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的本意，是狭而小的竹片。在纸张出现之前，人们以竹简作为书写载体，遇到需要标识的地方，就用这种小竹笺系在简策上；以后被借指一种精美的小幅纸张，供文人墨客写信或题诗之用，俗称信笺、诗笺。由于笺纸多印制精美，又有花笺、彩笺、锦笺之美誉。

薛冰，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已出版长篇小说《城》《盛世华年》，书话集《旧书笔谭》《版本杂谈》《拾叶集》，文化随笔集《家住六朝烟水间》《片纸闲墨》《书生行止》《饥不择食》，专著《南京城市史》等40余部。

历史演变

南朝

花笺很可能肇始于南朝。南朝文学家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曾提到以“河北胶东之纸”制作的“五色花笺”。梁江洪有《为传建康咏红笺》诗：“杂彩何足奇，唯红偏作可。灼烁类蕖开，轻明似霞破。镂质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不遇情牵人，岂入风流座。”于彩笺中尤推重红笺。《南史·后主纪》载：陈后主君臣宴会，先命张丽华等八妃嫔“襞彩笺制五言诗”。只是没有实物可供验证。也有人认为笺纸的出现可能早到东晋，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说，“《桓玄伪事》曰：玄令平淮作青赤缥桃花纸。又石季龙写诏用五色纸。盖笺纸之制也，此疑其起也。”桓玄是东晋后期将领，石季龙是十六国后赵皇帝，更早于桓玄一百多年。不过当时尚没有花笺之名。

唐代

到唐代，花笺已在诗人墨客中流行。“花笺一何荣，七字谁曾许”（欧阳询），“应笑病来惭满愿，花笺好作断肠文”（皮日休），“金屋瑶筐开宝胜，花笺彩笔颂春椒”（崔日用），“花笺制叶寄郎边，的的寻鱼为妾传”（晁彩），《全唐诗》中涉及花笺的诗句甚多。近人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花笺“至唐始粲然大备，段成式自制云蓝纸以赠温飞卿；韦陟以五彩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李峤咏纸诗：‘云飞锦绮落，花发缥红披。杨巨源酬崔驸马惠笺诗：‘浮碧空从天上得，殷红应自日边来。皆是唐人尚杂色彩笺之证。”此外还有一种鱼子笺，陆龟蒙、皮日休都有谢人赠鱼笺诗，形容它“捣成霜粒细鳞鳞”、“指下冰蚕子欲飞”，大约是白纸经砑压而形成鱼子纹。北宋朱长文《墨池编》中记载，“又以绢布，先以面浆胶令劲，隐出其文者，谓之鱼子笺，又谓之鱼卵笺”，或者就是用这浆硬的绢布作为砑板。

宋代

宋人米芾《评纸帖》中，也赞扬“纸细无如川纸”。元人费著专门写了一部《蜀笺谱》，说到蜀中的笺纸名目，“有玉板，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所用原料各各不同。笺纸“以人得名”的，薛涛笺之外，还有谢公笺，为黄庭坚的岳父谢景初所创制，“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其实唐人韩浦已有诗写到“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则谢氏“十色笺”当是有所本的。与米芾同时代的苏轼、黄庭坚、梅尧臣、陈师道等人诗集中，多有向人索纸、谢人赠笺之作，足见讲究诗笺成为文人时尚。而笺纸名色，又有碧云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等。周邦彦词中有句“更花管云笺，犹写寄情旧曲”，后人释为云状花纹的笺纸。不过这种印花，并非色印，而是砑印。宋陶穀《清异录》中记载：“姚顗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板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獅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砑光小本。”

明代

直到明代中叶，笺纸的制作，是比较朴素的。爱别出心裁的文人，往往在笺纸形状上作文章，如屠隆在《游具笺》中提到的一种叶笺，以苏州产的罗纹笺纸，以蜡板砑出树叶纹，再剪成树叶形状，红色的剪为枫叶，绿色的剪为蕉叶，黄色的剪为贝叶，旅游时忽发诗兴，便写在这种叶笺上，让它随风飘扬，逐水浮沉，以为雅事。万历年间，宫廷内使用的是“细密洒金五色粉笺”；市面上出现了“印金五色花笺”，而以“吴中无纹洒金笺纸为佳”；又有松江潭笺，“以荆川连纸，褙厚砑光，用蜡打各色花鸟，坚滑可类宋纸”。屠隆并且认真地记录下了造金银印花笺和松花笺的方法，想必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这些笺纸，虽然富丽华贵，却谈不上典雅隽逸，流行也不算广。明人李克恭在《十竹斋笺谱》首卷的序言中，对花笺的发展有一个简要的概括，说嘉靖、隆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稍尚鲜华，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

近半个世纪以来，书写工具彻底变换，随着钢笔、圆珠笔等完全取代毛笔，书法成为一种高雅的技艺，花笺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实用功能，而成为纯粹审美对象的艺术品。北京荣宝斋多次翻印《十竹斋笺谱》，上海朵云轩复制《萝轩变古笺谱》，都是作为欣赏与收藏的对象。也正因为如此，花笺之美才得以重现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