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

可以说，整个汉堡G20峰会，大国双边战略互动的“戏份”完全不亚于多边的集体磋商。

作为国际治理中的一件大事，一年一度的G20峰会于2017年7月上旬在德国汉堡召开。此次峰会的与众不同，关键在于当今国际治理最重要的参与方—美国新近更替了领导人，在国际自由贸易、应对气候变化等核心议题上采取背离前任政府与国际社会所达成共识的政策，致使汉堡峰会在这些议题上想要达成一致异常艰难。从前期召开的包括财长会议在内的各种工作组别会议，到最终举行的领导人峰会，美国始终在上述问题上坚持己见，使得此次峰会的成果相较于之前的历次会议，尤其是2016年9月在杭州举行的峰会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明显偏少和偏弱。

与此同时，峰会期间举行了大量的双边磋商和会晤。引人瞩目的美俄元首会晤首次举行；中美元首会晤继4月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之后再次上演；作为欧洲“三驾马车”的英、法、德三国以及欧盟领导人也就处在十字路口的美欧关系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讨论。此外，中印边境对峙、朝鲜核导问题、中东反恐战争进展等也成为各种双边和小范围多边会晤的核心话题。可以说，整个汉堡G20峰会，大国双边战略互动的“戏份”完全不亚于多边的集体磋商。

中俄进一步强化战略协作

在汉堡G20峰会举行之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对俄罗斯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国事访问。或许有人会形成这样的印象，每年中俄元首都会会晤多次，因此这样的会面要么礼节性居多，要么仅是维持双边关系现状。应当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不了解中俄关系的动态性，更对国际格局的变动缺少敏感度。中俄不断强化战略协作，既有深化内生性双边利益的动力，同时也是对以美欧为代表的国际主要大国（集团）引发的国际局势变动做出的反应。

乌克蘭危机和克里米亚问题，成为美欧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心结。从根本上讲，双方对于此问题的利益争夺，反映的是不同等级的利益关切。美欧将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者甚至敌对方，对俄罗斯的一举一动有所顾忌和防范可以理解，但是同样的，俄罗斯也会对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东扩的举动不能放松丝毫的警惕。然而，以乌克兰为代表的东欧地区，许多是苏联原加盟共和国范围或者抵近俄罗斯边界，北约与俄罗斯对该地的利益敏感度显然有重大区别。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事关其核心利益，北约在此以及在东欧等其他国家部署反导系统和前沿部队的种种刺激性做法，不断挑动对方的安全神经，激化了双方之间的安全矛盾，结果只能是双方沿着敌意螺旋让整个东欧局势与美俄、欧俄关系恶化。与之相应的，在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南海和印度洋等战略方向上，中国也一直承受着美国及其军事同盟和伙伴国的战略压力，近期在这些地区的安全矛盾与摩擦呈现出上升的态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有缓和美俄关系的愿望，不希望同时与中俄两个具有全球重要影响的大国同时处于对抗的状态。特朗普与普京之间的“特普会”也一度传闻要在东欧或北欧某国举行。从欧盟的角度来说，也不希望与邻近的俄罗斯始终面临高强度的军事紧张关系。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新当选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许多欧洲领导人，都希望与俄罗斯的关系翻开新的一页。在这种微妙的政策信号下，有许多人认为美国试图离间中俄关系，通过改善美俄关系，降低俄罗斯对中国的支持，撬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再一次转动。也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对北约的失望态度，显示它越发重视中美俄三方对全球秩序稳定和国际治理的影响。然而，再多的意图揣测也需要实践的验证，指引国家外交政策行动的唯一依据应该是国家利益。特朗普执政后，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前任奥巴马政府在同中俄安全矛盾集中地区的政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压力反而有所增强，中俄的核心利益受压迫感日趋强化。在这种情况下，中俄进一步强化战略协作可谓理所当然。

7月3日，在赴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习近平主席接受了俄罗斯主流媒体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习近平主席做出了“中俄互为最可信赖的战略伙伴”这一非常重要的表态，这也是向整个国际社会发出的强烈信号。而支持这一最可信赖战略伙伴关系的，是中俄元首达成并为双方所实践的“四个相互坚定支持”共识，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努力；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振兴；坚定支持对方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叙利亚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上，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明确的看法，对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的重要积极影响表示赞赏，中俄双方解决朝核问题的思路与途径一致，坚持“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方案，按照“分步走”的设想推进，同时一致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并将协作采取各种反制措施，而这些就是“相互坚定支持”最直接的写照。

在国事访问期间，中俄还发表了多份重量级的声明，其中包括《中俄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中俄外交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前者反映了中俄两国对于国际局势的系统性共识观点，涵盖了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重大国际议题，也阐述了中俄双方对这些议题的政策与相关矛盾的解决方案，是一份综合性的外交政策纲领文件。后者专门针对朝鲜半岛问题，进一步重申和强化了中俄对于该议题的一贯立场，尤为重要的是强调了中俄认为军事手段不应该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选项。这是以两国公开联合声明的方式对于美国以武力威胁解决朝核问题的政策作出回应。在反对“萨德”部署的同时，中俄支持一切劝和促谈的努力，希望将朝核问题尽快重新纳回到政治谈判解决的轨道。中俄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一致，对于未来一个阶段朝核问题的发展是重要的分野。在韩国政府更迭，奉行对朝“阳光政策”的文在寅执政后，美国对朝政策向哪个方向发展，备受关注。但不管怎样，美国的对朝政策，以及在韩部署“萨德”的行动，必须要重视不断变化中的东北亚地缘政治走势。

