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爽静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047）

《黑骏马》中的牧歌情结与罪感文化

赵爽静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047）

张承志的《黑骏马》在牧歌式的回忆中展现了悠久深沉的草原爱情叙事，在现实沉重的心灵法庭中表达“我”对奶奶、对索米娅的精神赎罪。张承志在对草原牧歌式爱情的浪漫重返之中试图寻找失落的家园；在宗教式的忏悔中揭示了小说人物悲剧的内在情感差异和价值错位，显示出知识分子永恒的、无处还乡的精神困境。

《黑骏马》；牧歌；赎罪；精神流浪

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张承志是独特的，他既没有加入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热潮，也有别于试图构建民族文化精神的寻根小说，而是把笔触延伸到古老而广袤的草原之上，叙述着“陌生化”的异域故事。在《黑骏马》中，他以草原额吉“养子”的独特身份，谱写了一曲悠扬的的草原牧歌，在其悠扬的牧歌声下沉吟着寻求救赎的精神罪责和无处还乡的精神流浪。本文旨在透过小说的抒情性叙事，发掘其深藏着的的精神内涵。

一、爱与歌：牧歌、骏马、爱情

小说标题“黑骏马”便是古老蒙古族民歌的一种，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回忆起在幼年第一次听到它时：“记得当时我呆住了，双手垂下，在草地里静静地站着，一直等到那歌声在风中消逝。”[1](P185)整篇小说都是在这样的歌谣中进行的，有草原汉子骑马时的欢快，有草原男子寻找情人的热情，有伯勒根小河边姑娘远嫁的忧伤……这个古老而深沉的民族用她独特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情感。但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爱情叙事不一样，张承志总是将主人公的爱情想象与草原特殊的背景融合起来，构成独特的永恒性叙事。比如在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悸动的14岁时，张承志是这样来形容白音宝力格眼中的成年的索米娅：“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惊奇她怎么会用这样婀娜的姿态在草原上奔跑……”[1](P196)类似的情景还有“我”第一次亲吻了索米娅之后，黎明之时看到东方一跃而出的太阳……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则缺乏这样浪漫而深远的爱情图景，沈从文多用隐喻，如翠翠起身打翻了一碗豆子掉到水里、翠翠来初潮时一夜未眠……在牧歌式的语言中，小说展开了草原浪漫爱情叙事：“我”和索米娅一起救活并养大了小马驹钢噶·哈拉、我们一起在草原上拾粪、一起听奶奶唱古老的歌谣、索米娅看着我第一次像个男子汉一样骑马……在索米娅乘车送我去旗里参加学习的那个夜里，小说中的爱情叙事达到高潮：“在星光下，我看见她的大眼睛在一眨一眨地注视着黑暗，注视着这博大的夜草原。我的心里一下子涨起了一股强烈的，怜爱的潮水，一股要保卫这纯洁姑娘不受欺负和痛苦的决心。”[1](P201)这一幕的温馨是青梅竹马的两个人终于袒露心意，勇敢地走在了一起的激动不已，也使得多年后的白音宝力格“将永远回忆那绚美难再的朝霞和那颤动着从大地尽头一跃而出的太阳”[1](P203)，并觉得“那天的太阳也曾显示过最纯洁、最优美的人间的感情”。[1](P203)

因此，可以说《黑骏马》向我们提供了1980年代少有的草原爱情叙事，在传统草原歌谣、劳作、骑马等的叙述中，展开了一幅辽阔的诗化的草原生活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是奶奶对“我”的深深的养育之情，是索米娅对“我”从未改变的真挚的爱意。整篇小说以古歌的歌词作为每一段叙事的引子，小说也仿佛变成了一曲悠扬的牧歌，年少时伤感的爱情在悠久的草原面前最终也化作随风飘扬的歌谣。牧歌与爱情承担了整篇小说的情感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以男性作家的笔触描写爱情的，《黑骏马》是极其动人的一个。同样是通过“返乡”追寻昔日爱情的《白狗秋千架》，对多年后再次相见的昔日恋人身体的描写则比较粗俗：“汗衫很快就湿了，紧贴在肥大下垂的乳房上”；[2](P206)当“我”问暖生了几个孩子时，她冷冷地说道：“一胎生了三个，咕噜咕噜，像下狗一样”。[2](P206)类似的性语言在莫言、贾平凹、刘恒等的小说《红高粱》《黒氏》《伏羲伏羲》等中构成了乡土情爱叙述话语，他们都在小说中大量地描写性，把主人公的性爱体验推到极致。相比《黑骏马》，则摈弃了“被偷窥”的欲望，将爱情放置在草原这一巨大的生活图景和文明之上，给现代都市生活提供了一种“牧歌式”的想象，这种想象的背后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对家园的精神亲缘性。在草原、歌谣、骏马等牧歌式地抒情中，作者寻找的是自己对逝去的草原生活的美好回忆，那包裹了作者整个童年、少年时期的草原经历成了日后作者不断精神返乡的根本原因。以草原“养子”身份的还乡，也只能在广阔的草原之上，在一个远为单纯的异域背景下诉说作者的精神流浪。

