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田田

1939年秋季的巴黎高级定制时装秀上，脚踝以上十五英寸的A型裙成了风潮，花呢套装成了日装设计的新进展，而晚装部分，沙漏型的女性轮廓被进一步地颂扬。巴黎时装依旧歌舞升平。但随着英法两国与1939年9月1日正式向德国宣战，欧洲时装的下一个十年，也彻底与这喧嚣的战火所捆绑在一起。

七十五年前，英国宣布于全国进行服装的定量配给，而今天，名为”Fashionon the Ration：1940s Street Style”的展览，于英国lmperial War MuseumNorth开幕。展览呈现了时尚如何在战争年代的严苛配给制度下进一步地发展。

在战争面前谈论时尚似乎是道德上的一种政治不正确。的确，在前线的战火下，不可能存留着时装的幻想，但对于后方的欧洲人民，生活依旧在空袭警报间继续。而愈加稀有的“时尚”，也或许是人们对物质世界美好的最后一息念想。而对于时装而言，不论是最为朴素的日常衣物，还是精英的高级时装，似乎都是军事战争策略的缩影，时装设计在面料短缺和政府管控下，不得不遵照着一种实用主义美学。而战争所搅乱的国际局势，也让时装世界的格局大变，并形成了今天时装领域产业的格局。

英国时装与稀薄的民主

随着1931年日军侵华和193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远方的战事已经让英国政府开始对一触即发的全面战争着手进行准备。1938年，英国政府向国民派发防毒面具，但似乎大部分的居民还依旧沉浸在大萧条之后难得的物质欢愉之中。彼时伦敦街头人们曾戏谑地说到：唯一在伦敦随身携带着防毒面具的，只有德国间谍。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这也使得英法两国正式加入战局。彼时的伦敦西区，名为“Gas Mask Curl”的新发型被媒体所报道。这款中分而在两侧束起的发髻让英国女性不会因佩戴防毒面具而破化雅致风貌。同时，女士手袋造型也为容纳防毒面具而加宽的包身宽度。

时装设计也出乎意料地对战争的爆发做出快速反应。在英国正式宣战后的一个月后，十月英国百货公司的橱窗中展示出了名为Siren Suit（警报套装）的新设计。这种可以在防空警报鸣响时穿着的衣物为一件有前侧拉链的带帽连裤装，或者是易于穿戴的连帽斗篷.以便民众可在危急时刻快速和方便地行动。而裤装在女性中的广泛穿着也是彼时英国时尚的最显著的现象，伦敦时髦的女性学会用会用深蓝色的长裤来配刺绣装饰的针织套衫。

为了管控战时的国家物资，一向全国性的配给制度方案于1939年9月29日被起草。1940年1月，食品率先被实施以全民配额供给。而自1941年起，原料紧缺和劳动力的缺失使衣物的供给出现了困难，国家不得不禁止丝绸这种奢侈物料在制衣行业中实用。同时，棉毛原料的供给量已不及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国范围的货品库存基本清空，一定范围中出现了短缺。政府担心供给下降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将影响下层人民的生活，1941年6月1日，凭票供给制度正式推行，民众在购买每件衣物时，需同时支付货价和相应的物资券。每件产品所需的物资券依照其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而定。对于女性而言，一双鞋所需五张券，短裙为七张，长大衣需要十四张。第一年，整年一位居民只有六十张衣物券，而在第二年，这一数字减至四十八张。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战争胜利后的1949年3月，在这近十年中，唯有在1945年5月8日，为了庆祝欧洲战区的胜利，英国在全国放开了对红白蓝彩旗的配给一个月。

这一制度的确有助对整体产出进行控制，但却并不能确保其衣物制品的价格和质量。1941年5月，服装价格已经是前一年九月的两倍。富裕人士可以花更多钱买到上乘品，而在同样的配给制度下，贫民的选择则即为有限。为了解决服装价格的持续上扬，英国贸易局规定产品售价不得超过成本溢价的百分之五，而在次年二月，The Utility Apparel Order宣布生效，这标志着了国家统一进行服装标准化生产的开始。1942年，一半的服装归于这一生产制度中，而在战争后期，这一比例升至超过八成。

这一制度似乎并未得到公众的积极响应，美国《The Times》报道到大量消费者抱怨标准化衣物（Utility Clothes）其品质。1942年4月，英国贸易局与先前为推广英国服装出口而所成立的lncorporated Society of LondonFashion Designers合作，改进标准化服装的品质，英国贸易部委托这一包括Peter Russell.Elspeth Champcommunal of Worth.Hardy Amies以及从巴黎归来的Edward Molyneux与Charles Creed的组织设计一系列符合物资管控规范的相对时髦的设计。为了控制成本，这一系列中所有外套设计的物料不能超过2.5米，而裙装的标准为不多余1.8米。最终，二十二件单品以集体冠名的方式推向市场，彼时的媒体也做出积极的相应。英国Vogue在十月刊载文盛赞这一系列”有着优雅的简约，并极具实穿性。”而这一标准化生产的体系，也被媒体描绘为一种民主制度的应用。

