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勤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0 引言

国内学界对四大名著在海外之译介传播关注甚多，却忽略了《金瓶梅》这部重要作品。作为中国世情小说之发端，明末金圣叹将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并称“四大奇书”。清初张竹坡称《金瓶梅》为“天下第一奇书”。一方面，《金瓶梅》的文学主题、创作手法、叙事结构等直接影响了《红楼梦》。另一方面，《金瓶梅》因其毫不避讳的性描写，问世以来被官府列为“禁书”，打入冷宫，普通读者不可得见，遑论将其引入学术的大雅之堂。这一局面到20世纪中后期方有改观，港台学者开始出版研究成果，大陆学界逐渐跟进，从文学、历史、哲学、美学和社会学多角度展开“金学”研究。

《金瓶梅》英译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但第一个全译本直到2013年才完整出版，是美国汉学家、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芮效卫(David T. Roy，1933—2016)历时30年完成的五卷本巨著，英文名为：ThePlumintheGoldenVase,orChinP’ingMei。芮氏的译本在20年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陆续付梓，他的翻译备受西方汉学界和主流媒体的广泛赞誉，被认为是《金瓶梅》研究的一座丰碑。芮氏不仅有着独特的阐释视角，而且将其“全译”理念和灵活的翻译策略巧妙地结合起来，并通过详细的注释和其他附录把《金瓶梅》从“色情”小说的恶名中拯救出来，呈现一部中国社会文化百科全书式英文巨著。笔者认为，深入研究芮效卫英译《金瓶梅》，微观上对于文学翻译研究与实践、文化交流的策略与方法均有启发与借鉴价值，从宏观上看，对于促进当代文化战略建构和中国文化“走出去”都有深刻的启示。

1 芮效卫英译《金瓶梅》之动机

《金瓶梅》虽然早就传至韩国、日本、越南等地，但译入欧洲语言却相对较晚。从目前的文献看，最早的欧洲语言译本是库恩(Franz Kuhn)依据崇祯本或竹坡本*《金瓶梅》版本主要有三种：词话本(又称万历本，最早、无删节版)、崇祯本(将词话本中露骨的性描写、一些诗词和重复内容删节后之版本)和竹坡本(又称奇书本，清初张竹坡在崇祯本上批注点评而成)。美国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Plaks)将此三版本分别称为A、B、C版本。也就是说，先前的两个英译本均出自浦安迪所谓的B版本或C版本。翻译的德文本，于1930年出版。此后，1939年同时出现了两部英译本，一是由米奥尔(Bernard Miall)自上述德文本转译而来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六位妻妾的冒险史》(ChinP’ingMei:TheAdventurousHistoryofHisMenandHisSixWives)。该译本虽然篇幅不大，但可读性甚强。夏志清指出：“尽管译者省略了原书中的色情描写让人遗憾，但是他同样删掉了许多无聊的情节，实际上让小说更加耐读。”(Hsia, 2015:153)*本文引用的源文献大多是英文，除特别注明外，引文均为本文作者的翻译。另一个译本是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的《金莲》(TheGoldenLotus)，译者虽然根据崇祯本(或竹坡本)直接译入英文，但同样经过大幅删节和压缩，将原书100回减至50回，且将“不雅”的内容一概译成拉丁文。

关于芮效卫的生平尤其是早年生活，国内学界已有介绍，本文从略*参见《中国外语》2010年第1期温秀颖、李兰《论芮效卫金瓶梅英译本的体制与策略》(该文指出芮效卫在出版《金瓶梅》第三卷译本后去世，显然是个失误)，《励耘学刊》2011年第2期黄卫总的文章《英语世界中〈金瓶梅〉的研究与翻译》，《东方翻译》2013年第1期齐林涛的文章《衣带渐宽，壮心不已——芮效卫与〈金瓶梅〉》，等等。。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芮氏生在中国，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由于自幼喜爱文学，他逐渐对中国古代名著产生兴趣。他对《金瓶梅》的关注，自然源于《金瓶梅》的“色情小说”之名。芮氏回忆说：“当时的我青春年少，对色情文学充满了好奇。”(Roy, 2013)*参见A Lifetime Fascination, https:∥tableau.uchicago.edu/articles/2013/08/lifetime-fascination.50年代初，芮氏回国到哈佛上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都主修中国文史。他1965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是研究郭沫若的早年生活。此后，芮效卫先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其间他用经过删节压缩的《金瓶梅》英译本来教学。1967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执教，其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内容都是《金瓶梅》。他逐渐认识到《金瓶梅》远非一部色情小说，从其人物角色、宏观结构和叙事手法等方面来看，《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范围内，均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书中的描写和记述涉及明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民俗、钱币、食物、商业等，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学价值。但是，此前的两个英译本都是依据有大量删节和改写的崇祯本，在翻译过程中又经过译者的再次压缩，根本不能反映《金瓶梅》的文学特征和作为百科全书式作品的文化价值。

