姿，不会是贪图美貌娶个白痴回来。荡妇妖姬有时候“承恩不在貌”，乡下大姑娘却不会有别的本领使人着迷到这地步。

照片上的我外公方面大耳，眉目间有倨傲的神气，只是长得有点杠头杠脑的不得人心。

我母亲有一次饭后讲起从前的事，笑道：“他立志要每一省娶一个。”因为有点避讳，只说“他”，我先不知道是说我外公。可以算是对我姑姑说的，虽然她大概听见她讲过。

我听了，才知道是我外公。

“那时候是十八行省，一省娶一个，也已经比十二金钗多了一半。换了现在二十二省，那好！”

“他是死在贵州——？”我姑姑轻声说。她总是说“我这些事听得多了！”向不留心。

“贵州。瘴气呃！家里不让他去的，那么远，千里迢迢，就去做个县丞——他非要去哩！想着给他历练历练也好。”家里想实在拿他没办法，像现在的父母送顽劣的儿子进军校，希望他磨练成个男子汉。才二十四岁。“报信报到家里，大姨太二姨太正坐在高椅子上拿着绷子绣花。二姨太怀着肚子，连人连椅子往后一倒，昏了过去。”

她显然是爱他的。他死后她也没活几年。他要娶十八个不同省籍的女人，家里给娶的太太也是同乡，大概不算。壮志未成身先死，仅有的一两个倒都是湖南人。第二个湖南人想必是破格看中的。她一定也有知己之感，“多谢西川贵公子，肯持‘红烛赏残花”，不过不是残花是傻瓜。无疑地，即在村姑中她也是最笨的。

大姨太是“堂子里人”，我赶得上看见的祖母辈唯一的一个，我称好婆。她一口湖南话，想必来自长沙妓院。我八九岁到舅舅家去，表姐们带我到三层楼上去见好婆。她独住一个楼面，吸鸦片，在年轻的时候照片上身材适中，老了只瘦小了，依旧腰背笔挺，一套石青摹本缎袄袴，紧身长袄下露出一小截笔管似的袴脚，细致的脸蛋上影沉沉垂着厚重的眼睑，不大看人，也不像别的老太太喜欢小孩，但总是尽量招待，烟铺上爬起来从红木妆台上大玻璃罐里抓一把陈皮梅给我们，动作俐落。表姐们替好婆搥腿，我搥得手酸也不歇，总希望她说我比表姐们好。她如果说过，也是淡淡的一句半句，出于中国妇女例有的礼貌，夸赞别人家的孩子。

常常就剩我一个人在搥腿，她侧卧着烧烟。沉默中幽暗的大房间里没什么可看的，就那两只绿惨惨的大玻璃罐，比烟纸店的糖果罐高大，久看像走近细雨黄昏的花园，踩着湿草走很远的路，不十分愉快的梦境。

“定柱倒是——”我母亲讲起来，不说“你舅舅”而叫姓名，也算是对我姑姑说的。“妈妈临死的时候要他答应对大姨好，他倒是——”

固然是大妇贤惠，总也是大姨太会做人，处得好。她从来不下楼，见了面称“少爷少奶奶，”适如其度地淡淡而有分寸。她似乎是那种为男子生存的女人。房下有这妖姬，二姨太的日子不是好过的，上面又有正室与婆婆。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搬嘴讨好的婢仆。他们的老太爷以军功封了男爵，虽说当时“公侯满街走，伯爵多如狗”（见《孽海花》），因为长期内战，太平天国后民穷财尽，酬庸别无他法。她一个乡下人乍到大户人家，越是怕出丑越会出乱子，自然更给当作疯傻。

遗传往往跳掉一代。沾着点机器的事我就是乡下人。又毫无方向感，比乡下人还不如。智力测验上有“空间”一项，我肯定不会及格。买了吸尘器，坐在地毯上看着仿单上的指示与图样，像拼图游戏拼一整天。在飞机上系座位带每次都要空中小姐代系，坐出差汽车就只好自己来，发现司机在前座位的小镜子里窥视，不知道我把他的车怎样了，我才住手，好在车祸率不高。

“是我外婆。”我快到中年才想起来，遇到奇笨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免得太自怨自艾。

