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洋

摘 要：1922年，沈雁冰发表了一篇题为《“写实小说之流弊”？》的文章，剑指《学衡》杂志总编辑吴宓之前发表的《写实小说之流弊》。这场笔战虽然充满误会，却也不乏关于写实小说的对话。在对话中可以看到他们学理上的探讨和相通之处。两人处于不同的思想阵营，双方曾展开激烈论战，也因为思想的对立使初衷、目标相似的人无法联手，但这不代表双方不可调和。吴宓和沈雁冰的部分和解在吴宓对《子夜》的细致阅读和精彩点评以及沈雁冰的认可中体现出来。

关键词：吴宓；沈雁冰；写实小说；论战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21-0001-03

1922年11月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写实小说之流弊”？》的文章。该文剑指《学衡》杂志总编辑吴宓，批驳对象正是吴宓10月22日发表在《中华新报》的《写实小说之流弊》。作者署名“冰”，即后来笔名为“茅盾”的沈雁冰。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间隔不到十天，可见沈雁冰对吴宓这篇文章的反应之迅速，从言辞可见反应之激烈。当时的沈雁冰和吴宓，一个是主编《小说月报》的新文学干将，另一个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①的《学衡》主力。20世纪20年代，《学衡》与新文化运动支持者的论战达到双方成员相互敌对、攻讦的地步，沈雁冰和吴宓这两个背景、道路不同的年青人因为这场论战联系起来，展开不同时段的对话。本文从吴沈二人1922年关于写实小说的这次笔战出发，分析这次笔战的具体内容和背后的动因，比较两人在写实小说以及文学创作的看法，探究分处对立阵营的他们之间的文学互动。

一、1922年写实小说笔战的来龙去脉

吴宓《写实小说之流弊》一文首先指出当时文坛盛行的写实小说分为三派：

（1）则翻译俄国之短篇小说，专写劳工贫民之苦况；

（2）则如上海风行各种黑幕大观及《广陵潮》、《留东外史》之类，描写吾国社会人生，穷形尽相，绘影传声，刻薄尖毒，严酷冷峭；

（3）则为少年人爱读之各种小杂志，如礼拜六、快活等，惟叙男女恋爱之事。而且新文学家“常以写实小说为小说中之上乘”。接下来指出写实小说的两大弊病：“有悖文学之原理”和“以不健全之人生观示人”。最后说明“作写实小说者，亦须力求精美，免除流弊”。②

吴宓1921年留美回国后，任教于东南大学，次年与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合力创办《学衡》杂志，以抗衡新文化阵营。他在《学衡》先后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我之人生观》，靶心对准文学革命，也招致胡适、鲁迅等人的回击。所以《写实小说之流弊》发表后遭到沈雁冰的攻击就显得比较自然了。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吴宓在文中举例论证了当时流行的写实小说存在的问题，并阐发了自己的小说观，语言跟《论新文化运动》相比已属温和，少了几分“火药味”，显然没有打算挑起论战。而沈雁冰的回应就显得不同了，副标题“请教吴宓君，黑幕派与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几乎是在质问。文中“我所奇怪的乃是这样的论调竟出于吴宓君之口”、“反疑心吴君是没有眼光的呀”③之类语句更是咄咄逼人，近乎人身攻击。

再来看沈雁冰批判吴宓文章的内容：

（1）在写实小说分类中把礼拜六派、黑幕派与俄国写实小说相提并论；

（2）吴宓把“不健全之人生观”的罪名加给俄国写实派纯属诬告；

（3）吴宓痛斥写实派“惟以抄袭实境为能事”“近于无的放矢”。

沈雁冰整篇基本上在为俄国写实小说辩护，毕竟他当时作为新文学的一员干将，正在倡议介绍并翻译西洋文学，特别要以“写实派自然派”小说为先④，其中俄国写实派占很大一部分，因此必然要对吴宓批评俄国写实小说有意见。但意见大多属于学理方面，并不需要大动肝火。沈雁冰的（2）（3）点基本比较平和且带有讨论性质，火力主要集中于第一点。

反观当时文坛，以《礼拜六》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极为盛行，虽然到新文学出现后受到冲击，但依然保有势力，而新文学正处于萌芽态势，创作不多。推崇古典小说的吴宓刚回国不久，站在旁观的角度，必然看到的是几种文学流派并存而且水平都不高的情况。而沈雁冰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员，极力推进新文学发展，是反对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这些“旧文学”的。所以，当吴宓很自然地将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黑幕派放在一起时，沈雁冰的反感和火气一下就上来了。特别是此前沈雁冰与鸳蝴派的矛盾已经激化⑤，吴宓此文对他来讲无异于火上浇油。