如果说对这些译本不满意成了芮效卫翻译《金瓶梅》的深层动因，直接的动因则是受余国藩(Anthony Yu)翻译《西游记》的触动。余国藩是芮效卫在芝大东亚系的同事，70年代末正在从事《西游记》英译，芮效卫偶尔为之提供协助。看到余国藩这个华裔学者把《西游记》译成英语，芮效卫说：“我深受感动，下定决心开始翻译《金瓶梅》。”(Roy: 2013)*参见A Lifetime Fascination, https:∥tableau.uchicago.edu/articles/2013/08/lifetime-fascination.

2 芮效卫之“全译”理念

基于对《金瓶梅》的整体认识和对先前译本的不满，芮氏在其《金瓶梅》第一卷“前言”中提出了他的“全译”策略，即把所有内容完整地翻译出来。他甚至引用霍克斯在其《石头记》译本“前言”末尾处的话来作为自己“前言”的结尾：“我一以贯之的原则就是把一切都译出来，甚至包括双关语。……我认为，我在书中见到的任何东西均有其存在的目的，在译文中总得以什么方式呈现出来。”(Roy, 1993：xlviii)*David Tod Roy,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g Mei, Vol.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xlviii.可见，芮氏的“全译”首先是就内容而言，要把词话本《金瓶梅》完整地呈现出来，包括重复的内容。另一方面，芮氏一生痴迷《金瓶梅》，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金瓶梅》既是中国文学作品，哪怕经过翻译，也要保留作品的中国特质和中国元素。用翻译的传统术语来说，翻译作品要传达原作的风格和神韵。他不赞同西方汉学家长期以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方法。他认为，大多数从事中国和日本小说英译的学者都是极力把这些作品改造得像西方文学一样，以免让读者觉得神秘深奥(esoteric)。他进而指出：“我的做法恰恰相反，我要通过翻译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A Lifetime Fascination, 参见https:∥tableau.uchicago.edu/articles/2013/08/lifetime-fascination.

当然，芮氏所谓“恰恰相反”的翻译理念，绝不是要让《金瓶梅》在西方读者眼里显得神秘深奥，也绝非追求狭隘的“异化”，把带有中国文化意味的词汇和概念生硬地、不加处理地呈现给英文读者。芮氏在“全译”《金瓶梅》在保存中国小说韵味的同时，高度注重译文的可读性。他既能随语境要求灵活选词，更能围绕全书宗旨和叙事特点，保持一以贯之的风格。下面以词话本《金瓶梅》书首的《四贪词》和第一回《景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中的一些地方为例，展示其高明的翻译技巧。

《四贪词》是四首《鹧鸪天》词，分别名《酒》《色》《财》《气》照中国哲学认为，世间万物适度最好。单论酒、色、财、气，并无好歹之分，均为凡夫俗子不可超越之物。然而《四贪词》中描写的显然是纵酒、好色、贪财、怒气于身心之大害。芮氏在标题中将酒、色、财、气这四个字分别译作drunkenness(而非wine或liquor)、lust(而非beauty或sex)、avarice(而非wealth或money)和anger (而非air或temper)，都是带有贬义或表示“太过”的词语，而没有选择文字本身体现的中性意义。芮氏明智的翻译，显示他对《四贪词》的含义及其被置于书首所具有的警示功能的深刻理解。

