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卫平

[摘 要]

中国共产党诞生上海是诸多要素合力的结果，在所有要素合力中，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最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重要的不是地点选择，而是属性依赖。诞生地与起航地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也从上海起航。上海是党历史实践的第一个革命圣地，其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孕育和诞生，成为先进力量和先进思想的代表之地。上海革命圣地凝结着建党精神。上海建党精神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真。

[关键词]

诞生地；第一个革命圣地；上海建党精神；红色基因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8-0031-04

探究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钥，解析它的组织基因是一个重要路径。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上海，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红色基因。胜于国内其他地方的独特条件不仅展示了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哺育作用，而且打造了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圣地的历史价值，建党精神是上海作为革命圣地的集中体现。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上海的历史逻辑

自政党成为近代社会演进的产物起，尽管纷繁变化的政治舞台上不免有政党乱象的出现，但组建一个政党决不是随意的历史结果。任何政党在什么情况下诞生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诞生，都有其必然的道理。

政党组织的诞生有个孕育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孕育肇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社会历史镜头的一个突出映像是新生中华民国窘境的暴露。中华民国“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政治没有给人以送旧迎新的社会观感，一场历史巨变没有赢得中国脱胎换骨的契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命运依然与中华民族相伴随。孙中山为此受到很大的打击，他明确认为革命没有成功，下决心要组织“二次革命”。不满社会现实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华民国的共和政制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于1915年发起新文化运动，试图把脉中国症结，为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觅寻一条新的道路。显然，中国社会在等待新的革命，历史在呼唤新的变革。

中国革命演进的历史逻辑以基本要素的创造为铺垫。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的几年里，国内外形势变动滋生了中国革命新生机的预兆。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形态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产业发展，使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革命替代性力量得到成长壮大。五四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具有特殊的历史涵义空前的爱国主义运动，表现了中华民族新的伟大觉醒。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这个伟大觉醒的历史产儿，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上海成为中国革命演进历史逻辑的起点，是因为它具备了先进政党孕育诞生的基本要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上海为它的创建之地，是因为它集中了创建先进政党的诸多优势。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在世界上出现，与两样东西有关，一是先进生产力，二是先进文化。西方机器化生产催生的产业革命和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革命，创造了政党最先孕育发展的欧洲地缘。近代中国植入政党政治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国初年各种政党蜂拥而立，但停留于权力争夺的政治乱象，因此，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家只能成为徒有虚名的空壳。1920年5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等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商议组织共产党，表现了另起炉灶的建党志向。这个历史举动发生在上海，与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地域政治有内在关系。

中国共产党诞生上海是诸多要素合力的结果，如交通便利和知识精英汇集的优势、印刷条件良好和思想传播的优势、租界制度空隙和有利秘密建党的优势，等等。在所有要素合力中，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最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孕育诞生过程中，上海在体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方面领先当时国内任何其他地方。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生长、发育和成熟的标志性城市。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将近五分之一的比重。从质量上看，上海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成熟也相对领先于全国。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美国专家裴宜理说：“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所有中国城市中，以作为产业中心的上海最为显著。”[1]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罢工斗争显示的强大威力突出表现了成熟的政治觉悟。上海是近代中国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最为集中的窗口，海纳百川赋予它特有的城市品性，先进文化在上海汇集，辐射全国。新文化运动发源于上海，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萌发于上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频繁活动于上海。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促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缘分，也造成了中国革命演进以上海为新起点的历史逻辑。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是宣告正式成立的标志。从7月23日到8月初中共一大会议期间，共召开了7次会议，其中6次会议在上海，最后作为闭幕结束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党的建立之所以结缘嘉兴，是因为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发生法租界巡捕房暗探闯入的意外情况，从安全考虑，代表们决定转移会场。会议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继续会议未了的议程，于是就在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完成了中共一大会议结束的任务。这个过程表明，在上海建党是事先确定的计划，中共一大会议到嘉兴闭幕不是原计划的安排，意外的插曲为嘉兴铸上历史的光荣，缘由纯属偶然的机遇。南湖的红船熠熠生輝，嘉兴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做出的贡献不应抹煞，历史必须记上这分量厚重的一笔。但如果以党的诞生地来定位嘉兴，则会模糊历史界说，甚至还会妨碍对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的认知和揭示。