二、罪与罚：失贞、复仇、抛弃

剥开小说“寻找失落的爱情”的浪漫叙事层面，小说更深层次的苦难叙事和忏悔叙事也在展开。就在白音宝力格结束半年多的学习回到草原，期待着和索米娅结婚时，不可控制的邪恶力量——希拉在此之前诱奸了索米娅，致使其怀孕。当白音宝力格怒不可遏要去找希拉复仇时，奶奶制止了他，“怎么，孩子，难道为了这件事也值得去杀人么？”[1](P208)在面对传统贞节观念时，接受现代文明教育的白音宝力格与奶奶、索米娅之间的冲突便凸显出来。奶奶不仅没有怨恨，反而试探性地对白音宝力格说道：“女人——世世代代不就是这样吗？嗯，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1](P208)而索米娅也并没有像白音宝力格所期待的那样“像以前那样使劲地紧贴着我的胸膛……等着她把满腹的委屈和痛苦向我诉说，我最终会原谅她的”。[1](P209)而是选择了沉默和逃避，她躲到棚车里，不敢面对白音宝力格。她保护着肚子里的孩子，和奶奶一起偷偷地为孩子准备衣服、鞋子。白音宝力格在失去爱人的贞节的打击下，看出了自己和草原的差异：“我从根子上讲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牧人……我不能容忍奶奶习惯了的草原的习性和它的自然法律……驱使我去追求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魅力的人生。”[1](P209)

白音宝力格把对希拉的复仇转嫁到对索米娅和奶奶身上来，他最终离开了草原，一去不复返。在他走后，便展开了索米娅一生的苦难叙事。像《苔丝》中的安琪儿一样，他们最终都因为传统的贞节观念抛弃了自己深爱的姑娘，造成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悲剧。苔丝因为安琪儿的抛弃最终命丧绞刑架，索米娅因为白音宝力格的抛弃而远嫁他乡，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承担着生活的重负。

白音宝力格的离开不仅是对索米娅爱情的抛弃，也割舍了与额吉、与草原的亲缘关系。即使在索米娅后来的丈夫达瓦仓看来，白音宝力格也是有罪的：“我根本没想到你这会来看看，我以为城里人就是那么没有心肝，亲娘老子死了也不理睬……”[1](P219)由此可见，白音宝力格看似正常的出走，实际上在草原人民看来是违背人伦的。“我”最终没有像爸爸把“我”交到奶奶手中时说的那样：“额吉家没有男子汉，得靠你啦。要像那些骑马的男人一样，懂么。”[1](P188)甚至“我”连最基本的给奶奶送终都没做到，导致索米娅一个人赶着车安葬额吉，夜里翻车了在阴沟里哭泣……所有这些索米娅承担的苦难，都与白音宝力格的离开有关。九年后，白音宝力格带着忏悔重返草原，“我从来没有想到荒僻草原上有这样一个严厉的法庭，在准备着对我的灵魂的审判……”[1](P225)白音宝力格因此受到了心灵的审判。

小说后半部分安排了“我”和索米娅的大女儿其其格的相处，这个当年毁了“我”心爱姑娘童贞的、令“我”深恶痛绝的希拉的“野种”，如今长成一个瘦弱的、好看的9岁的姑娘了，并且她把“我”当作她的父亲。白音宝力格在面对其其格的过程中，也是直面自身的罪恶与狭隘的过程。其其格异于同龄孩子的瘦弱和懂事都让“我”心生怜悯，面对这样一个长成的、可爱的生命，放置在白音宝力格，甚至是所有读者面前的是深深的反思：读者是否和当年的白音宝力格一样希望这个孩子不被留下来呢？张承志令人震惊地将这样一个“难题”抛给所有读者，使读者参与到小说的情感中去，体会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深深的罪恶。

