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南宁会议与会人员考

2017-08-14李亮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7年8期

关键词：李锐聂荣臻南宁

李亮

[摘要]

究竟哪些人参加1958年南宁会议，迄今为止说法不一。根据目前所见资料考证，本文认为柯庆施、张德生、韦国清、李锐、林一山参加了会议，朱德、赵尔陆没有与会，实际与会人员应为27人。

[关键词]

1958年；南宁会议；与会人员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8-0028-03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明园饭店召开了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九省二市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南宁会议”。这次会议对后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很多历史文献对与会人员的说法却不尽相同。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出考证。

一、南宁会议参会人员众说纷纭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记载，南宁会议前夕，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与会人员名单，包括：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乔木，彭真，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1]《毛泽东年谱》列举了上述与会人员名单，但加注说明“从1月13日起又有柯庆施参加会议”。[2]《毛泽东传》也列举了上述名单，同时又加注指出“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3]与《毛泽东传》不同的说法，还有两种：第一，张德生没有与会。《周恩来传》与《李先念传》分别指明，“毛泽东所点的人中，陈云、邓小平、张德生、潘复生没有到会”。[4]“陈云因病未出席会议。邓小平、张德生、潘复生也未参加会议。”[5]第二，朱德、赵尔陆、柯庆施、李锐和林一山与会，韦国清没有与会。李锐回忆：“参加这个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外，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各大区并中南各省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代林铁）、史向生（代吴芝圃）、陶铸、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刘建勋，中央工业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6]李锐还说，他和林一山都参加了会议。“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让我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参加中央的会议……还说专机在武汉停留时，接林一山一起去。”“当天晚上，‘两个冤家（指李锐与林一山）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7]

以上文献一致列举的与会人员有22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敬、王鹤寿、吴冷西、欧阳钦、李井泉、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刘仁、史向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没有与会人员有3人，他们是：陈云、邓小平、潘复生。有争议的人员有7人，他们是：柯庆施、张德生、韦国清、李锐、林一山、朱德、赵尔陆。

二、关于争议七人的具体考证

根据目前所见资料，笔者认为柯庆施、张德生、韦国清、李锐、林一山与会，而朱德、趙尔陆没有与会，实际与会人员应为27人。详细考证如下：

（一）柯庆施与会。《毛泽东传》记载，1958年1月16日，柯庆施汇报工作，毛泽东对他的报告大加称赞。[8]薄一波回忆说：“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9]柯庆施在会上汇报工作，证明其参加了会议。参与警卫工作的梁正回忆说：“会前，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陶铸、柯庆施等九省二市书记先后抵达南宁。”[10]薄一波回忆中也提到：“毛主席原只想找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周总理对毛主席说，2月份要召开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时间已经迫近，是否先在党的会议上讨论一下1958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这样，毛主席同意陈云、富春、先念和我到会。”[11]既然“九省二市第一书记”参加了南宁会议，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也一定参加了会议。在对时任广西省公安厅厅长钟枫的回忆文章中，梁正又谈道：“不几日省委通知，毛泽东主席决定在南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随之指挥部也作了布置……明园三号楼刘少奇住、四号楼周恩来住、二号楼彭真、邓小平（后邓小平有事未来，改由柯庆施住）。”[12]由此可见，柯庆施参加南宁会议是值得肯定的。

（二）张德生与会。第一，如前所述，“九省二市第一书记”参加了南宁会议，张德生作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也应该与会。第二，195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曾做出《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将全国各省、区划为7个大的协作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为西北协作区，负责人为张德生。李锐回忆说，南宁会议“部分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人、各大区（协作区）负责人和中南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了”。[13]张德生为西北协作区负责人，自然应该参加。第三，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动手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重要文件写道：“陕西省商雒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14]《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之所以肯定商雒专区的经验，是因为“1958年1月，在中共南宁会议上，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把商雒开展每户种一升核桃的情况作了汇报和介绍，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5]第四，南宁会议闭幕后的1个多月时间，毛泽东在提议召开成都会议时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16]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到张德生参加了南宁会议。

