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生了3个女儿，我是最小的一个。大姐叫宋萤萤，二姐叫宋青青。我妈是美术老师，她说“萤”是黄，“青”是蓝，“丹”是红，3种原色，可以调出各种各样的颜色，画出美丽的图画。我却总是心存疑虑：“幸亏只有3个女儿，再来一个叫什么色儿呢？”

大哥、大姐和二姐在4年内相继出生，又过了6年之后才有了我。我以小人之心揣摩，二姐过去大概讨厌死我了。6岁以前，她是全家最小的女孩，还没感受到多少父母的娇惯，就突然来了个妹妹，长得还比她好看，天天就知道乐，还特会在父母跟前撒娇。爸爸妈妈总是对她说：“你得让着妹妹。你要乖，要懂事，妹妹还小……”

人们常说“父爱是天”，在二姐眼里，那个“天”就是我一个人的。爸爸每天下班回来，我老远看见他，就会飞跑到院子里的水管那儿洗一把脸，然后拉着爸爸的手直奔副食店买酒。他常常会不经意地说：“5分钱别找啦，买5块水果糖。”姐姐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待遇。

等我们再大些，估摸着二姐快下班回来了，我就站在门口迎她。她手里永远捏着个小纸包，今天包着点粉肠，明天包着点灌肠，一边走，一边往嘴里放。我隔老远就扯着嗓子喊：“二姐，你吃什么好吃的？”边喊边狂奔过去。二姐一见我扑过去了，就连忙一口将吃的囫囵吞下，然后俩手一摊：“没有，什么都没有。”

二姐性格内向，特别要强。她18岁在工厂入党，20出头就当了党支部书记。她在工厂干得特卖力，很少回家。等我再大一些，学会察言观色，就有点儿怕她了。在传统家庭里，孩子们的“地位”高低往往是按照排行来的，最小的受宠最多，受“压榨”也最多。我从小就喜欢呼朋唤友来家里玩，可是小朋友们正玩得兴高采烈呢，只消我一句话“我二姐回来啦”，准保一瞬间作鸟兽散。

记得1976年地震那天，我二姐正巧从工厂回了家。半夜睡得正香，我突然听见爸爸大声喊：“丹丹，快跑，地震啦！”我吓得赶紧跑到院子中。楼里所有人都出来了。二姐伤心地问我爸：“为什么你不喊我只喊丹丹？”我爸支支吾吾地解释：“我忘了你也在家……”

20岁那年我即将参加高考，别人都忙着背书做题，我却忙着谈恋爱。多亏一个朋友有天拿了张报纸来找我，让我看人艺学员班的招生通知，还帮我垫上两块钱交了报名费。在她的怂恿下，我参加了招生考试，然后一心等着人艺发榜。

人艺的发榜时间是6月30日。如果没考上，7天以后我就得去参加高考。不过高考的课程我都毫无准备。6月30日上午，我往人艺打电话，接电话的是蓝天野老师。面试时他是评委之一，所以我对他的声音印象深刻。“老师，我叫宋丹丹，我想问问有我吗？”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你……不想考大学了吗？”蓝天野老师慢悠悠地问。“我就想知道我能考上吗？有我吗？”我当然不想考大学了，但我不能说。

“你……不考大学不会后悔吗？”我心说：求求您了老师，您就别跟我逗闷子了。“老师，您就告诉我吧，有我吗？”我觉得自己的声音都打颤了。“嗯，名单上……有你。”啪的一声，电话听筒被我扔了出去，紧接着我就没命地往家跑。到家一看，没人，就我二姐的房间关着门。我撞開门：“二姐，我考上啦！”“嚷嚷什么，我睡觉呢。”二姐背对着我躺在床上，连窝儿都不带动的。

我备受打击，转身出去就开始哭。过了一会儿，二姐哈欠连天地走出来，问：“考上哪儿了？”“我考上……考上人艺了。”我抽啜得上不来气儿。当时她好像没什么表情，但我能看得出她有些意外，有些抱歉。

我对大姐的记忆并不多，因为我刚9岁时大姐就去东北插队了，一去就是10年。我总盼着她回家，因为她每次坐火车回来都会带个糖三角或油饼什么的给我吃。大姐爱看书，喜欢文艺。我会唱的很多儿歌都是从她那儿学来的。

我准备高考的时候，收到过大姐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丹丹，我已经和你方成哥（大姐夫）商量过了，假如你考上大学，我们供你。”从那时起她每月给我寄5块钱，大概占去了她工资的1/3。现在回想起来，我才知道，她当时的生活其实非常困难。

大姐返城的时候已经有了儿子。我们因为小时候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短，来往便没有我跟二姐那么多。以后的很多年，二姐成了我最知心的朋友。我心里有什么事要讲、家里有任何事要托付，都是找二姐。这些年来，她帮了我很多忙。

那天我把写好的书稿拿给她看，她看完之后说：“你从小就让我揪着心。大大咧咧，傻了吧唧，我老怕你受骗、出事儿、倒霉。你一会儿结婚，一会儿离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都快吓死了。敢情写出书来一看，你的人生还挺丰富多彩。”

（郭红英摘自《幸福深处》 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