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鼎的角度再议春秋时期的两次铸造事件
2017-08-15罗强
长江丛刊 2017年31期
关键词:意义
罗 强
我国重要的历史典籍《左传》记载了两件“铸造”法律文本的史实:其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郑人铸刑书”(《左传·昭公六年》);其二是公元前513年的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对于春秋时期发生的这两次铸造事件在法制史上具有何种意义,学界多有争论。笔者认为,两次铸造事件有一个共同载体不可忽视,那就是鼎,而鼎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地位,从这一事物的文化内涵以及一些细部特征入手,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知春秋时期两次铸造事件的真正意义,也可藉此澄清相关的一些认知。
一、由鼎的内在文化意蕴来看两次铸造事件
鼎是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器物,其历史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作为烹饪食物的炊器,鼎自身的原始功能非常日常化。但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我国最早的礼则就是从人们日常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后来伴随着祭祀活动中的频繁使用,鼎开始被赋予超越其原始炊器功能的神圣意义,而由于家国一体,统治阶级的祭祀需要更是进一步使得鼎这一原本日常化的器物具有了象征国家权力的政治意义。
(一)鼎具有的礼法意义与铸造行为遭到反对的真正原因
鼎的诸多意味集中体现在列鼎制度上,所谓列鼎是指“王公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形制、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的成组的奇数的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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