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琼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

美国著名学者比尔·布里森(Bill Bryson)*比尔·布里森，美国学者，他的作品大多围绕自己游历欧洲、英国和美国的经历，还曾发表过关于英语语言的若干作品，以及一部关于科学史的著作，以诙谐、敏锐的文风著称。曾从事过记者职业，2003年至今居住英国。代表作包括《万物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失落的大陆：美洲小镇游记》(The Lost Continent: Travel in Small-Town American)、《非此非彼：欧洲游历》(Neither Here nor There: Travel in Europe)、《母语》(Mother Tongue)、《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等。2007年的传记作品《莎士比亚：世界即舞台》(Shakespeare:TheWorldAsStage)，属于哈泼-科林斯(Harper Collins)的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之一。全书贯穿简练、幽默、轻松的布式风格，在关于莎士比亚的浩瀚资源中，因其新颖独特，尤其受到公众的青睐。无论是莎学研究者、戏剧爱好者或普通读者，都会在或熟知，或似曾相识，或初相识的心情下，愉悦地进入漫谈氛围，随着对莎翁样貌的猜测和揣摩，倾听一则则似确凿、似疑惑的轶事趣闻，直到最后步入华盛顿的福尔杰图书馆(Folger Library)，深入探究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的来龙去脉。人们仿佛在验证着自己的认知体系和推理能力。

布里森的文风历来诙谐睿智，不过在这部作品中，他缓释了幽默的力气，尽量去掉“瞧我有多渊博”的味道，抛开学究姿态，坦诚踏实地开门，让那些本以为消受不了的读者进来品咂，并将他们渐渐引入惊涛骇浪的莎学世界，直到大家都更加接受“拿事实证据说话和推断”的态度，能对人们不断提出的“莎士比亚是否真有其人”的疑惑心持平静，对众人无论是马洛、培根或是其他学院派的莎翁“候选人”的猜测同样处变不惊，从而把视线和思索离开是非、对错、黑白的对立，走进一个更深远、宽广、丰饶的天地。

确实如此，诚实而智慧的布里森几乎在书中不作结论。开卷最初十几页，人们发现，原来，若要好好了解赫赫有名的莎士比亚的真实生活，手边还几乎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关于早期的莎士比亚生活印记，无论是确凿的记录、叙述，还是相关的文件，可谓毫无踪迹。即使是莎士比亚这个签名，也只在法庭的相关记录中，总共出现过六次，而且这六个签名的拼写都各不相同。即使是我们今天熟知的那幅莎士比亚肖像，都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或莎学研究者可以确定，那一定就是莎翁本人。

这样一位大名如雷贯耳、成就叱咤风云的人物，从历史研究的视点看，竟然无从着手进行任何传记尝试；但现实却相当反讽：关于莎士比亚的生平叙述，著书立传的竟达上万种之多(Marowitz，2009)。虽然，这样的大胆尝试是在莎翁离世后将近两百年才开始，而一旦开始，就如火如荼，哪怕建立在猜测、逻辑推断、一厢情愿、创造发明等之上。那么，布里森又如何确立自己的视域呢？

1 让事实说话，听作品声音

确立不了人物的具体坐标，布里森就确立时代变迁坐标，从莎士比亚经历的历史语境的外围叙述入手，例如当时的教育注重拉丁语修辞和文学，伦敦的城市、社会概貌，剧院的地位(剧院竟然卑微到与妓院、监狱、精神病院等规划在同一个城外区域)与今天大相径庭，大部分人口的寿命平均不超过35岁；在教育程度方面，70%的男性和90%的女性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当时40%的女性在结婚时已有身孕，等等，进而谨慎地论及剧作家的生活。好在莎翁的生平和研究，即使几个世纪来不断被涉及，对著者和读者，依然会是一片充满未知的神秘森林，依然会有学者如此论断：“莎士比亚的每一部传记都是建立在5%的事实和95%的猜测之上。”(Tartakovsky, 2008：67)布里森的话不无道理，莎士比亚确实是一位“最知名也最不为人所知的伟人”。从至今仅存的三幅充满争议的莎翁肖像画开始，布里森尝试着从不确定中展开尽量令人信服的叙述。在不足200页的“传记”中，他充分利用可靠的数据及事实，诸如在人们所知的300多部第一对开本中，福尔杰图书馆就收藏了多达82本，莎士比亚的作品给现代英语词汇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以及1998年12月达拉谟大学(Durham University)馆藏的一部第一对开本曾经被盗，诸如此类，仅仅是希望告诉大家，关于莎士比亚，我们究竟能知道多少，他的世界舞台究竟可以波及多大的范围。

