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男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新解放区的农村成为推行土改的重要区域。作为首都的北京市专门成立了郊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开展这项工作，指导各区下派工作队到基层农村参加土改并发起妇女解放运动。土改期间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把妇女组织到农会中，通过农会发动妇女积极参加土改，实现翻身。北京市海淀区是其中的一个缩影，通过对海淀区农村妇女动员过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年农村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效与特点。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海淀区 农村妇女的组织动员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摧毁了基层旧保甲制度，建立了基层新政权。在恢复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为了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翻身解放，北京市专门成立了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郊区的土改，并且下派工作队到农村指导具体工作。在土改运动中，京郊农村妇女也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新解放区政府对农村妇女动员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成果，但对于首都北京郊区农村妇女动员的研究尚显不足，而且对工作队开展工作的细节没有过多涉及。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京郊农村妇女动员的过程，进而观察农村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效与特点。

一、海淀区农村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

1949年9月北京市调整了行政区划，海淀区被编为第十六区，面积约255平方公里。该区下辖1个海淀镇、6个街道和48个行政村，全区有32126户、142801人，其中农业人口为74746人，占总人口的52.4%[1]。由此可见，发起土改，动员农民积极性，投入大生产中，对于京郊经济的恢复发展至关重要。广大妇女作为潜在力量，历来是我党群众工作的重要对象。在政府带动下，全京郊近20万农村妇女中，参加农会的46224人，占农会会员总数的39%[2]p30。海淀区毗邻老解放区，加上解放初期受驻军宣传的影响，农村妇女对土改早有所闻。但因受敌伪统治时间较长，一般妇女封建落后思想较重，她们认为土改是区干部和男人们的事，而且一般对土改是什么，也没有多少认识。

1949年3月全国妇联成立，同年11月北京市妇联成立。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对保障妇女各方面的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此时农村基层的妇女组织尚未完善，再加上此时村干部的素质和工作能力尚显不够，因此区委区政府下派的农村工作队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淀区下派到农村的工作队面临的任务并不是特别艰巨。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共的主要任务由革命斗争转移到城市接管和农村工作上来。1949年2月8日，毛泽东在《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中说道：“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3]p1405早在北平刚解放时，军队中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就已经对京郊农民做了初步的发动和教育。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批工作队到来之前，妇女大多数是下地劳动的，她们的收入和男人差不多，妇女在家中比较有地位，思想也较为开朗。农村的妇女工作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以海淀区六郎庄为例，在推翻保甲建立新政权时，六郎庄的妇女随着农会的发展已经被初步组织起来。农会里成立了妇女部，下辖8个妇女小组，共有125名会员，并选举了3名正、副部长。但因为当时下派的工作组是流动的，所以妇女们虽然参加了组织，却缺少教育，因而妇女组织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当时的妇女干部脱离群众，工作作风不端正，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4]。在具体展开工作时，如果单靠村干部和工作队对农村妇女进行教育，必然会因为没有实质内容而难有成效。因此对农村妇女的解放必须依托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并和建党、建团联动起来才可以实现。此时京郊的土地改革恰好为解放农村妇女提供了契机，解放农村妇女也为土改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于是当海淀区农村土改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时，对农村妇女进一步的组织动员工作也随即提上了日程。

二、海淀区农村妇女组织动员的主要实践

在土改开始以前，为响应郊区委员会的号召，海淀区专门召开了干部会议，明确了土改期间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妇女积极参加土改，统一妇女组织，即把妇女组织到农会里去。等到经过反恶霸和整理农会的运动后，群眾的阶级觉悟一般都提高了，对党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了，在推进划阶级成分的同时，再提出建党和建立专门的妇女组织。另外会议决定，要有计划地把区里的妇女干部分配到各个工作队去，便于领导和解决一些妇女的特殊问题[5]。整体任务和进程定下来之后，工作队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组织和发动妇女。

