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立本

1994年，我到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任政治部主任，同年我接受了国家社会扶贫给大中型企业的扶贫任务，任总公司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直到2014年卸任。20年间，我先后60余次入黔，奔走在镇宁、关岭、普定、紫云等贫困县的乡村。

刚开始几年，每去一次，我都会掉眼泪。当看到孩子们大冬天里光着脚，因病致贫的家庭家徒四壁，岌岌可危的简陋校舍，以及不宜人居的环境时，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心里不仅仅是同情，而是充满了自责，“解放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有地方这么苦？”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压力，也是一种责任。

1994年前后，是我国扶贫政策从“救济式扶贫”进入“开发式扶贫”的阶段，国家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提出企业要搞科技扶贫，于是有了军工企业参与扶贫。但是如何做？资金从哪里来？并没有先例，集团公司也没有专门的扶贫资金。筹集扶贫金，就是推动扶贫工作的头等大事。上世纪90年代，适逢国企破产重组，企业也没有专门资金用于扶贫。而且，在靠天吃饭自然条件很差的贫困村，“嫁接”科技项目，非常不现实。

为了筹集资金，我和扶贫办唯一的工作人员周淑芳在集团开会间歇“走门串户”，一个一个企业筹集；还组织了两次“一元钱”募捐活动——员工捐助1元钱、党员2元、处级干部5元、局级领导10元以上不限。加上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各种赞助，在我任职的20年扶贫生涯中，总共募集扶贫金1500余万元。

为了让每一笔扶贫金都花在点子上，我们与当地政府酌情分析、慎重考虑，因地制宜，主要采取农牧扶贫，帮助村民采购黑山羊、牛种等，种植花椒、冰脆李和火龙果，改良玉米品种，利用退耕还林政策开辟茶山，捐建茶叶加工厂等帮助当地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