纵观全书，布里森避而不立论点，着力于简练地概述生平事实，他同时承认困惑，给出推论、猜测，包括低调而谦逊地表明这番解释的不尽如人意。或许会有读者批评这本作品仅仅停留在信息的综合和整理之上，指出布里森的大多推论引用前人，如威尔斯(Stanley Wells)、科莫德(Frank Kermode)、舒恩鲍姆(Samuel Schoenbaum)等的论据，不过，从字里行间，读者依旧能体会到作家严谨的历史分析和学术探究态度，并诚服于他走访多位学者，几番出入英国国家档案馆、斯特拉特福德小镇莎翁故里、华盛顿特区弗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等地的用心。

关键在于，布里森指出，莎士比亚的传记作家，大多倾心于猜度，依赖假设，甚至耽于个人想象。实际上，除了一些目前被众人接受的信息，如莎士比亚出生于斯特拉特福德镇，与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成婚，育有三个孩子，去伦敦发展，当过演员、剧作家，后返回故乡，去世前留下过遗嘱等之外，其他资料几乎无迹可寻。第一本莎翁传记1709年诞生于英国桂冠诗人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尼古拉·罗 (1674—1718) 英国作家，作品有戏剧、诗歌以及编辑的莎士比亚的作品，1715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之手，“它们大多来自传说和传闻，绝大部分是错误的……拜罗所赐，我们有了关于莎士比亚的这些个华而不实的动人故事……根据后来的学者埃德蒙·马隆(Edmond Malone)*埃德蒙·马隆，(1741—1812) 英国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以他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年表和莎士比亚(1790年)和德莱顿(1800年)版本而闻名。所言，在十一条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的事实中，起码八条是假的”(171)。诚然，直到今天，仅凭我们知道的客观数据和历史记录，无法追溯或推测到剧作家的性格特征。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莎士比亚究竟写了多少部戏剧作品(据布里森推测，Love’sLabour’sWon与Cardenio很可能是丢失的另外两部莎翁戏剧作品)，他的名字拼写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因此，布里森的叙述主旨渐渐凸现，即：对于莎士比亚的情感及个性推测，人们可以从作品推演，却不能无端强加于作品和研究。例如，我们确实可以体会莎士比亚在喜剧中的嬉戏和浪漫，十四行诗中的沉郁，以及其他作品中诸如玄学、感伤、偏执、庄重等的情感元素等。看得出，布里森在这部传记中竭力压抑着个人的想象冲动，非常谨慎地对待一些显然是耸人听闻的论断，如莎士比亚的性别取向、政治立场等，甚至对一些奇闻逸事进行了基于逻辑的反驳和揶揄。书中，几乎所有的信息都被综合并置，或许只有一条论断充溢着布里森的个人信念，即他要竭力反驳人们对莎士比亚另有其人的猜测，并占用了全书最后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证这个问题；但即便如此，布里森也不以肯定的论断结尾，而是迂回地指向他贯穿全书的基调——让作品说话，同时坦诚地保留那些不解之谜。因为布里森认为，比莎士比亚本人的生平传记更重要的是：长达几个世纪以来；他的作品一直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始终捕获着人们的内心和想象。

