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琴（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论我国民间音乐在新旧媒体环境下的传播及发展

刘小琴（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其本土文化的发展总是起起落落交替而行的。我国的传统民间音乐发展在80年代之后进入了一个低谷期，进入21世纪后，在社会上被广泛唱衰的民间音乐却再度出现日渐繁荣的态势。许多人对此现象深感不解，也有人将此现象归诸于政府的提倡和保护。其原因真是如此简单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对于文化现象从来不是能够通过简单的政令手段就能施以巨大影响的。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政令只可能在某种文化趋势已经形成的时候适时地加以引导，或扶持，或抑制，使该种文化趋势的发展加速或减速。至于出现何种文化趋势，这是由当时的总体文化环境、生活环境乃至媒介技术环境所造就的。脱离大的文化语境生造出来的政令性文化最终只会因“民曰不便”而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言及此处，或许人们又会提出新的疑惑：民间音乐作为一种诞生于古老农耕时代的文化形态，在工业时代初期尚且显得与现代文化语境格格不入，缘何在更为先进的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反而重获新生呢？这个结果是由多重环境因素的变化共同造成的，而本文则只针对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文化特性及其在两个不同社会时期的新旧媒体环境下的传播模式来进行讨论。

■中国民间音乐的文化特性

中国的民间音乐尤其是传统民间音乐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呈现出几个较为明显及特殊的属性：其一是创作上的口头性及集体性；其二是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的变异性和演变性；其三是表现内容上的即时性和大众性。这三个特征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支持，都属于民间音乐传播及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失的重要构成因素。

中国的民间音乐在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中属于诞生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类音乐文化。它在漫长的发展史中始终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创作方式，然而有趣的是这种稳定的创作方式所外显出来的恰恰又是一种不稳定的形态，即大部分的民间音乐在诞生之初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形态结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缺乏精确的记谱，甚至根本没有记谱）。这种不稳定体现在音阶、旋律、节奏、节拍甚至是调式等等这些音乐形态的各个方面。人们在进行民间音乐创作的时候往往是有感而发随口而唱，音乐表现的内容皆为当时的所思所想。这种口头性的创作结果最初无疑是一种比较真挚而粗略的表达，而它在重复表达的时候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改变，这些改变有些是客观造成的，比如因为没有精确的传谱所以仅靠记忆无法复原最初创作出的形态；有些改变是主观的，比如根据自己的体会和感悟对音乐形态进行有意识地改善。因此，每一位民间音乐的传播者本身同时也兼有创作者的身份。在这个周而复始地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最初的创作结果被创作者本人及众多传唱的人无数次修改，最终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却不够精确的框架。这个相对稳定的形态与最初的创作结果相比中间的差距有时候是巨大的，我们很难描述出它的定型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因此，只能说现存的每一首民间音乐都是基于口头性创作这一前提条件经过无数人的集体修改渐进式地形成的。

前文提到由于口头创作的不确定性较多，因而当某一作品呈现出较为成熟的状态时已是经过了无数人有意或无意地修改，这样的创作过程和方式导致民间音乐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出变异性和演变性的特质。变异和演变二词意思相近但在核心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亲子之间以及子代个体之间性状表现存在差异的现象称为变异”①演变指“历时较久的发展变化。”②从词条所反映出的字面意思来理解民间音乐，变异乃是指某一具体作品经由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演绎发生的形态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更多地体现为某些具体形态上的变化、适应、以及完善。而演变更多偏向于大量的音乐作品在不同的时期或地区传播时稳定集中地呈现出一种与他时他地不同的艺术形态，是一种普遍化的革新。一个民间音乐的作品当它在不断被再创作的时候会衍生出许多与原型不同的形态，这些形态与原型之间可能只是局部的不同也可能变异较大甚至诞生出新的形态结构，这一现象是创作时的口头性与集体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当民间音乐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所处的时代及地域发生较大变化，因而在大文化背景的作用下大量音乐作品的变异方向展现出一种趋同化的现象，这种特定方向的共同变异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变化最终达到稳定，从而形成一种与前期或原地不同的新形态，这就是演变性。可见演变性是变异性经过长期及多人的传播所造成的一种稳定的总量体现。

在传统社会里每一种音乐类型都有其相对稳定的社会大圈层，民间音乐作为一种以“民”为主体的音乐形式，它在传播和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深深地打上了“民”的烙印。民间音乐的创造者是民，民间音乐的演绎者是民，而民间音乐的接受者同样也是民。普通人民高度参与到民间音乐传播发展整个过程中的结果就是民间音乐在表现内容上的高度人民化，它所展现出来的所有场景及思想情感都是普罗大众的社会群体意识的高度体现。在民间音乐创造和传播中，其作品的演绎及再创作总是在被不断地修改完善，每一位身具“民”属性的创造者和演绎者都试图用作品体现自己当时心中最想表达的思想感情，这一种表现自我的渴求，给每一个民间音乐的作品灌入了强烈的时代文化和阶层文化。因此，民间音乐总是能对人民的群体意识作出即时的反馈。