芮氏在处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概念时，并未采用生硬的音译，而是寻求英语中的对应表达，让译文读来顺畅。《金瓶梅》第一回借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情节。武松酒后行至景阳岗下，见一神庙，门首贴有一印信榜文，曰：“景阳岗上，有一只大虫，近来伤人甚多。现今立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打捕住时，官给赏银三十两。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及单身客旅，白日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这一小段文字中有“各乡”“里正”“巳、午、未”等词语。“乡”是中国传统行政区划中的农村初级单位，至今沿用。“里正”便是古代的乡官。按照国内常见的译法，“各乡里正”大凡要用township heads这样的表达，但芮氏并未音译或直译，而是意译为the responsible persons of the relevant subdistricts，化解township这个西方人并不熟悉的概念可能造成的突兀感。同样，芮氏并未用音译加注的方法来处理“巳、午、未”三个时辰，而是直接把时间换算成“上午九点至下午三点之间”。今天的中国普遍采用的也是二十四小时计时法，普通人都很难及时说出这三个时辰对应的具体时间。榜文最后一句“各宜知悉”四个字，芮氏的翻译是在“各宜知悉”之后，还增加了“违者自负其责”，清楚传达出榜文的警告作用。表面上看，芮氏有所发挥，实则只是将中文隐含的意思明确化，经他这一发挥，不仅让行文更连贯，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从修辞上看，也更合乎英文公文的语体和口吻。

事实上，芮氏的“全译”理念和实际效果受到西方学界的高度评价。芮氏《金瓶梅》第一卷出版后，有学者撰文指出：“芮效卫能找到和原文最匹配的英文表达来忠实和准确地重构原著的形式和风格。《金瓶梅》作者刻画人物描写场景既生动流畅又入木三分，这些文体特征在芮氏笔下得以鲜活再现。他的翻译不仅让书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也传承了原作者的幽默和风趣。”(Chu, 1995)另一位学者在《皇家亚洲文会会刊》(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上撰文评论说：

芮效卫在翻译《金瓶梅》这部16世纪中国小说的过程中，展示了一个高超译者的所有本领。既要尽力忠实于原作，又要致力于创作一部可读性高的完整的译本，他在二者之间实现了平衡。他的翻译第一次完整保存了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中丰富多彩的成语、引文、典故，以及它们的杂合所产生的共鸣，同时又丝毫没有削弱整个故事扣人心弦的精彩魅力。芮效卫的翻译既是他毕生学术研究的结晶，也是他毫不掩饰地钟爱这部小说所修成的正果。

(Putin, 1995)

3 数千条注释铸就“百科全书”

除了在人物角色、叙事手法、语言艺术等方面具有独有的特点，《金瓶梅》还是明代最早、最成功的长篇世情小说之一。所谓“世情”，后世概括为“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用现实主义手法展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看似平淡无奇的细节中揭示人情的深刻复杂和世态的万千变化。《金瓶梅》虽围绕一个家庭展开，但它涉及明代社会的众多侧面，从喜庆丧葬，到为官经商，无所不包；人物角色丰富，上至朝廷命官下至家中奴婢；语言形式多样，既有高雅的诗词典故，也有大量的方言和街头俚语。《金瓶梅》充分利用当时的各种类书，是明代社会各类素材、各种知识的大杂合，自成一部百科全书。“作者透过创造西门庆这一多元兴趣和欲望的化身，实现了日用类书的潜在的可能性，而他的作品所呈现出的话语与当时的类书同样具有异质性而且影响深远。这一话语涵盖了范围极广的主题、互不相关领域的活动以及性质和来源不同的论述，它植根于类似类书松散的整体架构及页面格式，同时也为其所巩固。”(商伟，2011)

诚然，少年时代的芮氏喜欢《金瓶梅》始于对色情的好奇，但他很快意识到，“《金瓶梅》的‘色情’之名带有极大的误导性。书中记述的女性服饰、日常饮食、社会腐败、司法滥用，等等”(Rong Xiaoqing, 2014)，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使其本身就是一部大百科式的作品，对于后世研究明代历史、社会、文化、民俗，等等，有着不可多得的重要价值。