其实，一个政党诞生在哪里并不重要，从形式看，诞生地仅具有纪念意义，一般政党并不看重。但历史必须明明白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历经近百年并改变和创造了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是怎样成立的、在哪里诞生、从什么地方起步，历史记载必须精准，历史界说应当明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个过程性的事件，中共一大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都构成这个过程性事件的链条，上海是最后瓜熟蒂落的结果之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重要的不是地点选择，而是属性依赖。先进文化和先进阶级相结合的要求，使中国共产党历史地选择上海作为最好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重要的也不是象征符号，而是性质标记。一个在近现代中国掀动广泛革命和深刻变革的伟大政党在历史上诞生，绝对不是哪个地方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表明，无论是最早发起者的组成，还是促成其成立的思想和活动，并不局限于上海，但上海这座城市拥有的特殊要素对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性质品性铸造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二、红色风暴与第一个革命圣地

何谓“圣地”？它是指一个神圣而受敬仰的地方。圣地赋予革命的意义，就是指在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对以后革命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和事件。从发生学的原理看近代中国的社会演进，集中进行建党活动的表现提供了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的事实，形成党开展工作的中心区域赋予了上海作为第一个革命圣地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足迹形成一个个阶段性的历史标记，从而造就了不同形式的革命圣地。如井冈山革命圣地、遵义革命圣地、延安革命圣地、西柏坡革命圣地等，而上海则是党的第一个革命圣地。这些革命圣地形成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具有各自的特点。井冈山革命圣地的特点是在革命中心向农村转移的情况下，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之地。遵义革命圣地的特点是以一次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成为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之地。延安革命圣地的特点是在攸关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光明之地。西柏坡革命圣地的特点是在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历史关口，成为党走上执掌全国政权的出发之地。上海革命圣地的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孕育和诞生，成为先进力量和先进思想的代表之地。作为第一个革命圣地，上海留下的红色印记标志着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开端。

首先，上海作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第一个圣地，表现在它所掀起的红色风暴激荡全国，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从上海翻开扉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工人运动纳入其领导之下。1921年8月2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为宗旨，确定对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创办工人学校、出版刊物和书籍、到工人中去演讲、发动党团员散发传单等工作要求，并形成对各地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分部的工作指导。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上海工人运动如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产生很大影响，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支援香港海员罢工。邓中夏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著作中指出：“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对于上海，确有相当影响，因为上海工人经过这个机关，也逐渐有了组织了，并且还领导了不少的工人斗争”。[2]

其次，党的领导机构长期设立在上海增添了它作为中国革命第一个圣地的历史厚重。由于党诞生于上海，所以中央领导机构集中在上海办公。从1921年7月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12年间中央领导机关除3次短暂迁离的特殊情况外，一直设在上海。例如，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外，中共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各具体工作机关，如有“中央办公厅”之称的政治局联络点、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点等，都分布在上海的一些楼房里。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第一座秘密电台。中共中央成立党报委员会，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布尔塞维克》《红旗》《斗争》《党的建设》等党报党刊。在党创建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在上海进行讨论和研究，许多指导革命实践的决策重大决策在上海制定出台。因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长期驻扎上海，许许多多后来在党的历史涌现的著名中共领导人便经常来往活动于上海，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瞿秋白、陈云、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邓小平等，都曾在上海留下了战斗的足迹。这些事实表明，上海是党诞生后领导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是一块中国共产党人挥洒热血最早的红色土地。

再次，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全国代表大会多次在上海举行是它作为中国革命第一个圣地的见证。上海不仅以召开中共一大彪炳史册，而且还在以后的几年里召开了第二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共召开过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占了3次，都集中在党的创建时期。从一些历史资料可以发现，中共三大从道理上说也应在上海召开，之所以决定到广州召开，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主张。马林当时极力主张并推行国共合作，他认为共产党的活动必须影响国民党。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这成为马林主张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往广州的理由。1923年5月至1923年7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广州，期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另一个代表维经斯基是反对马林主张的，他认为党中央不宜搬离上海，上海的革命环境比广州更有利，但马林的意见占了上风。假如按照维经斯基的意见，中共三大就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广州召开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只在广州呆了三个月就又搬回上海，此事实本身可以说明维经斯基的意见实际上是正确的。当然，这不影响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整个过程中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上海，发生过很多影响重大的事情，有从上海引发而扩大到全国的，也有国内其他地方发端而在上海产生强烈回应并形成高潮的。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与中国共产党将上海作为立足的根据地有关，以党领导中国革命第一个圣地定位上海名副其实。