11月7日，就在沈雁冰发文六天后，吴宓写信给挚友吴芳吉，提到自己的文章《写实小说之流弊》“受人痛攻”一事并直喊冤枉，他实在没想到这篇无意争执的文章能招致如此大的攻击，因此感到十分委屈。⑥沈雁冰到了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时还火气未消，责备吴宓“对于欧洲的写实主义小说并没有作全面的研究……对于托尔斯泰等等是毫无所知的”⑦。吴宓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在西洋文学研究和教学上水平颇高，在当时堪称“学贯中西”，怎么可能对托尔斯泰一无所知？

可见这场笔战充满了误解，吴宓和沈雁冰各执一端，对彼此的情况不十分了解，又因为阵营的不同，所以才引发冲突，使原本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互为仇敌，影响了学理上的对话和探讨。

二、吴宓和沈雁冰关于写实小说的对话

如果如沈雁冰所说，吴宓此文最大的缪点就是把坊间小杂志上的小说与俄国写实小说混在一起。那么沈雁冰的失误就在于，他忽略了吴宓对于鸳蝴派和黑幕小说之流同样持反对态度，同样认识到当时文学创作的种种问题。在看待写实小说的问题上，他们是可以静下心来探讨的。

吴宓与沈雁冰关于写实小说的探讨集中于沈对吴的后两点反驳上。一个是就俄国写实小说是否有“不健全之人生观”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二人都赞同小说不应该纯粹摹写现实，仅仅表现世间的丑恶，而是应在创作中注入自己的思想，在吴宓看来乃是“天理人情”或“平正通达的人生观”，在沈雁冰看来则是“国民性”或民族的善美⑧。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对话是以同意小说应具有好的人生观为前提的，问题在于沈雁冰认为俄国写实派大家的小说中含有广大的爱和高洁的牺牲精神，而吴宓则认为写实小说如托尔斯泰和左拉的作品“引人悲观”，对于德国浪漫主义大家歌德颇为赞赏，沈雁冰指出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烦恼》才是真正的“引人悲观”。他们的分歧转移到具体作家流派以及作品的看法上，类似文学批评，而这些问题的看法在于批评者的角度。吴宓和沈雁冰都很注意西洋文学的引进，并在翻译、介绍西洋文学作品上作了很大工作，但他们在作品的选择上有很大差异。

沈雁冰考虑的是中国文学尚停留在写实以前以及国人的接受状况，建议最先引进写实派、自然派；而吴宓回国后在《学衡》上最先翻译的小说是英国作家萨克雷的《纽康氏家传》，萨克雷是吴宓非常赞赏的作家，他的作品代表了吴宓所认为的小说的高水平和范本。沈雁冰的选择从现实出发，吴宓从理想出发，因此他们在文学革命初期所盛行的西洋文学类型必然有不同的看法。

另一点是就写实派是否“惟以抄袭实境为能事”。吴宓在文中提出了“三境”⑨说，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诗学、红学及小说观点，多次出现在他的论著中。他认为小说所表现的人生可有三种境界：

（1）实境，某时某地某人为某事的实在情形，通过科学观察而得之；

（2）真境，古今不变的事之定规、人之常情，通过哲学理解得之；

（3）幻境，虚构的情形而又入情入理，合乎真境，通过艺术的表达而得之。

小说作家必须先体察实境，悟出人生真理，然后在小说中营造幻境，在其中凝练实境、体现真境。也就是说小说要达到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是建立在洞察现实的基础上，即写实加平正通达的人生观。可见吴宓并不是从根本上排斥写实的，写实在他看来是达到艺术真实的必要途径，他所排斥的是过度追求事实真实而影响思想艺术高度的极端写实。沈雁冰将他的看法极端化，认为他指责写实小说必须取实事做材料，其实吴宓反对就是自然主义和清末流行的黑幕小说，并非“无的放矢”。可见，吴宓与推崇写实小说的沈雁冰之间并不是毫无相通之处。

笔战虽然不了了之，却造成了双方的相互仇视，此后两人因为生活道路的不同而愈加疏离。1933年2月，已经拥有“茅盾”这一笔名并蜚声文坛的沈雁冰出版了长篇小说《子夜》，引发了读《子夜》、评《子夜》的热潮⑩。令他惊讶的是，吴宓也读了《子夜》，并在4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茅盾长篇小说〈子夜〉》一文。这时吴宓在清华大学执教，《学衡》停刊后依然坚守最初的理念，成为茅盾的沈雁冰已经是左翼作家，完成了《蚀》三部曲、《虹》等代表性作品。他们的这一次交集是读者兼评论者的吴宓对作家茅盾作品的一次回应，而《子夜》的突出特点正是在于写实性，描绘了一幅20年代末广阔的社会图卷。吴宓在文中丝毫不掩饰对《子夜》的赞赏：“吾人所为最激赏此书者，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盖作者善于表现现代中国之动摇，久为无人所习知。其最初得名之‘三部曲即此类也。其灵思佳语，诚复动人，顾犹有结构零碎之憾。……此书则较大之进步，而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也不讳言《子夜》中的问题，如吴荪甫之妻与雷参谋相恋，雷所赠小书与白玫瑰在吴荪甫眼中露出三次，稍有失真之感。还看出了作者设计的良苦用心：“当荪甫为工潮所逼焦灼失常之时，天色晦冥，独居一室，乃捕捉偶然入室送燕窝粥之王妈，为性的发泄。此等方法表现暴躁，可云妙绝。”最后评论《子夜》的文字：“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委宛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11