小学毕业那年演英文话剧，我扮医生，戴呢帽戴眼镜，提着一只医生的黑皮包出诊，皮包里有一瓶水，一只汤匙。在台上开皮包，不知怎么机括扳不动，挣扎了半天，只好仿照京剧的象征性动作，假装开了皮包取出药瓶汤匙，喂病人吃药。台下一阵轻微的笑声。

在中学做化学实验，不会擦火柴，无法点燃本森炉——小酒精炉？不确定是否酒精。

小时候奶妈在北上的火车上煮牛奶打翻了，脸上身上都烧伤得很厉害。家里女佣兔死狐悲，从此就怕失火，一见我拿起火柴盒便笑叫“我来我来”接了过去。但是无论有什么借口，十五六岁不会擦火柴总迹近低能，擦来擦去点不着，美国女老师巡行到座前，我总是故作忙碌状，勉强遮掩过去，下了课借同班生的实验记录来抄。幸而她知道传抄的人多，只要笔试还过得去，也就网开一面。

七八岁的时候在天津听毛娘讲故事，她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呆女婿的笑话。这一天她说：“有一个人掮着把竹竿进城门，竹竿太长了进不去。城头上一个人说：‘好了好了，你递给我，不就进去了吗？”

我点头微笑领会，真是聪明的办法。

她倒不好意思起來，悄声笑道：“把竹竿横过来，不就扛进城门了？”

我呆了一呆，方才恍然。

其实这也就是最原始的物理。三岁看八十，读到中学毕业班，果然物理不及格。那时候同学问大家都问毕业了干什么，没升学计划的就是要嫁人了。一九三〇年间女职员的出路还很有限。我急于表白，说出我有希望到英国进大学，也只告诉了我班一称得上朋友的两个室友，同房间多年的。就此传了出去。学校当局为了造就人才，一门功课不及格毕不了业，失去留学的机会，太可惜了，破格着教物理的古柏小姐替我补习，单独授课，补了一暑假再补考，还是不及格！不是不用功，像铁锤在脑壳上钉钉，钉不进去，使我想起京剧《双钉记》。

教地理的闵老师写过一篇东西关于我，说我在校刊上发表了一首打油诗嘲弄一位国文老师：“鹅黄眼镜翠蓝袍，一步摆来一步摇……”因而差点毕不了业。那是在年刊《凤藻》外新出的一个小册子期刊《国光》，九·一八后响应抗日的刊物，文艺为副。校方本来反对，怕牵涉时事有碍，一向不重视中文部，我是物理不及格，差点毕不了，最后教务会议上提出讨论，看在留学不易份上，还是让我毕业。

女孩学理化不成，还有可说，就连教会学校最注重的英文，用作课本的小说我没一本看完的，故事情节都不知道，考试的时候蒙混过关，勉强及格。初中二年级读世界名著《佛兰德斯（今比利时荷兰）的一只狗》，开首写一个小男孩带着他的狗在炎阳下白色的尘土飞扬的大道上走，路远干渴疲倦，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我看了一两页就看不下去了，觉得人生需要忍受厌烦的已经太多。所以我对辍学打工或是逃家的举动永远同情，尽管是不智的，自己受害无穷。我始终也不知道这小男孩是到什么地方去。考试前曾经找同班生讲过故事大纲，也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下年读《织工马南传》也如此。最近在美国电视上，老牌“今宵”夜谈节目的长期代理主持人芥·廉诺提起从前在学校里读《织工马南传》，说了声“那赛拉斯·马南”便笑了，咽住了没往下说，显然不愿开罪古典名著引起非议。我听了却真有“海外存知己”之感，觉得过往许多学童听了都会泛出一丝会心微笑。

在中学住读，星期日上午做三小时的礼拜，每两排末座坐一个教职员监视，听美国牧师的强苏白笑出声来的记小过。礼拜堂狭小的窗户像箭楼的窗洞，望出去天特别蓝，蓝得伤心，使人觉得“良辰美景奈何天”，“子兮子兮，如此良”辰“何”。乌木雕花长椅上排排坐，我强烈地感到我在做错事，虽然不知道做什么才对。能在礼拜堂外的草坪上走走也好。上街摆摊子？卖号外？做流浪儿童？这都十分渺茫，其实也就是我一度渴望过的轮回转世投胎，经历各种生活。

