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彤

摘 要：《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它的问世犹如响彻长空的惊雷，震动了当时的文艺界，闻一多在1923年6月3日和10日的《创造周报》上连续刊出两篇著名评论：《<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成为《女神》问世后最及时的反应，至今仍称得上深刻而有深远影响的评论。前者对郭沫若的思想艺术价值作了充分评价和深刻分析，给予<女神》以极高的评价：“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后者却毫不客气的指出《女神》形式和精神过于欧化的问题。本文着重评价《<女神>之地方色彩》。

关键词：西方；欧化；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21-0014-02

闻一多在评论中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女神》过于欧化的特点。

一是在《女神》中出现了大量的西方典故，例如Apollo，Venus，Cupid，Bacchus，Prometheus，这些都是属于西方神话的。闻一多用一系列的排比句罗列出诗中的西方元素，“《凤凰涅》中的凤凰是天方国的‘菲尼克司，并非中华的凤凰，赞像赞的是Beethoven的像。他羡慕的工人是碳坑里的工人，不是人力车夫。他听到鸡声，不想是笙簧的律吕而想着orchestra的音乐……”①那个时代的新诗都不可避免的一味地追求“新”，认为西方的这些典故和故事就是所谓的新了，闻一多指出，新思潮的波动需要时代精神的觉悟，但是一味地矫枉过正，时髦时鹜，忽视掉了传统的本地色彩。

更为宝贵的是，闻一多并没有仅仅指出问题，而是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女神》之所以会有这方面的缺陷原因有两个，其一，作者郭沫若写诗所处的环境是在日本，总体环境是欧化的。《女神》诞生于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他创作<女神》的1916年至1920年，正值西学东渐，日本诗坛近代个性意识觉醒，诗人们热衷于借鉴欧美诗歌，创作欧化自由诗，泰戈尔、惠特曼等先后成为日本诗坛偶象。1917年前后民众诗派登上诗坛，以惠特曼为宗师，刻意追求浅显易懂的口语风格。同时以《白桦》、《感情》等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人道主义诗人群在诗旨、诗法上同样推崇惠特曼的《草叶集》，在形式上更为自由。这样的文化背景自然为《女神》的欧化作风推波助澜。②

其二，“《女神》之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针对第二点，闻一多提出郭沫若对中国文化并不认同，他回国后只能看到中国的坏处，看不见好处，但闻一多并没有否认郭沫若的爱国之心，只是认为他不爱中国的文化。“《女神》的作者既然这样富于西方的激动的精神，他对于东方的恬静的美当然不大能领略。”③甚至于他还提及关于情绪爱国和理智爱国的问题，认为单纯的爱国是情绪化的，而爱国家的文化则是理智的，以此来论证郭沫若对于中国文化的隔膜，又以举例的形式佐证了自己的观点，《棠棣之花》、《炉中煤》等都体现了郭沫若的爱国情绪，甚至比其他作家更为集中，但《西湖纪游》、《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都是破坏、反抗、创造，这都可以归结为西方的精神。他又进一步分析说，郭沫若诗中所讴歌的东方人物如屈原、聂政、庄子、老子、墨子，“都带有几分西方人的色彩”，例如爱庄子是因为他的泛神论，而不是传统的出世哲学。

闻一多指出《女神》中另一个过于欧化的地方就是在诗中用西洋文字。在《笔立山头展望》中：“……万籁共呜的Symphorny，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这样的夹杂英文单词在闻一多看来是不合适的，这些英文单词并不是不能翻译出来的，认为是郭沫若有意的在欧化诗体。但闻一多也举出另外一个例子，《天狗》中的“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在这里，他同意作者为了音节的圆满，用英语的三个音节来替代中文的一个音节。

闻一多的这些见解自有其文化性格及文化策略等方面的原因，它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转变关头的民族精神，即通过“五四”运动所爆发出来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它是否运用本民族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和继承本民族的诗歌艺术传统去创造艺术形象就是分析它是否具有民族色彩的关键了。我认为，《女神》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新诗发展历史的检验，证明它的确是我国现代诗史上第一部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诗集。

在我读到《女神》的时候，除去这些西方词汇和外国的典故之外，也看到不少中国文化的色彩。首先，在《女神》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典故，有中国古代的传说、人物和历史事件，例如屈原的爱国，聂政的勇于反抗，以及苏武的寂寞等。闻一多认为《女神》中的中国典故少于西方典故，就说《女神》的地方色彩不足是不够有力度的。其次，郭沫若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喜爱，中国诗人自古对于梅花和月亮这两个意象就甚为喜爱，不管是李白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还是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郭沫若在《梅花树下醉歌》，表达了对梅花的挚爱，也有多篇诗作运用了月亮这个意象，继承了中国的文学传统。

从诗的语言来看，《女神 》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方法，以《凤凰涅槃》为例。这部象征着我们古老伟大的祖国将在烈火中重生的交响乐，全诗都体现出自由与严谨的巧妙统一，体现出我国语言的美和诗歌形式的美。如“序曲”中的第二节，就是严谨整齐的五行诗：

“山右有枯搞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醋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

山上有寒风凛冽的冰天。”

最后，《女神》瑰丽的色彩、丰富的想象、奔放的热情等等所构成的浪漫主义风格与伟大的诗人屈原一脉相承，屈原开创了中国积极的浪漫主义传统，他在《离骚》中驾驭风云雷电，想要追寻英明的君主，郭沫若在《日出》中要与太阳并行，去追求光明和未来。

郭沫若曾多次回顾古典文化对他的强烈影响，他说“我自己是受过科举时代的余波淘荡过的人，虽然没有做过八股，但却做过《赋得体》的试帖诗，以及这种诗的基步一由二字至七字以上的对语。这些工作是从七八岁时动手的。但这些工作的准备，即读诗，与平仄四声之类，动手得尤其早，自五岁发蒙时所读的《三字经》、《唐诗正文》、《诗品》之类起，至后来读的《诗经》、《唐诗三百首 》、《千家诗》之类止，都要算是基本工作。”④郭沫若在年轻时就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教养，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许多文章都在寻找民族文化的传统，也曾在《论中德文化书》等作品中探究中国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因此，从一定程度上看，郭沫若的《女神》并不是像闻一多先生评价的那样，过分的缺失民族色彩。

最后，闻一多仍是高瞻远瞩的，他提出，“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那条艺术的‘金科玉臬变异中之一律了。”⑤闻一多对《女神》的批评，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根本方向问题，即如何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问题。闻一多认为，诗与一切艺术一样，都“应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编织的一匹锦”，新诗人应该随时都不能忘了我们的“今时”与我们的“此地”，强调了文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其实，不仅仅是诗，这个问题存在于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该如何对待当下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注释：

①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97.

②秦弓.论《女神》的民族色彩[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03）.

③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98.

④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37，138.

⑤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99.

参考文献：

[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郭沫若.沫若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3]秦弓.论<女神>的民族色彩[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03）.

[4]王富仁.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欣赏[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