美国从生产到产业

1939年8月21日美国《The Times》对巴黎秋季系列的报道中，除了描绘到宽肩、羊腿袖、窄腰长裙的趋势之外，也留下了这样的注脚：“不论是谁统治这个世界，她妻子的衣橱依旧来自巴黎。”但事实上，在战争中的欧洲，无论是伦敦、都灵、柏林或者时装之都的巴黎，他们都不再有资源与环境扮演这一角色，而依旧拥有劳动力和原料供应的美国，恰巧在此时撬动了时装世界的格局。

对于美国而言，批量生产是其曾经纺织服装产业的注脚。美国并不关注设计师的个人的品牌价值，大部分设计师直接为百货公司与生产商工作。这样的传统导致1939年，美国《New York Times》甚至无法标识出在New York Worlds Fair上所展示设计的美国设计师名称。作为巴黎时装最大国际买家的美国，自四十年代起开始大力推广美国设计师这一概念。1940年，New York Dress lnstltute成立，同时The Museum of Costume（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Costume lnsitute的前身）作為研究中心为产业提供辅助资源。New York Dress institute为城中社交圈中建立了一份Best-Dressed list，在上流阶级推广其设计师的声望。而1943年，NewYork Press Week成立，作为纽约时装周的前身，这一整合媒体资源的活动向全国媒体集中展示美国、特别是纽约设计师的作品。

Etsa Schiaparelli在旅居美国的数月中，曾向媒体表示“美国的时装产业不过是单纯金钱的驱动，而即便是纳粹掌权的巴黎，依旧是世界时装的中心”。但纽约、包括整个美国时装产业最终走出对巴黎时装的复制，Vogue和Harpers Bazaar中也出现了包括Httie Carnegie.Claire McCardell与Gilbert Adrian这些美国设计师的名字。而除纽约之外，加州时装产业在四十年代得到了高速发展。其宜人的气候使当地民众惯于享受一种户外式的生活方式，也一同产生对运动服装的大量需求。而加州服装产业则将运动服装的生产润色为“休闲服饰（Casual Wear）”进行推p-o裹身裙、衬衫裙、无领外套、宽松长裤、和又加州设计师Lvnn Eecleston发明的七分裤成了加州风格的标志。

法国不闻战事的沙龙

当6月14日纳粹入侵巴黎时，巴黎以近乎一座空城。大多是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屋已在入侵前关闭其业务。八月，随着纳粹明令要求所有商业必须即时复业，时装业才在面料短缺和强制的管控体系中重新起步，而只有巴黎社交圈的贵妇与影视演员能支付起膨胀的售价，少数国外买家为中立国外交官的亲眷。而法国合作派企业家与在黑市中谋得暴利的商人，成了高级时装屋粗鄙却能维系其生存的新客人。即便失去了大量战前客人，管控中的高级时装行业却继续发展，其1943年的销售额为占领后第一年的六倍。

最为法国经济的核心，巴黎高级时装行业在解放后迅速地重建其奢侈品贸易。而带领主流高级时装领域走进“当代”这一新时期的，无疑是1947年12月12日，巴黎新时装屋Christian Dior的首秀。对奢华面料与繁复工艺的大量运用在暮气沉沉的战后时装世界中脱颖而出。而这一系列中令人着迷的女性化轮廓来自与胸部与臀部的衬垫设计。媒体对ChristianDior作品“New Look”的称赞也成为了Christian Dior风格的标签。Dior将这种夸张的战前风格以更加极致的风格展示给世界女性。或许如同时装史学家Jonathan Walford在其论著中所指，巴黎的高级时装领域似乎“忽略”了这一场战争，也或许是高级时装其对美学的执着，超越了利益与立场的争夺。

结语

从伦敦的Siren Suits到巴黎的New Look，四十年代的时尚产业最终在战争的阴霾下出乎意料地向前发展。军装、实用主义的设计在这十年中成为了时装设计的新的语汇。但对于整个产业而言，所革新的不仅是时装设计本身。稀缺的原材料与物资管控让人们开始妥协于时装的品质，而这也为五十年代大规模生产的商业时装乃至六十年代兴起的快时尚的某种缘起。对于高级时装而言，曾经贵族式的傲慢开始向商业式的运营倾斜，对于Christian Dior而言，他也买走其首秀六成时装的美国客人推出具有更為柔和肩部轮廓的两件式套装。而那些从前线归来的士兵而言，他们第一次开始享受购物的乐趣。百货公司里那些带着花纹的袜子和彩色领带，或许并非式最为阳刚的选择，但却是物质世界的欢愉，一个和平世界的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