2 真实与虚构的设想

当然，在这个充满魅力和神秘的“莎士比亚领域”，正是这些个无从查找的谜语，牵动着很多人的关注，甚至养活了很多学者。在真实匮乏和虚构丰足的组合中，怎样才能呈现相对可信的莎士比亚，成了布里森最大的难题和挑战。他首先否定了较为浅表、武断的推理方式，例如人们根据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了2 259次“爱”和183次“恨”，就分析剧作家的情感特征；或者因为作品多次出现“大海”，就猜测莎士比亚曾从事过水手职业，等等。

那么，布里森又给出了多少基本质疑呢？最夺人视线的，一定是作品的归属。据说，2007年，《纽约时报》曾对全球众多的莎学教授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六分之一的学者对莎士比亚就是剧作与诗歌作者持有疑虑，这其中又有一半人数坚信莎士比亚并非作品的创作者*参见“Shakespeare: The Man Behind the Stage: An open letter to Bill Peschel”, http:∥shakespearebyanothername.blogspot.com, 2008，此外，对莎士比亚不是剧作家本人的论点持有者，学界一般称其为 “反斯特拉特福德派”(anti-Stratford)。。此外，在本书中，布里森本人也承认，关于莎士比亚不是作者的猜测，所涉及的论著就“超过5 000种”(179)。若从作品波及的专业知识，如法律、医药、政治、法庭、军事、古迹、异域生活等等领域来判断，一个仅在小地方接受有限教育的剧作家确实难以熟练应对，这是布里森提出的反方论据之一。由此，他从故事的源头追溯，谈及了1811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女子迪莉娅·培根(Delia Bacon)，因为正是她最早正式提出了弗朗西斯·培根才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真正作者(或许同一个姓名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这位女士之前也有人如此猜测过，但根据布里森推断，从其他人披露的时间推测，迪莉娅的结论是独立自主的，而且她远赴英国，获得了当时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包括爱默生的推荐，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其著作如《法国革命》 (1837年)，以对社会和政治的犀利批评和复杂的文风为特色。等人的帮助，“找到了培根当年的居所，默默地‘汲取氛围’，以一种精神上的吸纳感应方式(intellectual osmosis)提炼了她的理论”(183)。1857年，迪莉娅出版相关论著，正式提出培根是作者的论点，当时在利物浦担任美国领事的霍桑还为此作序，不过布里森同时补充，霍桑事后“承认并未真正读过此书，‘这是我最后一次好心办蠢事……’”(B184)

布里森并不掩盖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对“培根论”的支持，同时指出许多人同样猜测马洛、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牛津伯爵等人的真正写手身份，例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弗洛伊德等。但是，他同样指出了这些论调的猜测和臆断大于事实，并从具体词汇的使用频率统计，如“also”“nought”“hath”“dost”“brethren”上，推出了这些猜测的矛盾性(193)。即使布里森同样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他还是如此叙述：“在伪装的作家身份下，牛津或培根并非没有可能具有如此独特的品质，但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是否真有必要做出这样煞费苦心的伪装。”(193) 试问，当人们在此书的尾声读到这样的文字，又会如何感想：“当我们关注威廉·莎士比亚的这些作品时，自然会惊诧于一个人居然可以写出这样华美、智慧、多样、摄人心魄、欢欣鼓舞的作品，这无疑是天才之为。只有一个人能有语境和才赋创作出如此无与伦比的作品，而斯特拉特福德的威廉姆·莎士比亚毫无疑问就是这个人，无论他是谁。”(194) 或许，没有了“无论他是谁”的补充，前面的论述是激动、主观的，可是，在各方都没有实据的前提下，那声“无论”的感喟，道出的大抵就是质疑之下的莎学深意，以及对莎士比亚“符号”渗透的肯定。