三、价值错位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流浪

接受现代文明教育的白音宝力格并非完全不能接受索米娅的“失贞”，如果索米娅能依偎在他的怀里哭诉，他的心里最终会原谅她，然而在他为心爱姑娘的遭遇感到痛心和滋生对希拉的仇恨时，奶奶和索米娅的包容和对肚子里的“野种”期待让“我”实在无法容忍，“我”不能容忍草原上这样丑恶的事情发生并且还被人们包容。在白音宝力格看来，这种包容是落后的、野蛮的，他值得去追求更文明、更“人性”的生活。然而时过境迁，白音宝力格并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之乡，现代社会带给他的是枯燥、机械的生活，“返乡”这个动作本身也是他对自己追求的所谓文明生活的否定。现代文明的狭隘在宽容深沉的草原古老文明面前相形见绌，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现代文明强调的所谓的“贞节观”，是白音宝力格对怀了希拉孩子的索米娅身体的嫌恶，是白音宝力格的一走了之。相反，年老的奶奶和索米娅则瞒着白音宝力格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衣物，这样淳朴的人性没有现代文明的枷锁，它来自草原古老文明深处的最本真的对新生命的无选择的爱。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所谓的“文明”是要剥脱人的生命，而对待生命最原始的敬畏才能使人免于一死。这和奶奶、索米娅的选择是一样的，那些在现代文明规定下的反人性的观念，最终被最纯粹的人性所打败，是新生的生命战胜了一切成见。由此去观看索米娅和奶奶的行为，我们至少能够理解额吉、索米娅代表的古老草原文明和白音宝力格所浸染的现代文明之间的错位。这既是小说悲剧结局的直接原因，也是《黑骏马》这篇小说中最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张承志最终指向了宗教式的文明反思，直抵人性最深处。在小说结尾，白音宝力格终于见到了索米娅，但索米娅很平静，她始终是融入生活的人，对于现在的生活也是积极的态度，对白音宝力格的离开也选择了宽恕，只有在想起去世的奶奶时才会哭起来。相反，白音宝力格却对枯燥的机关生活不满意。最后，已经不能生养的索米娅恳求白音宝力格将来把孩子给她抚养，读到这里，读者终于明白，当初索米娅为何那么固执地保护肚子里的孩子，她具有和奶奶一样的草原女人的品质——对新生命的热爱。小说中以索米娅为代表的草原自然人性由此得到了宣扬。

小说由此展开对现代文明与草原文明价值错位反思的同时，叙述主体的身份认同也呈现模糊的状态，即张承志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我认同出现的危机。当年白音宝力格在现代文明观影响下“不得不”离开草原，多年以后面对内心深处年少时期的纯美爱情以及额吉的养育之恩，又不得不背负良心的谴责。在家园意识溃败，无处还乡之时，行动上的还乡暂时缓解了他漂泊在外的无根的焦虑，但是在精神深处，他仍然要面临两种文明的裂缝，面临寻找精神出路的无尽路程：故乡已不在，深爱的姑娘已永远失去，现代都市的无法融入。在当代作家中，张承志属于理想型的，他没有像莫言那样把自己的精神焦虑拉到地面，在土地上演绎世世代代卑微的生与死，而是在精神高蹈的理想层面，真正诠释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流浪。知识分子在接受教育、背弃传统民间伦理走向现代文明之后，迎接他的并不是光明的未来与情感上的归属，相反，在不属于乡村（草原），又不属于现代都市的双重边缘状态下，知识分子除了面对这种时代思想意识转型加之于个人生命的痛苦体验之外，别无选择。张承志个人由于宗教的亲缘，他选择了忏悔。

在大多数还乡题材的小说中，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渴望还乡与无处还乡等矛盾对立中，现代中国以来所遭遇的现代性的复杂难题一一呈现在知识分子与底层人民的受难中。鲁迅回到故乡后的失落与不得不再次离开，显示了知识分子与乡土的精神断裂和与都市的紧张关系；莫言的还乡在寻找失落的爱欲的同时是对乡土粗鄙生活的不堪的一种残忍揭示。而张承志的精神还乡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以来的“忏悔文学”的空白。王达敏的《忏悔意识演变与中国当代忏悔文学的兴起》中提到：“大约从1982年的《黑骏马》开始，其忏悔意识越出历史反思和政治批判的视界而进入世俗人生及人性层面，在情爱、命运、生存、感恩、复仇中展开的‘罪与罚’的忏悔救赎。”[3](P77)同时王达敏也指出中国文学缺乏罪感文学，“即便描写‘罪’，也是采取一种拒绝承担罪责的方式，其突出的表现是抓住‘替罪羊’，把罪责推给不在场的‘他者’”。[3](P72)由此可见《黑骏马》之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其罪感文化应为当代文学的精神厚度划上重重的一笔。

综上所述，《黑骏马》作为知识分子还乡题材的小说，以其独特的草原牧歌为爱情背景，以作家内心深处的罪感文化与忏悔意识为文化背景，展开了知识分子精神叙事，揭示了知识分子在遭遇现代文明时自我精神转向的困境。

[1]张承志.张承志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2]莫言.白狗秋千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3]王达敏.忏悔意识演变与中国当代忏悔文学的兴起[J].扬子江评论,2016(6).

I206.6

A

2095-0438（2017）11-0060-03

2017-06-07

赵爽静（1992-），女，安徽安庆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王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