做礼拜中途常有女生晕倒，被挟持着半抬半扶地搀出去，大家尽力憋着不回头去看。天气并不热，不会是中暑。我很羡慕，有这种罗曼蒂克的病！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之外没听说过。高年级的课外读物大都选择《简爱》等，我一本都没看过，连林琴南译的《块肉余生述》都看不下去。

我的英文课外读物限于我姑姑的不到“三尺书架”，一部《世界最佳短篇小说集》，威尔斯的四篇非科幻中篇小说，罗素的通俗哲学书《征服快乐之道》，与几本德国Tauching版的萧伯纳自序的剧本。我姑姑喜欢这象牙色的袖珍本，是跟我父亲借的，后来兄妹闹翻了，就没还。她只说了声“这还是你叔叔的。”微笑中也许带着点苦笑的意味。她吃过他的大亏，就落下他这点东西。

“叔叔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孟媛，”我告诉我姑姑。不知道是否字或号，我有点喜欢，比我学名“允偀”女性化——我们是“允”字排行，下一个字“人”字边。

我姑姑攒眉笑道：“这名字坏极了。”

给她一说，我也觉得俗气，就没想到“孟媛”是长女，我父亲显然希望再多生几个儿女，所以再婚后迁入一座極大的老洋房。我继母极力开源节流，看报上妇女专栏上的家庭工业建议，买了两只大白鹅在荒废的网球场上养鹅，天天站在楼窗前看它们踱步。老不下蛋，有的佣人背后怀疑是否两只都是公的或母的。

女佣工资通行每月五元，粗做三元。何干因为是从前老太太的人，一直都是十元，后母当家降为五元，而且我后母说我现在住读，何干改带我弟弟，男孩比较简单，没什么事做，可以洗衣服。头发雪白还要洗被单，我放月假回来，听见隔壁装着水龙头的小房间里洗衣板在木盆中格噔格噔地响，响一下心里抽痛一下。

我跟白俄女琴师学钢琴很贵，已经学了六七年了，住读不学琴不能练琴，只好同时也在学校里学琴。教琴的老小姐脸色黄黄红红的浓抹白粉，活像一只打了霜的南瓜。她要弹琴手背平扁，白俄教师要手背圆凸，正相反。

“又鼓起来了！”她略带点半嗔半笑，一掌打在我手背上。

两姑之间难为妇，轮到我练琴的钟点，单独在那小房间里，我大都躲在钢琴背后看小说。白俄女教师向我流泪。我终于向我父亲与后母说：“我不学琴了。”

他们在烟榻上也只微笑“唔”了一声，不露出喜色来。

告诉我姑姑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件事。我母亲在法国，写信到底比较容易。

我姑姑不经意似地应了声“唔”，也只说了声“那你预备学什么呢？你已经十六岁了。”警告地。

“我想画卡通。”我胸有成竹地回答。我想可以参用国画制成长幼咸宜的成人米老鼠。那时候万氏兄弟已经有中国娃娃式的“铁扇公主”等，我梦想去做学徒学手艺，明明知道我对一切机械特别笨，活动卡通的运作复杂，而且我对国画性情不近，小时候在家里读书，有一个老师会画国画，教我只用赭色与花青。

我不能相信我的耳朵，又再问了一遍，是真只用两个颜色，又是最不起眼的颜色，顿觉天地无光，那不是半瞎了吗？

我姑姑并没追问我预备怎样从事学习，我自己心里感到彷徨。

我选定卡通不过因为（一）是画，（二）我是影迷。

以后她只有一次提起我不学琴的事，是在亲戚间听到我父亲与后母的反响：“他们当然高兴，说：‘她自己不要学了嘛！”

我背弃了她们，让她们丢脸。

有个本家侄儿从家乡来，又一个“大侄儿”，有二三十岁了，白净的同字脸戴着黑边眼镜，矮墩墩阴恻恻的，大家叫他的小名阿僖，我和我弟弟当面不直呼其名，没有称呼。他找了个事做科员，常来陪我父亲谈天，混口鸦片烟吃。据他说没吃上瘾。

“阿僖结婚了。”我放假回来，我弟弟告诉我。

“阿僖少奶奶”我只见过一面，也是北边人，还穿着喜筵上的淡橙色银花旗袍，大红软缎镶边，胖嘟嘟的有点像阿僖，不过高大些，就显得庸脂俗粉而又虎背熊腰。

又有一次我回家听我弟弟说：“阿僖对他的少奶奶坏。”