另外，布里森还写到了其他关于莎士比亚的猜测，例如：他毫无踪迹可寻的l585—1592年、宗教信仰、婚恋状况、性别取向、学识背景、作品先后排序、合作伙伴、遗嘱内容、第一对开本细节等，不一而足。其中，莎士比亚庞杂的知识结构和词汇运用能力，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难解之谜。然而，布里森却要竭力论证，“事实上，冷静的分析表明，他(莎士比亚)与常人无异”(107)。布里森的所有论据都出自对莎翁作品的细读，他指出了作品之间存在的年代错误(例如古埃及人打起了桌球，恺撒时代就有了钟等等)，以及个别剧本中明显的地理错误，认为莎士比亚的才华更大程度上建立在他对知识的吸收和综合利用上，而这种广博采纳，并非学校教育所能给予，因为通过阅读，人们会发现，“他的戏剧作品中几乎没有明确的知识铺陈，并不像本·琼森等人，字里行间刻意彰显学识”(108)。 布里森还确切地指出，“只有少数几部莎士比亚剧作，特别是《仲夏夜之梦》《爱的徒劳》和《暴风雨》，似乎没有借用其他素材”(99)。由此，他同意萧伯纳的观点，认为莎士比亚具有非凡的讲故事才华，但这些故事大多并非原创，只是被赋予了独特的魅力，才变得伟大。

至于莎士比亚浩瀚的词汇量，布里森也做了具体的统计和分析，尤其是将一个词的所有变体形式，例如把“take”“takes”“taketh”“taking”“tak’n”“taken”“tak’st”“tak’t”“took”“tooke”“took’st” 和tookst等，以单个词汇来统计，从而指出莎士比亚的词汇量大约为20 000个，并非人们一直惊叹的那个数据。这个“与常人无异”的论调并非不敬，因为据统计，当今的普通读者平均词汇量大约为50 000左右(这得益于今天科技的进步，人们拥有更多诸如电视、三明治、电影摄影等等新语汇)。关于莎士比亚个人独创的英语词汇量，布里森在书中给出的具体数字是2 035个。他还补充道，其中“《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爱的徒劳》两部戏中就有140个独创的新词”(109 112)。这样的分析，有理有据地推演、继而证实，莎士比亚确实更擅长创造短语警句。据《牛津引用语辞典》(OxfordDictionaryofQuotations)的统计，英语诞生至今，无论是书面还是口语形式，在被引用最多的话语当中，大约10%是由莎士比亚创造的(114)。

如此这番的论述，在上万种的莎士比亚生平传记中或许并无新意，但布里森深谙莎翁的简洁理论，在事实与虚构的猜测之间，并不着力于说服读者，更无建立权力话语的企图，只是坦诚地把数据、疑虑、种种假设和盘托出，尽可能地呈现客观的论据。因此，在他的叙述中，经常出现“很难肯定地说”“可预见的是，证据是混杂不一的”“关于莎士比亚，热心的读者似乎总能为自己希冀的观点找到证据”。 这就像莎士比亚本人曾说的：“魔鬼也能从《圣经》中援引自己需要的话。”(60)甚至，正如布里森所言，即使莎士比亚的两首叙事长诗都题献骚桑普顿伯爵(Southampton)，“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两人是相熟关系”(142)。而且，“从十四行诗里寻找生平线索简直就是徒劳无益”(143)。无论是年轻英俊的男人，还是神秘的黑肤女郎，他们或许只是传统的虚构元素，若耽于他们的真实身份，则对欣赏和解读十四行诗本身毫无裨益。