在芮氏看来，“全译”《金瓶梅》不只是译出文中的每一句话。英语读者固然可以了解完整的故事，但他们毕竟不像阅读《金瓶梅》原文的中国读者，无法知晓许多在译文里不能直接表达的知识和背景。芮氏一生研究《金瓶梅》，不止于追溯书中各种诗词谚语引文的来源，也包括把书中偶尔提及的所有细节弄清楚。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Wei Shang)所言：“他认为他必须弄清楚《金瓶梅》书中的一切，哪怕是偶尔提及的细节。没有超凡的倔强，是根本完不成这个浩大的工程的。”*http:∥www.nytimes.com/2013/11/19/books/david-tod-roy-completes-his-translation-of-chin-ping-mei.html?_r=0.芮氏要通过翻译《金瓶梅》，把毕生的研究成果展示给读者，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全面详尽的注释。在芮氏五卷本厚达3 000页的译本中，附录在译文后的注释就有4 400余条。这些注释的内容涵盖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和人物、文献溯源、文学典故、俚语方言、地理知识、宗教文化、典礼仪式、家当器物、风俗迷信，等等。不仅如此，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芮氏还不时通过注释提供中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或是提供西方学者对某段文字的翻译，为读者构建出强大的互文参照体系。对于英语读者而言，芮氏的注释包罗万象，无疑使《金瓶梅》译本构成了另一种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篇幅所限，本文简单列举芮氏的几条注释，以见一斑。

首先来看芮氏针对历史背景和人物的注释。书首《四贪词》之背景，芮氏在注释中详细陈述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批评神宗(即万历皇帝)纵情于酒、色、 财、气，并献“四箴”的故事，直接将《四贪词》与朝廷最高统治者联系起来，让读者明了其警示作用(Roy, 1993:464)。再如，第一回中讲到刘邦时说：“高祖崩世，吕后酒鸩杀赵王如意，人彘了戚夫人，以除其心中之患。”芮氏关于“人彘”的注释，先是追溯到《史记·吕太后本纪》中的记载：“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 再引汉学家沃森(Burton Watson)《史记》英译本中对本段文字的翻译，并附沃森对中国古代“厕”字的解释(厕分上下二层，上为人大小便所用之小屋，下为养猪用的坑。显然戚夫人被扔入坑中，所以才叫“人彘”)(Roy, 1993:468)。通过注释，芮氏为英语读者清楚提供了《金瓶梅》书中描写涉及的历史背景、人物和事件。也许有些人以为，芮氏无须在刘邦、项羽这些常识性的历史人物上耗费笔墨，但芮氏面对的是英语读者。于我们是常识的东西，于英语读者显然不一定是常识。何况像“雒于仁上疏批万历”和“吕太后人彘戚夫人”这些历史知识，对普通中国读者而言，未必就是常识。

芮氏注释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文献溯源。芮氏遍览群书，追本溯源，务必要找到《金瓶梅》中引用借用的早期文献，证明《金瓶梅》和早期文学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比如第一回讲到刘邦项羽起兵灭秦之时写道：“题起当时西楚霸王。姓项名籍，单名羽字。因秦始皇无道，南修五岭，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并吞六国，坑儒焚典。”其中“南修五岭，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这十六字，对中文读者而言，可能勾起他们记忆中的许多古文，比如《六国论》《阿房宫赋》等，但他们未必精确知道这些文字最早出现在哪里。然而，芮氏指出，十分相似的表述在早期的三部白话文学作品中出现过，一是1321—1323年间付印的《秦并六国平话》(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二是同样在1321—1323年间出现的《三国志平话》(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三是1478年面世的《花关索出生传》，载于《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12册(参见上海博物馆，1973年版)中第1册第1a页。芮氏还指出，关于《花关索出生传》，可参见Gail Oman King的英译TheStoryofHuaGuanSuo(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Roy, 1993:467)。多数中文读者在读《金瓶梅》时，并不关心那一句诗词出自何处。甚至国内的专家也从未考证过这些文献的来源。用芮氏自己的话说：“我读遍了《金瓶梅》之前的文学作品，找出了数千项前人未曾追踪发现的文献来源。”(Rong Xiaoqing, 2014)

4 结论

芮氏的翻译是《金瓶梅》西传史上的丰碑。仔细研究芮氏的翻译方法与策略、翻译过程和结果，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和推行的文化传播战略有着深刻的启示。