吴宓不仅对这部写实主义小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赞赏，而且读得非常仔细，能够领会作者的用意，这让茅盾十分意外。比起其他评论者对《子夜》内容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吴宓从技巧着眼，而且分析得相当到位。以致茅盾晚年回忆此事时感叹：“《子夜》出版后半年内，评者极多，虽有亦及技巧者，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12这对早年因为写实小说而大开笔战的对头，此时因为一部写实小说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可见他们之间并不是不可通融的。

三、写实小说对话的背后

吴宓和沈雁冰一生中几乎没有会面的记录，也不曾有过书信往来，这两个本无交集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两次接触，耐人寻味。通过吴宓和沈雁冰这两次互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文学特别是写实小说方面存在很多可以对话的内容。那么，从这些对话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首先可以肯定，两人对于写实小说的看法，前提是对当时社会与文学的发展状况的密切关注。沈雁冰所在的文学研究会以“为人生”的口号为特征，他在文论中也体现出对当时文坛现状的把握和改革看法，如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西方文学思潮的引入。他对写实小说的推崇更是寄予了描写社会人生、表达内心苦闷、对读者起到指引作用的期望。

而吴宓对当时文学现状的不满也是建立在他的社会关注之上，他所赞同的小说创作方法——“宜以一人一家之事，为书中之主体，而间接显示数十年历史社会之背景”13也是颇具现实性的。况且，这些观念的提出，目的都在于改变当时文坛黑幕、鸳蝴派盛行的状况，将中国文学引向正确的发展轨道上。

他们的出发点和目标基本一致，有聯手的可能，但一个根本问题使联手成为妄言。吴宓在哈佛期间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将新人文主义视为“在今世为最精无上，而裨益吾国尤大”14的学说，并终生信奉。新人文主义针对19世纪盛行的浪漫主义思潮和物质文明进步带来的物化趋势而提出，主张对人的关注和适度原则，在文化上崇尚古典主义。这与五四之后提倡的科学、现代性和进化论等观点是相对立的，沈雁冰当时的文学观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学进化论，他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把握文学发展脉络和趋势的。《学衡》与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因为思想理论的不同而就中西文化、新旧文学展开激烈论战，吴宓与沈雁冰关于写实小说的笔战构成了论战的一环。

由于双方的误解与拒绝沟通，论战以新文化派自行宣告胜利和《学衡》在艰难中默默维持而告终，以示新人文主义在当时中国的难以适从和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抛弃。所以吴宓和沈雁冰的笔战从一触即发到不了了之便显得相当自然。而现实对话中的不可调和不代表双方毫无相通之处，吴宓对《子夜》的点评和沈雁冰对它的认可体现出文学的包容性和两个思想对立阵营在文学作品中达成和解。

然而，这种和解是双方有所保留的。比如1965年吴宓在西南师大资料室读《蚀》，被同事看到，问他所读何书，吴宓答：“读旧小说。”同事纠正：“此新小说也。”15迂得可爱的吴宓，即使在当时思想控制将达到高峰的时期还不忘用自己的那套标准来评价时居高位的茅盾的小说，如果让远在北京的茅盾听到，应该又要觉得吴宓是在“借他来骂人”16了。

注释：

①出自《学衡》杂志简章中（一）宗旨，全文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②以上内容概括或引用吴宓：《写实小说之流弊》一文，原刊于《中华新报》1922年10月22日，转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79—84页。（下文注释略）.

③对沈雁冰该文的引用和概括见于茅盾：《“写实小说之流弊”？》，《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02—306页。（下文注释略）.

④见茅盾：《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2—6页.

⑤指沈雁冰任《小说月报》主编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对鸳蝴派的批判引起对方的不满，鸳蝴派向商务印书馆上层施压，最终撤换主编一事。关于沈雁冰与鸳蝴派的矛盾始末可参考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07—216页。鲁迅也曾在杂文《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中提及此事.

⑥吴学昭.吴宓书信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86.

⑦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1997：246.

⑧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茅盾全集》第18卷，第71页.

⑨吴宓的“三境说”最初可见于《写实小说之流弊》一文，后来在他发表于《学衡》第36期《新旧因缘》一文中也有介绍，张弘的专著《吴宓 理想的使者》（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中有系统论述.

⑩关于这一现象可见《〈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一文，选自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508—517页.

11吴宓文章原发表于《大公報·文艺副刊》1933年4月10日，内容转引自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514—515页.

12 1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第516页.

13吴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J].学衡，2014（15）.

14吴宓.论白璧德、穆尔.选自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6.

15此事见吴宓1965年2月8日的日记。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