（三）韦国清与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收入韦国清的传记，写道：“会议期间，韦国清和刘建勋等广西省主要领导专门向毛泽东和与会中央领导作了一次汇报。韦国清说，广西工业很落后，至今还是手无寸钢，希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给广西多安排一些项目。”[17]徐桂林等撰文指出：“会议期间，自治区主席（应为省长）韦国清向国家主席毛泽东提出恳切的请求：广西百业待兴，举步维艰，需要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支援。”[18]韦国清在南宁会议间向毛泽东作汇报和请求支援，并不能证明其一定参加会议，但至少可以说明，在此期间他人在南宁，有与会的可能。韦国清与会最有力的证据，是时任南宁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梁正回忆：“当参加南宁会议的省委领导刘建勋、韦国清向毛泽东主席报告请示时，毛主席表示可以在人民公园与干部群众见面。”[19]梁正的回忆与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南宁会议通知相吻合，证实韦国清参加了会议。

（四）李锐、林一山与会。亲身经历三峡工程建设的岳愿举回忆说，南宁工作会议将讨论三峡问题，毛主席专门召见林一山和李锐，并要求他们分别交一份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在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又将林一山召去，将林的报告往桌上一放，风趣地说：“好！这个给你，三峡还是归你负责。”[20]另据林一山与杨马林著《功盖大禹》一书记载：“在（南宁）会议的后期，毛泽东决定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请田家英安排飞机将李锐和林一山请来参加南宁会议……1958年2月22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一山在会上做汇报。”[21]岳愿举的陈述、当事人林一山和李锐的回忆相互印证，可以确定李锐和林一山都曾参加会议。

（五）朱德没有与会。毛泽东拟定“南宁会议”通知，在列出与会人员名单后，对留守北京的领导人进行了分工：“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朱德）挂帅，陈毅国务院。”[22]据吴冷西回忆，他曾接到过一份毛泽东亲笔写的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朱德留守北京。[23]另从朱德1958年1月间密集的工作安排看，他当时不可能有时间参加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和农垦部长王震谈话。”“1月12日，就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致信周恩来。”“1月14日下午，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谈话。”“1月17日下午，和水产部副部长高文华谈话。”“1月20日下午，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一副主任张启龙谈话。”“1月21日上午，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谈话……下午，在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讲话。”“1月22日下午，和城市服务部副部长刘卓甫、张永励等谈话。”[24]

（六）赵尔陆没有与会。《聂荣臻传》记载：“同年（1958年）1月下旬到4月，聂荣臻先后四次召集由黄克诚、宋任穷、赵尔陆、刘杰、万毅、陈锡联、陈土榘以及海军、空军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核武器试验基地和仓库的建设问题。”“1958年1月，中央批准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七个原子能工厂和设计所，急需大批人才。十天后，聂荣臻找赵尔陆、宋任穷、刘杰、安东等开会，提出请兵器工业部为原子能工业部选调一些急需的人才，以加快原子弹研制进程。”[25]另据《聂荣臻年谱》记载：“（1958年）1月27日，（聂荣臻）召集赵尔陆、宋任穷、刘杰、安东等开会，商讨导弹的研究协作与生产试制、原子武器试验靶场与原子武器储存仓库的建设等问题。”[26]赵尔陆忙于导弹和原子弹研究的相关准备工作，不可能参加南宁会议。而《聂荣臻元帅》一书中则明确写道：“在南宁会议召开期间，他（聂荣臻）正在北京紧锣密鼓地组织军队、核工业部门和×院的负责人商讨筹建导弹试验靶场及原子弹试验靶场事宜。按照聂荣臻的指示，一机部部长赵尔陆、×院副院长王诤、航委秘书长安东，以及钱志道协商统一安排导弹的仿制研究与生产试制”[27]。另外，南宁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负责会务工作的李定邦回忆：与会人员“共计39人。”[28]李锐在回忆中也有同样说法，并注明比南宁会议多14人。[29]由此，可以判定南宁会议初期参会人员应该是25人。因李锐回忆中没有林一山和他本人，所以最终全部与会人员为27人。目前这27人已全部确认参加了会议，赵尔陆就根本不可能与会。

與会人员的确定是非常关键的。柯庆施与会，对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掀起“大跃进”浪潮的潮头或多或少起到了推动作用。李锐、林一山与会，各自发表了三峡工程上与不上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是继续对这一重大项目勘察论证，没有做出立即上马的决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而，很有必要弄清到底哪些人与会。

参考文献

[1][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1.11.

[2]逄先知，冯蕙.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76.

[3][8]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68.771.

[4][16]金冲及.周恩来传：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366.1376.

[5]《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417.

[6][7][13][29]李锐.“大跃进”亲历记[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30.1-16.61.30.

[9]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41.

[10]张光皓.毛泽东与广西[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122.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60.

[12][19]钟枫.金盾之光[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411-412.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