因此，布里森宁愿陈述可靠的资料，诸如剧院结构分布、剧团的生存条件、戏剧的长短、词汇的数量、使用频率、馆藏版本数量、同时代的相关历史语境等，让这些可以查证的数据，牵引出分析论述的主旨，即：我们虽然知之甚少，但依然折服于语言的力量，充满了阅读的好奇心，并愿意接受面目并不可憎的、毫无排他性的学术趣谈。布里森的幽默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数据和学术的枯燥。例如，布里森根据伊丽莎白时期的历史分析指出，莎士比亚最大的功绩并不在于写出了《哈姆莱特》或十四行诗，而是早年能幸免于瘟疫。此外，善于挖掘趣味的布里森自然不会放过莎士比亚遗嘱中“我赠予我妻子我次优的床及其附件”(152)的内容，生动地进行话语及语境分析，成功地抓住了普通读者的探究热情。阅读中，人们不时地发出会心的微笑，大抵也因为他们发现莎士比亚的世界舞台，并非只对着渊博的学者敞开。

3 传记舞台与批评视野

作为传记，《莎士比亚：世界即舞台》属于非虚构文学，涉及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多个领域，其自身的舞台同样相当开阔。在现代传记文学创作中，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英国作家，辞书编纂者(1709—1784)。他是18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界人物，著有《英语辞典》 (1755年)和 《诗人传记》 (1779—1781年)。博士是最先尝试不依照线性的时间顺序介绍人物生平的作家之一，他提倡要有选择地采用生活轶事和典型事例来揭示人物特征，质疑了事件与真相的必然联系。之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发展，更是挑战了传记文学的传统模式。由此，“伟人”被逐步拉下神坛，回到了更具有社会、历史语境的现实当中。同样，布里森写莎士比亚生平，更大程度上是在验证人物和相应社会、时代的匹配性。在追溯、梳理、评估分析、材料选择和求证等贯穿全书的创作过程中，布里森处理资料匮乏和证据空缺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是针对莎士比亚这样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

如果说，关于莎士比亚的传记文学涉及了学术和读者市场的双重领域，那么，在不杜撰情节、不欺骗读者的前提下，逻辑建构、视点选择以及语境体验等则成了作品成功的关键。开卷伊始，布里森关于证据不足的致歉以及诙谐-谨慎的措辞，让后面的近两百页写作成了一种外围的接近和坦诚的列举。这样另辟蹊径的传记叙述不仅效果上毫不枯燥，还更加让人体会到作者对传记主角的诚挚和尊重。至于全书无法给予的“新闻”和“独家爆料”，从传记的文学角度看，确实有成为症结之嫌。不过，鉴于主角的特殊以及以往作品所遍布的难以消化的学术特性，布里森所采取的缩影白描、批评摘选以及历史分析等手段，以导引的方式，反而将人们拉出了神话的虚构领域，还原了人们平等、客观看待莎翁作品的勇气。

这样的创作方式从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菲什(Stanley Fish)对传记文学的诟厉。1999年9月，菲什曾在《纽约时报》上公开认为传记体裁是“毫无意义的琐碎”，传记作家揭示的只是自己个人的意识形态，是以自己的见解来替代传记人物的故事(Watson, 2000：45-49)。回顾这本莎士比亚传记，在布里森诙谐、冷静的笔调中，并没有竭力左右或改变什么的意图， 更多的是梳理、分析、综合以及开宗明义的“未知”与“不肯定”。然而，不给出“结论”的叙述，是否会冲淡阅读的兴趣和好奇呢？从许多书评的论调来看，似乎答案是乐观的。布里森处理传记的长处在于，他虽然谦逊，却依然博学，在选择实例、安排叙述次序、措辞用语、语调风格上，尽量考虑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也顺应了出版社系列图书的出版方案；更关键的在于，对于莎士比亚的个案，布里森采用的分析和批评视点，是宏观语境映照微观个人，反之并不亦然。他冷静而不失幽默地告诉读者“哪里是事实的结束，传奇的开始”(Payne，2008)，许多猜测和推论究竟如何而来，对于莎士比亚，我们究竟有多无知。