三、上海革命圣地凝结的建党精神

一块地方之所以称为圣地，是因为它具有令人敬仰的精神内涵。近代中国给上海提供的机会赋予它许多特殊的歷史镜像，在闯荡中国的外国人眼中上海是 “冒险家的乐园”，在追求享乐的人眼中上海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在摩登浪漫的人眼中上海是最领先的时髦之地，在知识文人眼中上海是海派文化汇集之地。这些镜像折射着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特征，但从近代中国变革进程看却不能代表最本质的特征。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与这件大事情所产生的巨大和深刻影响相比，其他任何表现上海城市特征的历史镜像都不具有重要性。社会大变革时代呼唤激流勇进的弄潮儿，伟大事业必须创造伟大政党，这样的一种需要历史性地降落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担当。虽然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个瞬间并不炫耀，它秘密地在一个大城市的小住宅里悄然成立，而且只有50多个党员的数量规模显得微不足道，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却由此而奠基，一个引领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政党却由此而发轫，一桩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却由此而刷新。“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董必武为中共一大会址的这一题词精到而深刻， “始简”的建党通向了“毕巨”的伟业，稚嫩小苗长成参天大树，中国共产党的风雨历程谱写下无比壮丽的诗卷，上海是开篇之作。

以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以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革命圣地，重要的不是地点和名分，它是关系党的基因构造和血脉系统的认定这样的重大问题。从历史发展上看中国革命演进，政党替代是重要的实现逻辑。所谓政党替代，就是指政治舞台上占据中心和发挥主导作用的政党更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近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已经有好几百个，如果不具有新的品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像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多添了一点水滴，不管它的规模是小还是大，都不可能应验中国革命演进历史逻辑的政党替代。上海建党和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圣地，重要价值体现就是一个与此前政党性质、宗旨、目标和面貌迥然不同的政党横空出世，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政党属性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相对接，从而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质取代旧的政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脱颖而出，担当起主导和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诞生上海的必然性是地缘政治的体现，上海的地理条件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城市的近代化与政党的现代性相统一。这样的地缘政治机理，使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胚胎形成的红色基因和革命血脉。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变化，政党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但万变不离其宗，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品质是不能变的，品质就是“宗”。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一告诫成为“不忘初心”最基本的思想，它的深刻涵义就是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形势怎样变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品性特质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不能改变。初心就是本真，不忘初心就是必须牢记我们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必须牢记我们党当初为什么出发，怎样再出发；必须牢记我们党一路怎么走过来的，如何接续走下去。忘记初心甚至违背初心，中国共产党就会失真，就会丢本，就会变色。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出永葆共产党政治本色、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传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等要求，其旨意就是告诫全党在前进中始终不忘初心，在创新中坚持维系本真。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初心和本真与它的创建是连在一起的。上海建党以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填写了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而出发的历史答卷。这个答卷的意义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构造，造就了党的革命血脉系统。上海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也打造了第一个革命圣地，党的红色基因和革命血脉凝结着建党精神。上海建党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激流勇进、担当责任、创新创业、敢有作为、引领潮流。这20个字能够体现中国共产党出发状态的品性，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苗圃意义。上海建党精神不同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但从内涵的本质上说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

树立上海建党精神的概念很有必要。历史是具有连续性的整体，有头有尾，始和终对应，才能完整地体现历史的全貌。先有上海建党精神，才有后来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这些精神构成党奋斗历史的連贯性和革命传统的扩展性。党在实践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精神，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涵义，如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如不怕牺牲的精神、艰苦创业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顽强拼搏的精神；如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等等。这些精神提炼的角度和概括的方式不同，有的采取地方域名，有的侧重具体内容，有的突出光辉事件，有的用典型人物命名，丰富多样的精神样态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革命血脉的共通性，构成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上海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展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革命精神循序而进的完整历史链。上海作为第一个革命圣地凝结着的建党精神，烙下了中国共产党初心和本真的印记，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一次又一次再出发。党的建设起步于党的建立，建党是开始，党建是后续，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中丰富发展起来的各种革命精神，以上海建党精神为源头。弘扬上海建党精神，对于维系党的红色基因和保持党的革命血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2.

[2]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M].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社，1949.13.

本文为2015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委托课题“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研究” <项目批准号：2015WL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