首先，工作队要整顿部分干部的偏见和思想作风，并且解除群众的顾虑、揭破谣言。起初一些男性村干部看不起妇女，嫌妇女带着孩子吵吵闹闹，讨论时总扯别的话题导致会开不好，甚至在开会时也不通知妇女干部参会。有的男性干部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认为接近妇女会惹人说闲话；或是认为妇女工作和他们男人无关，那是妇女干部的事情[6]p7。因而在日常活动中村干部没有重视妇女工作，没有尽到启发教育的责任。后来工作队发现了村干部的这种倾向，便开会讨论加以纠正。工作队认为，当前不应对妇女要求过高，应该循序渐进地对她们进行教育和启发。工作队一方面找村里的干部个别谈话，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联系群众，怎样把妇女组织起来；一方面又深入到村民中寻找一些为群众所拥护的老年妇女谈话，希望通过她们带动身边的年轻妇女积极参加有关活动。另外工作队也找个别工作作风不端正的妇女干部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同时培养新干部，充实到干部队伍中来。

在土改开始以前，一般妇女思想比较落后，对党和政府的政策认识很差，思想上存在很多顾虑。比如认为参加农会就会被强迫与军人结婚，参加农会组织的男女混杂扭秧歌等文艺活动，弄不好丈夫会要离婚。甚至有破坏分子造谣说，“谁家的妇女参加农会，将来我们就把你们拐走当女兵去”。工作队在召开了几次农民大会和诉苦大会后，了解了妇女中存在的顾虑，认识到妇女所受封建压迫的痛苦，于是在宣传土改政策时，结合启发妇女的阶级觉悟，告诉妇女，如果想要得到彻底的解放，首先应废除封建思想，积极参加土改运动。另外工作队还挨家挨户做家访，了解妇女们的生存境遇和特殊要求，听取她们的意见，并在为她们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讲解政策、开导思想，提高妇女的觉悟。[4]工作队注重在整理农会的过程中组织和发动妇女。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有极其重要的指示：“农民协会应切实注意吸收农民家庭中的妇女来参加，并吸收妇女中的积极分子来参加领导工作。”[7]p45根据以往的经验，发动妇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发动男性农民，再发动妇女农民，此观点认为男子发动起来后妇女就会自然而然被带动起来；一种是一起发动，即开始发动农民时就同时做妇女工作。在老解放区经过试验，证明一起发动的效果更好。在“先男后女”带动法实施的村庄，大部分妇女虽然参加了运动但自觉性不高，除了几个积极分子，很多妇女依旧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来开会也是旁听，发言还要看丈夫的脸色[6]。总之，在这种方法下妇女各方面都落后男子一步。另外，由于封建地主非常顽固，只有集中力量才能各个击破，必须对妇女和男子进行统一领导，将农村妇女组织统一于农民协会之中。因此，海淀区下派的工作队便采取男女村民一起发动的方法，即通过吸收妇女进农会来组织她们。

在着手工作之前，工作队在调研中发现了几个问题。其一，之前的农会会员都是以户为单位，一家只要户主参加了，全家便算入会，开会时大多只有户主来，妇女和青年很少参加。其二，之前农会内部都是男女分开编小组，但因妇女不经常来开会，所以妇女所在的小组最终流于形式。其三，农会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妇女要求入会不易被批准，这样极不利于壮大农民自己的队伍。经过前期对农民的政策宣传与思想教育，农会的威信空前提高了，很多村民认可了农会的力量，认识到参加农会是光荣的，因此要求参加农会的愿望也更为迫切了。基于此，工作队提出发动妇女首先要整理农会[8]。

为了扩大规模与加强组织，规避农会之前的弊端，工作队以“开门吸收，仔细检查”为原则，提出“小毛病没关系”和“条件不要太高”的口号，认为只要是劳动人民，不是地富、特务、流氓、狗腿子就都可以参加。号召大家必须要以“人”为单位参加农会，希望各家的男人们先把妇女们带出大门来，鼓励她们参加农会组织的活动。