我向我后母要了十块钱去拍毕业照，照片洗出来不得不拿去给她和我父亲看。

“真难看，”我不好意思地说，“像个小鸡。”清汤挂面的头发嫌难看，剪短了更像一只小鸡的头。

她笑道：“都是这样的呀。烫了头发就好了。你要不要烫头发？”

我迟疑着笑而不答，下次见到我姑姑的时候说：“娘问我要不要烫头发。”

我姑姑笑道：“你娘想嫁掉你。”

我怔了一怔，夷然笑了笑，却从此打消了烫发的念头。都是一烫头发，做两件新衣服，就是已经有人给介绍朋友，看两场电影吃两顿饭就结婚了。

但是我开始有一个白日噩梦——恐怖的白日梦。总是看见一个亭子间似的小房间摆满了亮黄的桃花心木家具，像我后母的典型新房家具。我低着头坐在床上，与对面的衣橱近在咫尺。强烈的灯光照射下，东西太多挤得人窒息。橱上嵌的穿衣镜里赫然是阿僖少奶奶。我不去看她她也在那里，跟我促膝坐着。

“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在心里叫喊。想跑已经太晚了，喜酒吃过，婚礼行过，喜帖发出去了，来不及了。

“她自己愿意的嘛！”我后母向人说。

显然是我自己受不了压力与罪恶感，想遁入常人的生活，而又有这点自知之明，镜子里是阿僖少奶奶而不是我漂亮的已婚表姐。阿僖的婚事是我心目中的双方都俯就的婚事。

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早婚女孩是一个同班生叶莲华。其实她大概比我们的平均年龄大两岁。她跟她妹妹叶莲芬一样高，显然都长足了，而且都烫了头发，更显得成熟。同样颀长，她妹妹更健美些，不过一口白牙有点刨牙。她较近古美人型，削肩探雁脖儿掩护着线条柔软的胸脯，细窄的鹅蛋脸与腰身，淡淡的长眉低低覆在微肿的眼泡上。上英文课，叫到她她总是一手扶着椅背怯怯站着，穿着件窄袖墨绿绒线衫，带着心虚的微笑，眼睛里卻又透出几分委曲与不耐。她们是插班进来的，姐妹俩同班，功课跟不上，国学却有根底。九·一八后她作了首中秋诗，七绝末两句老师浓圈密点，阖校传诵赞叹：

“塞外忽传三省失，江山已缺一轮圆。”

下年她忽然辍学，传出她结婚的消息，说是她家里经济情形坏，不得不把她嫁给一个当铺老板。我们才高中一年级，大家骇异震动。

我想着：“如果是叶莲芬，他们一定不敢。”她妹妹性格比较开朗。

一两年内又听说她死了。她妹妹红着眼圈不说什么。也不知是什么病，却也不是自杀。大家嗟叹中带着一些暧昧，使我联想到《红楼梦》中迎春之死，十二钗册子里咏迎春有“把公府千金当下流”句，当时印象模糊，现在看来想必是指鸡奸（只有妓女，尤其是老妓才肯的），以及更变态的酷刑。迎春就是给糟蹋死的。当时的流行刊物上最常引的一句名言是“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就连我那表姐结婚是经过追求与热恋，我们这些年纪小些的表姐妹们都还替她惋惜，说她白纱下面的脸庞惨白得像死了一样，仿佛她自己也觉得完了。

我成绩这样糟，只有作文有时候拿高分，但是同班生中就有叶莲华的旧诗，张如瑾还有长篇小说出版，我在校刊上登两篇东西也不算什么。进了大学之后我写《我的天才梦》，至少对于天才不过是梦想。不比此地公然宣称“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子早婚，”分明自命为天才，再一看年刊上那张照片，似乎早婚的危险也是杞忧，难道我是指叶莲华的悲剧？至少用义愤来掩藏我的白日噩梦？

这到底还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十几岁的人没有找借口的习惯。干脆就是大言不惭。但是正值我放弃了钢琴，摧毁了自信心的时候？除非是西谚所谓“在黑暗中吹口哨”，夜行人壮自己的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