虽然，根据《文学理论》中的观点，“诗人的作品也许就是一张面具，是一种戏剧性的象征化表现，然而它也常常是诗人自身经历和生活的象征化表现”(Welleck et al., 1956：8)。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不断探讨作家传记对于文学及历史批评的局限性，布里森本人也在此书中有所提及。例如，关于十四行诗中W. H.先生和“黑女士”的真实身份的猜测，以及诗人与两人的关系探究等，布里森个人对此并不赞同。因此，在莎士比亚这个个案上，关于文学作品就是作家自身的一个隐喻这样的观点(Payne，2008)，恐怕并不适用。正如布里森所展现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几经修改，题材来源广泛，参与者众多；从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创作语境分析，作品中个人生平和生活体验的介入情况非常复杂，对戏剧解读，有时并不一定产生积极的作用，甚至会有穿凿附会之嫌。

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剧作家本人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出版记录上，存在一定的游离。因此，传记作家很难通过常规的资料梳理和编汇手段，获得相关的作家与编辑、出版商、出版情况等的信息。莎士比亚的作品直到他去世后七年，才在他的好友和同事的努力下，得以出版，当时共收入剧作18部。确实，布里森这样叙述：“莎士比亚去世时，几乎没人能想到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最伟大的英国剧作家。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弗莱彻(John Fletcher)*弗朗西斯·博蒙特(1584—1616)，约翰·弗莱彻(1579—1625)：英国诗人和剧作家。两人合写的主要剧作有《少女的悲剧》(1611)、 《纨绔子弟》(1612)和 《马耳他的骑士》(1619)。和琼森(Ben Jonson)当时的名声更大……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时代一般都缺乏识货的眼光。”(169)至于莎士比亚本人为何没有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作品出版，布里森给出的答复是：“很难回答。”虽然他把其中的一种猜测交给了读者，即：当时剧本归属于团队，而非剧作者本人，可布里森同时又对此说进行了质疑，觉得如若剧作家和集体的关系融洽，就并不会存在这样的障碍，但至少“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表明，剧本一经上演，莎士比亚就对作品心怀如此兴趣”(161)。由此看，对于这样一个传记对象，除了少之又少的实据，布里森面对的，除了历史、社会背景资料，就是阡陌纵横、不断衍生的批评的互文本和“超级链接”。莎士比亚研究占据着文学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反映着最新的趋势和理论高度。全世界每年就有4 000种关于莎士比亚的不同形式的图书、专著及各种研究文献问世*参见 “ Where there’s a Will …”,The Spectator, 19th September 2007.。或许，在文学传记的体裁中，“莎士比亚”本身就能自成一个亚门类*在布里森之前，当代文学界较有影响的莎士比亚传记作家就有斯坦利·威尔斯、弗兰克·科默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等人，他们的作品对莎士比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历史的进程中，莎士比亚已然成为全人类所共识的一种文化代码，成了纷纷扰扰人世间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学母题。因此，无论是莎士比亚作品的舞台，还是传记、研究和批评的舞台，有一点恐怕毋庸置疑：人们确实可以用布里森此书的副标题“世界即舞台”来概括——世界就是整个舞台。当然，这个舞台所引发的追溯、思索和探究，一定也会有更大的超越意义。

[1] Bryson, Bill. 2007.Shakespeare:WorldAsStage[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文中仅有页码的文献均出于此)

[2] Marowitz, Charles.2009. Book Review: Bill Bryson’sShakespeare:TheWorldAsStage[EB/OL].[2008-04-21][2009-02-20]. http:∥www.swans.com/library/art14/cmarow104.html.

[3] Payne, Tom.2008. Bill Bryson, Shakespeare Anorak[EB/OL].[2007-09-01][2008-10-09]. http:∥www.telegraph.co.uk.

[4] Tartakovsky, Joseph. 2008.A Life of Allegory [J].TheNewCriterion, 20(7):67.

[5] Watson, Harry L. 2000.Lies and Times: The Changing Genre of Biography[J].ReviewsinAmericanHistory,28(1):45-49.

[6] Wellek & Warren.1956.TheoryofLiterature[M]. New York: Harv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