美欧之间貌合神离进一步加剧

长期以来，支撑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基础是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事同盟体系，而跨大西洋关系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欧洲在美国全球对外战略中的优先级就逐步下滑，尽管在中东地区的反恐斗争和难民危机的应对上，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治理上，以及在全球金融贸易合作上美国依然需要欧洲的支持，但是双方之间的嫌隙已经存在。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优先”的口号对于欧洲的冲击相当大，尤其是在英国脱离欧盟，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思想在欧洲逐步抬头的大背景下，欧洲向何处去，美欧关系向何处去，困扰着每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

概括起来，反恐斗争、难民危机、贸易开放、气候变化和北约防务是美欧之间的几个核心的问题，但是双方都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歧。

第一，在反恐斗争上，特朗普从选举期间开始，就一直批评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很好地应对恐怖主义问题，并且将其视为北约“过时”的重要理由之一，而实际上欧洲国家在配合美国从事反恐战争方面已经付出了十多年的努力。美国纠结欧洲在反恐投入力度上的不足，根本上还是对于美国领导反恐战争责任以及负担反恐安全成本的推卸。

第二，在难民危机上，特朗普就任后不仅自己强行推动包括“禁穆令”在内的各种限制移民和难民进入美国国境的措施，更施压欧洲各国在此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甚至不惜在一些国家政府选举期间就此议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引发争议的看法。这也使得欧洲国家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面临着激烈的内部争论，整个欧洲都弥漫在不同政治思潮暗流涌动的环境之中。

第三，在贸易开放上，美国政府抱怨其所签订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不利，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韩贸易协定，乃至WTO协议，美国都怨声载道希望重新谈判，更不必说在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已经宣布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特朗普看来，制造业是维持美国就业的根本，美国希望复兴支撑庞大就业岗位的制造业，并打开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市场，利用美国的政治施压强行为“美国制造”产品扭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市场空间。特朗普还紧紧盯着美国对外贸易不平衡不放，对于德国等排在对美贸易顺差前列的国家不断施加压力。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汉堡G20峰会举行之前，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通过视频连线系统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的一个由政党组织的经济论坛上发言，因为发表长篇指责德美贸易不平衡的言论而超过发言时限，结果被会议主持人强行切断视频信号以中止发言，并且引发了全场的阵阵笑声。这一插曲也反映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经济体对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强硬立场的抵触。作为回应，欧盟在汉堡G20峰会期间，与日本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同加拿大等经济体的自由贸易谈判也在稳步推进，欧盟内部的经济整合改革也在马克龙的推动下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方案，甚至有望建立统一的财政联盟。

第四，在气候变化上，欧洲一直非常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这也成为当前欧洲参与国际治理最核心的议题。从丹麦哥本哈根到法国巴黎，两次全球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都在欧洲举行。世界各国在经历了哥本哈根的挫败之后，孤注一掷在巴黎达成了里程碑式的气候变化协议。如今，这一重要的成果单方面因为美国政府换届而新领导人对协议内容不满，就要对协议文本进行重新谈判，是其他所有谈判方都无法接受的。而在美国内部，气候变化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科学性问题，而成为政党政治议题，从事实判断演变为价值判断。特朗普宣称的所谓协议对美国“不公平”，一定程度上是复制了在全球贸易问题上的逻辑，以某单一指标衡量整体得失，且既不问缘由也不认真分析盲目采取极端措施的后果。

从近年来全球极端气候条件下的灾害频发现象，尤其是南北极地区冰山与海平面观测的结果来看，全球因为气候变化而面临的危机愈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只顾一己之私的美国必然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各国分道扬镳。事实上，美国政府内部，甚至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等特朗普核心政策顾问，也在这一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外交官员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仍试图在清洁能源等问题上寻求全球合作，说明美国在此议题上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存疑。

第五，在北约防务上，美欧因防务费用承担比例而分歧严重。特朗普执政以来一直催促北约盟国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各国GDP2%的标准，目前仅少数国家达标，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相当反感美国一味的施压行为。默克尔总理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准备在未来推动欧盟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商讨欧盟内部的安全防务安排，以摆脱在安全问题上对于美国的严重依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前两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奉行“戴高乐主义”，在英国脱离欧盟以后，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很有可能在防务问题上与美国领导的北约渐行渐远，这会对整个欧洲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安全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在赴德国参加G20会议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了一次演讲。此次演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主旨为“美國优先但绝不孤立”。在演讲中，特朗普重申了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西方文明领袖地位，要求跨大西洋伙伴在打击恐怖主义，摆脱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力，反制俄罗斯造成欧洲不稳定的举动方面有所作为。特朗普强调了美国会继续履行对欧洲防务的承诺，但是也进一步施压欧洲国家通过提升军费体现出足够的意愿来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不能一切均指望美国的付出。在汉堡，包括美欧在内的与会各方共同发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反恐声明》，在反恐问题上体现出了各方取得了一定的共识，然而美欧在其他问题上依然裂痕明显。尤其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二十国集团难以达成一致，最终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十九方宣布，即使没有美国的参与，也将坚决履行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而且德法等国领导人强调该协定没有重新谈判的可能。