为了使男子带动起妇女，增加妇女见识，工作队主张在农会小组中要男女合编。为了媳妇不受婆婆和丈夫的限制，儿子不受父亲的限制，工作队主张把他们分开编。在做出初步规划后，工作队在会上和群众讨论方案，对于男女合编，群众一般都赞成，但把媳妇和家人分开编，很多人不大同意。有一位老太太说：“把我的媳妇和别的男子编在一组，我不放心。”有人私下对工作队说：“村里男女关系乱，分开编怕发生不好的事情。”基于群众这样的反映，工作队考虑到，如果群众没有一定的觉悟，强行这样做就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工作队内部统一了思想，认为编组和选组长时要相信群众、敢于放手，最终决定还是自由编组。经过工作队和村干部的努力，整理农会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以海淀区六郎庄为例，在扩大吸收和整理农会之后，女会员人数从125人增加到523人，其中女组长有24名[4]。

当农会中的妇女成员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下一步工作队计划在农会中设妇女部专门领导妇女工作，并在村区设妇女会，与农会一起开展活动[9]p200。农会委员也应选拔优秀的劳动妇女担任，在平时工作中有计划地培养积极分子使她们带动更多的人。例如保福寺工作队在土改运动中发现培养了积极分子程李氏，她学习了政策后常常向身边的妇女宣传，因为她的积极工作，村里很多妇女参加了农会[5]。但农村中妇女工作也要分情况处理，比如地主富农成分的妇女是不能参加农会和妇女会的。当时普遍的思想认为，农村妇女除了受封建思想的压迫，她们和男性贫农是同一个阶级内的人，同样受着地富的剥削[10]p9，他们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此在对待地富成分的妇女时也要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

整理农会后，土地改革便有了坚强的组织和力量基础。土改分为几个步骤，从划阶级成分、评议审查、没收土地、调剂土地到分配果实，工作队要求村干部和农会干部保证每一个过程妇女都参与其中，使妇女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提升思想觉悟。尤其是在分地与发土地证时，保障妇女应得的权益是妇女工作成败的关键。如果一旦在分配果实时发生偏差，前面的所有工作都将功亏一篑，将严重打击农村妇女的积极性。因此需要让农民了解，“在以家庭为单位发土地证件时，须在土地证上注明男女均有同等的土地权，全家成员有民主处理财产之权”，必要时，还可“单独另发土地证给妇女”[10]p16。

土改告一段落后，为了让农村的妇女工作不随着土改工作的结束而逐渐式微，根据上级的指示，以海淀区为重点组织各种副业生产，因此工作队在随之而来的大生产运动中，除了发动广大的妇女积极参加一般劳动外，还有计划地组织妇女参加副业生产。市妇联传下来的消息称可以为基层提供大量挑花（刺绣的一种）原料，因此区政府下达指令，要把全区会挑花的婦女组织起来，参加挑花生产。

三、海淀区农村妇女组织动员的成效与特点

经过了几个月的土改运动，妇女在实际劳动中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海淀区农村的妇女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土改开始时，有很多妇女都参加了土改政策学习，肖家河的村民白玉珍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向大家解释政策，还有的妇女在家一边烧火一边和家人讨论村里划阶级的事情。有的妇女鼓励儿子入青年团，破坏分子造谣说：“参加了青年团将来要你儿子当兵去”。她马上回答说：“当兵怕什么，要是大家都怕当兵怎么能打蒋介石，我们今天还怎么能翻身？”这些事例都证明一般妇女在政治觉悟上都得到了提高，而且都有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农村妇女工作的开展也使男子转变了过去对妇女轻视的观点，认识到了妇女的伟大力量。他们看到妇女们不仅能管理家务、带孩子，还能管理村里大事，所以村民家里对妇女参加农会也不阻挡了。农会委员孙淑贞向工作队汇报说：“现在我的婆媳关系都搞好了，我开会回去婆婆就把被子铺好了，我不叫她铺她还说，你为人民服务了，我铺个被子算什么。”随着村中建党和建团工作的开展，很多妇女都参加了党和团，尤其是女团员实现了零的突破（见下表）。