首先，从微观上说，对于国内从事翻译实践与研究者而言，芮氏的五卷本《金瓶梅》英译本无疑是一座宝库。《金瓶梅》内容庞杂，涉及中国社会文化诸多领域，语言现象异常丰富，使其成为一部翻译难度极大的作品。仔细研究芮氏的《金瓶梅》译本，可以获得多方面的收获和启示。一是芮氏如何在“全译”理念的框架之下，兼顾直译和意译结合、归化和异化的问题，如何处理《金瓶梅》书中众多的中国文化特色词语。其次是他对书中的诗词、歌谣、谚语、引文的翻译和专为英文读者考虑而采用的缩进式编排，值得从事中译外的译者学习借鉴。再者，他对某些传统上被视为不可译的修辞手段——比如歇后语——创造性的处理，等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新鲜视角和可以学习的具体范例。

从宏观上看，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芮效卫从青年时代开始喜欢《金瓶梅》，到2012年完成最后一卷的翻译，超过60个春秋。可以说，《金瓶梅》是其一生的事业，集兴趣爱好、教学研究和翻译注解于一体，其中仅翻译就花了30年时间。其间，他所担心的是唯恐在有生之年不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事业，而不是荣誉、地位和金钱。此外，芮氏的所有学术研究几乎都集中在《金瓶梅》上，不仅要找出书中引用借用的各种材料的来源，也要弄懂每一处细节。比如，为了译好第二十七回中吴神仙为西门庆家中妻妾算命的描写，他就花了整整两年时间，阅读所有能得到的与中国算命相关的材料。反观近年我们的对外文化传播，特别是一些宏大的典籍外译工程，都企图在较短时间内把数目惊人的文学文化经典作品译成各种外文。然而，这些短期内由国内译者翻译，并在国内出版的作品，很难进入真正的海外市场，更别说受到英语读者的喜爱。笔者对某“文库”中汉英对照的《世说新语》《搜神记》《梦溪笔谈》《牡丹亭》和《聊斋志异》等书籍在亚马逊网上的读者反馈做了查询，发现这些出版了10至20年的书，都没有一条读者评价。至少我们可以推测，这类翻译书籍并没有在英语读者群体中产生我们曾经期待过的影响。

其次，芮氏的《金瓶梅》再次证明，成功的翻译必须有自己独到的特色。芮氏《金瓶梅》译本有两大显著的特色。一是“全译”所有内容，并让读者来了解和欣赏原作者(原著)。芮氏并没有选择多数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采取的策略与路径，对手头的材料进行裁剪、删节、改写，再对译文做“归化”处理，以迎合西方读者的品位。他是真心要把西方读者带到中国文化、中国小说面前。他的翻译策略，用施莱尔马赫的话说：“尽可能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向原作者靠拢。”事实证明他做得很成功。二是通专并举，照顾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芮效卫的译本针对最广泛的读者群，包括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和普通读者。专业的学者将会从译本严谨而详尽的注释中受益无穷，而对普通读者则能从作者透过一个明代中产家庭对家常、凶杀、阴谋和腐败酣畅淋漓的描写中畅享阅读的乐趣。”(Putin, 1995)小说家斯蒂芬·马奇(Stephen Marche)在《洛杉矶书评》上发表评论时，甚至把芮氏的《金瓶梅》比作“简·奥斯丁和情色的完美结合”(Marche，2013)，足见其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这说明，我们在从事中国文学、文化著作英译时，译者要根据读者群体明确定位译本的特征。尤其是当我们对英语世界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读者品味并不知情时，不应仅按照自身喜好，无的放矢地进行翻译和出版。

Chu, Madeline. 1995. Review of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Vol.1[J].ChinaReviewInternational, (1):221-228.

Marche, Stephen. 2013. At Last,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EB/OL].LosAngelesReviewofBooks, 21 October 2013.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at-last-an-english-translation-of-the-plum-in-the-golden-vase/#!

Putin, Jennifer. 1995. Review of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Vol.1[J].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 5(1)：156-157.

Roy, David Tod. 1993.ThePlumintheGoldenVase,orChinP’ingMei, Vol.1[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ng, Xiaoqing. 2014. My Life: David Tod Roy[EB/OL].SouthChinaMorningPost, 29 Mar 2014. http:∥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article/1457852/my-life-david-tod-roy.

商伟. 2011.日常生活世界的形成与建构：金瓶梅词话与日用类书[J]. 王翎，译. 国际汉学 (1): 88-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