中美“蜜月期”向务实合作期的切换

谈到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总会让人有一种矛盾之感。一方面，国务卿蒂勒森访华期间，以及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都谈到了双方要为未来50年左右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方向，构建路径；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以所谓“结果导向”来定位当前的中美关系，并且在经贸、朝核等议题上寻求短期甚至数月内要解决过往数十年累积的难题。这种长远战略视野与短期战术逐利的矛盾，不仅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缺少总体设计，各议题的政策细节与双边关系整体定位缺少联系，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于长期中美关系的走向还缺少足够清晰的判断。反过来，美国对华战略的犹疑不仅给中方带来困惑，给发展中美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也扰动亚太地区局势和全球地缘政治走势。

以朝核问题为例，美国视朝鲜对美国的远程核打击能力为致命威胁，而应对这一威胁的途径不是直接寻求与朝鲜化解安全矛盾，反而是一味向中国施压，将朝鲜核导计划不断推进的责任一味推在中国对朝政策不够强硬上。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强化美日韩三方同盟合作，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在朝鲜半岛部署大量战略性武器并持续高强度演习，客观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国家的安全利益造成了严重威胁，损害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如果进一步考虑美国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的偏向支持，在台海问题上向台湾当局发出包括对台军售在内一系列错误的信号，在南海问题上重启挑战中国主权的所谓“自由航行”行动，在印度洋上美日印联合进行大规模军演透露出的战略敌意，中国必然对美国的战略疑虑加深，削弱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信心。

在安全问题上，整个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需要一个成熟稳定的安全框架，否则任何一个局部的安全矛盾都可能牵动整个地区局势的变化。大国之间会围绕某一个议题激烈博弈，如果一段时间内的安全热点问题接连爆发，就会使得亚太局势动荡不定，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受到反复冲击，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也会在持续的动荡之中难以高效推进。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应该从更高的战略高度，通盘看待两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互动。

美国学者近期一直在探索追问中美是否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必然会陷入激烈冲突的宿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的构想。按照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相互尊重、互利互惠”是现阶段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双方都应该意识到彼此的核心利益范围，避免触碰刺激敏感领域，为各自的存在与行动留出必要的空间，聚焦于扩大共同利益的合作，管控利益重叠或存在矛盾的分歧，相向而行而不是迎头相撞。

在汉堡的第二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双方已经商定推动两国国防部长早日互访、协调好美军参联会主席8月访华、两军联合参谋部11月举行首次对话以及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等工作，希望中美两军方面的合作能够促使中美安全整体合作的稳步推进。

在经济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关注的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在近期迎来了一个集中爆发期。不仅是中国，美国对于韩国和日本等盟国也表现出在贸易问题上的强硬施压态势，甚至在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期间有意表示美韩将重新谈判双边贸易协定，引发韩国国内的反弹和韩国政府的紧急澄清。美日之间也将在未来几个月举行第二轮的高层经济对话，磋商两国之间的贸易症结问题。

对于中国生产的钢铁和铝材等产品，美国认为中国存在倾销和不当补贴等问题，试图对这些中国对美出口产品施加配额限制或者惩罚性关税，导致媒体动辄以“中美贸易战”等标题争相进行报道。此外，美国还对中国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开放程度偏低不满，希望提升美国企业在华的竞争力。对于美方的诉求，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回应，接连颁布新的政策鼓勵外商来华投资经营，尤其是放开了美国牛肉产品的进口，但是中国也有诉求希望美国能有所让步，较为突出的就是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能否放开，以及中国对美投资审查能否得到公平对待。

总体而言，中美之间的既有贸易不平衡，是全球产业链长期发展的结果，并非中美哪一方刻意寻求的结果，也是任何一方甚至是双方推动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全球产业链整体进行调整。中美各自的市场开放度都还有继续扩大的空间，而这需要双方经过务实磋商，经历长期的谈判逐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期举行的中美第一轮全面经济对话，没有能产生太多让美方满意甚至兴奋，可以拿来向媒体和选民“邀功”的具体成果并不意外，而双方致力于一年期的经贸谈判乃至更长期的合作，恰恰反映了在贸易要达成重要共识取得有里程碑意义的结果，需要“慢工出细活”。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总体良好的中美关系是我们追求的最大结果。”这句话，是对追求“结果导向”的美国政府的恰当回应，也是对美国政府应当从长远和战略高度考虑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提醒。因此，中美所谓“蜜月期”的结束并不会让人感到悲观，相反，更为务实的中美关系才更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