■旧媒体环境下民间音乐的传播发展

旧媒体即传统媒体，所谓传统媒体形式乃是对于原有的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媒体的统称，是形成并应用于工业时代（就我国而言，一般断代将其定位于1953年开始至2010年）的主流传播模式。这一类媒体具有组织上实体化、规模化，传播过程分工细密运作能力强，信息及受众相对稳定，信息影响集中且有效性强等特征。然而当工业化生产逐步深化的时候，传统媒体优势性的几大特征却逐步转化为禁锢其发展的壁垒，对民间音乐传播发展所起到的一些负面影响也开始逐步显现。

作为民间音乐所面向的主体阶层——劳动人民，其阶层的内部构成在进入工业时代后发生了变化。进入工业时代后流水线式的工业生产逐步代替自由化的农耕生产，大量的生产者由农民转化为工人。因为工人的劳动方式相比于农民来说更加的精准化和刻板，所以工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小范围内高度精确的劳动集成组合，其联系的紧密度也远远强于农民松散自由的劳动联盟，形成一种较小也较紧密的社交关系。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改变也改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甚至思考方式，人们开始习惯于用精准化、集成化、小视角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文化。这种群体意识的改变给当时的整体社会文化都打上了工业化的烙印。这种文化上的工业化变革反映在传播模式上就是传播组织上的规模化以及分工的细密化，这一特征使得传统媒体的工作方式能够体现出一种非常高效率的传导性。传统媒体拥有大量的人员、资源储备以及印刷或录播过程的高度工业化，某一信息源一旦被采纳为可向公众传递，这种传播模式便能够很快调集所有可利用资源并将其集中投入到该信息的传播。这一时期，这种高度的工业化文化传播，相比起古老的口口相传来说对于信息的传递更加迅速。它适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已定型的传播信息传送给受众，因而在诞生初期就能很快地发生效用，迅速获得大量的市场并成为当时社会最主流的媒体形式。采用主流媒体对民间音乐进行推广在初期是切实可行的，毕竟人们无法回避当时主流媒体半强制性推送的信息，这样就充分保证了信息传递的相对高效率和有效性。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民间音乐最根本的创作特点是口头性和集体性，创演合一的方式便于传播者在进行作品演绎时根据受众反馈进行及时的自我调整，因而民间音乐的每一个传播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保证了民间音乐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极其贴近人民的劳动和生活，能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可，最大限度地保证作品的民间化。可是由于传统媒体的运作形式中分工过于精准细密，导致所推送的民间音乐也相应的变得高度稳定，大大削弱了民间音乐传播时所需要的包容性和再创造的空间。有时候甚至出现为了保证在时间或内容上符合要求，需要推送的民间音乐必须对自己的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不是民间音乐在传播过程中正常出现的变异，它的出现不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意识而纯粹是为了符合传播组织所规定的一些条条框框。这样传播出来的民间音乐已经背离了中国民间音乐重意不重形的核心价值判断标准。

从信息推送的内容和流程上看，农耕社会中艺人经常采用流动演艺的方式进行表演，因此民间音乐的传播是以一种较为自由的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的，这样的传播方式虽然历时较久但由于传播过程及对象的不定向性使民间音乐的受众面加大，信息具有较好的共享性。而传统四大媒体形式定向性过于明显，传播的时间及受众面较为固定，几乎每一种媒体形式都有其对应的受众群体，因此单一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其共享性也被大打折扣。加之媒体形式及数量的增多而导致受众分散，这使得每一次民间音乐的传播都固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受众圈层从而阻碍了民间音乐的发展。

作为一种植根于普通民众的音乐艺术，民间音乐是灵活而多变的，它的内容总是会根据时间或空间的变换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我们从同一民间音乐作品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会出现不同的变体这一点清晰地看到这种调整的结果。但是由于传统媒体单位较为固定，与其相联系的信息源相对来说也较为固定，这同样使得传统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内容也越来越呈现出僵化单一的状况。传统媒体呈现的信息都是经过事先采录、审理、编辑后再加以定稿，最后交付印刷或播放。由于中间经过环节较多无法即时收到受众的反馈，因此在整个信息的流通环节带有单向式强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意味，缺乏互动性。缺乏互动共享性弱再加之信息单一，这几个问题在面对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时显得尤为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传统音乐的发展及传播。