虽然海淀区农村妇女的组织动员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妇女工作是依托农会的组织形式实现的，由于整顿农会的工作存在一些瑕疵，因此妇女工作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工作队在工作中有一些右的偏向，看到群众在吸收农会会员的问题上讨论得很好，以为编组和选小组长时也一定不会差，便在放手群众自由编组后放松了引导，忽略了可能发生的问题。加上急于求成的心理，工作队把“一家人尽量编开”的原则只在一个大会上稍微讲了讲，便叫会员自己去找人编组。最后发现还是一家人都编在一组里了，到开会时一家还是只有户主参加，家里的妇女和青年好多都没有来。尽管每个小组都有不少妇女，但男女合编只做到了形式，和从前以户为单位差不多[8]。

反思这次土改中发动妇女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其中除了工作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工作队没有真正认识到农村妇女工作和整个农民家庭关系的重构联系极其密切。在农民家庭中，妇女和男性之间存在着血缘和利益联系，他们是父女、母子、夫妻、兄弟姐妹；在阶级立场上，贫苦的妇女和男子都受着同样的阶级压迫，他们是彼此最忠实的战友[6]p9。因此在开展妇女工作时，一定要注意家庭和睦，在发动妇女时首先做通男人思想，发动青年妇女时必须打消老年人的顾虑。当然海淀区也不乏做得很好的村庄，比如保福寺工作队一开始就提出“敬公婆，爱媳妇，一家团结和和睦睦，搞生产才能发家致富”的口号[5]，这样一来，妇女就较容易被动员起来。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海淀区的这次土改中，地富身份的女性不属于工作队动员的对象而是打击的对象。换句话说，当性别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同时存在时，女性解放是附属于阶级解放的。海淀区农村妇女工作的这一原则是全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缩影，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维方式。阶级不平等与性别不平等的共时性，恩格斯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了。[11]p63个体婚制产生的同时，最初的阶级压迫（奴隶制）也诞生了，阶级和性别两种压迫机制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12]。五四运动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用阶级分析法来剖析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在肯定资产阶级妇女解放成绩的同时，强调应该把妇女解放的重点放在劳动妇女身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因此斗争的矛头是私有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歧视，矛头指向所有男性群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解放妇女时很自然会选择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的方式，只有当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了，妇女解放才能实现[13]p175，186。

虽然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和基础，但也应该看到妇女解放可以有效促进阶级解放，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对地富身份的妇女进行动员也不容忽视。地富身份的妇女处在既被父权夫权压制，与贫苦农民相比又具有阶级劣势的双重地位，对这个群体的发动会起到双重作用。经过教育的地富妇女回家可以影响带动身边的顽固地主富农，还可以联合贫苦的妇女一起来求得妇女解放，这样就把地富身份的妇女从革命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促进妇女解放的积极因素。妇女解放对阶级解放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反作用。○

参考文献：

[1]钟冷.解放初期北京市海淀区的土地改革运动[J].北京党史，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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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六郎庄土改中妇女工作总结（1950.1.10）[B].海淀区档案馆，档案号1-101-42-52.

[5]十六区妇会关于土改中的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50.4.18）[B].海淀区档案馆，档案号1-102-1.

[6]新中国妇女（第14期）[Z].1950-09.

[7]刘少奇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六郎庄土改第一阶段工作总结（1949.11）[B].海淀区档案馆，档案号1-101-42-1.

[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1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1948.12.20）.见：中华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王虹.性别、种族、阶级与女性解放[J].社會科学研究，2010（5）.

[13]林吉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