■新媒体环境下民间音乐的传播发展

从新媒体诞生的角度来看，“新媒体”这一名称是为了与工业时代诞生的传统媒体模式相区别而诞生的一个称呼，严格地说新媒体或许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也被广泛称为“第五媒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下的定义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新媒体是基于现在后工业时代的信息技术之上诞生的全新媒体模式，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及网络技术利用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进行信息推送的传播形态。简而言之新媒体这个概念所适用的范围涵盖了所有数字化的媒体形式。自步入后工业时代（我国从2011年开始步入后工业时代）后，我国的主流传播模式已经慢慢转为新媒体形式。

“后工业时代”概念的首提者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时代与工业时代在社会劳动本质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原来生产商品、协调人和机器关系的社会转型为基于技术与创新的服务型、指导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劳动中的人更多的偏向于管理者和安排者的角色，而非一个类机器化的角色。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使得人们心理状态更为放松进而影响到文化方面，使之体现出更加宽松包容的特性。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是一个更加广阔的信息推送平台，同时又兼具“互动性”和“虚拟性”③。传统媒体的组织形式均表现为实体化的单位，它担负着从信息的采集、整理、编辑到最终推送的所有传播工作，有时甚至插手于信息内容的创作。而新媒体更多的则是为文化的交流传播提供了一个技术的支持，这种虚拟化的平台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思维，它灵活地跳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克服了传统媒体的定向性和定量性给民间音乐传播带来的限制，为民间音乐口头式的原生创作形式给予了足够的宽容度，也为富于变异性的民间音乐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土壤，使民间音乐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得以存续。

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表演者在传播作品时多数都是创演合一的，它在传播的过程中二度创作的空间非常大，而二度创作的过程里受众需求的即时反馈是其再创作的根源。各种形式的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每天每时都在发布着各种信息，这些信息无论从内容还是采集、发布者来说都是非固定的。这些海量的信息通过以“论坛”和各种“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形式自由地向外发送，任何对其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自由地接收这些信息，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即时地对这些信息进行反馈和再次传播。在当下看来，最能满足民间音乐即时性和变异性这两个特性需求的传播方式应当是非新媒体传播莫属了。故而新媒体这种能够获得即时反馈的传播方式于民间音乐发展传播是最为适合的。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出现多远表达、传播主体下移的趋势，传统文化的民间传播，首先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这种非制度化指的是传播关系上具有自主、自发性和非强制性，是传者和受众建立在自愿合意、互惠互利基础上的，相对自由平等的传播活动。”④对于民间音乐来说“民间”二字是其立身的根本，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更能满足人民群众间平等交流的需要，因而比传统媒体更有利于民间音乐的传播。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远距离人际关系得以增进，形成了比前期更大的社交关系网。在新媒体构建出的这张大型社交关系网中，民间音乐所能获得的受众数量无疑是巨大的。现在的新媒体传播模式同民间音乐的原生传播方式接近，在传播面上甚至优于原生土壤。民间音乐的原生传播模式是以人际传播为主，传播者的活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音乐的受众圈层扩张。而新媒体不再是原生传播及传统媒体那种单一固定的传播方式，它所具有的“超链接”特性使任何一个处于终端设备面前的人都成为新媒体传播的潜在受众，在受众的选择上表现出多元化和随机化的特性。此外从信息发布者来看，新媒体的信息发布者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机构发布的规则，取而代之的则是私人化、平民化的成员结构，成为所有社会群体自由发布和共享信息的渠道。新媒体传播链条中突显出来的这种大众化与民间音乐的大众化特性不谋而合，保障了民间音乐在传播过程中能够始终以大众意识为基准，确保民间音乐能够充分发挥它在整个文化体所应具备的社会功能——体现大多数人的群体意识。

■结 语

民间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绵延数千载，曾经辉煌也曾经黯淡过。影响民间音乐发展的因素很多，在现代社会中媒体传播模式对民间音乐的传播发展影响巨大。旧媒体在传播模式上与民间音乐的特性不相契合，故而在以旧媒体为主导的社会大环境下民间音乐的发展举步维艰。当高举自由和共享大旗的新媒体出现后无疑又给民间音乐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民间音乐的传播及发展的态势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一阶段民间音乐在发展传播上的滞后就对整个民间音乐的发展前景一味抹杀，最近这几十年民间音乐在我国的发展已经能充分体现出这一规律。只有正确地对民间音乐赖以生存的大环境进行解读，人们才能够真正理解民间音乐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见于百度百科“变异”词条http://baike. baidu.com

②见于百度百科“演变”词条http://baike. baidu.com

③王洪：《新媒介语境中“民间文化”的再现与传播》，《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3期》

④连子强：《论对台传播整体格局下的民间传播》，《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