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发展阶段及演变过程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知行观存在的局限性。毛泽东《实践论》传承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精髓，同时超越了中国传统知行观。毛泽东立足于中国传统知行观，科学界定“知”“行”范畴；创造性地将辩证法引入知行观，揭示“知”“行”关系；《实践论》分析并解决了知行观中认识发展的内部机制、运动过程、发展阶段问题。《实践论》是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精华的吸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结出的理论果实。

【关键词】 毛泽东；实践论；中国传统知行观；传承；超越

知行争论是中国传统哲学领域不断争论的命题之一。自从《尚书·说命》中提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哲学命题之后，知行之辩就成为了哲学中永恒活跃的话题。知行观的古老哲学命题从儒学宗师孔子到近代革命家孙中山，众多哲学家致力于探讨这一问题，但都没有对此问题作出圆满解答。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于1937年写成《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哲学。

一、中国传统知行观简述

中国传统知行观发展可以划分为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和近代时期五个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知行学说观点纷呈，各有特色。老子提出“不行而知”、“塞其兑，闭其门”，孔子认为“生而知之”，亚圣孟子提出“知行分离”、“知先行后”，荀子则认为“行先知后”，墨子主张“言是以复行者尚”。两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知”的目的是知天意，“法天而行”，要求“人副天数”、“天人合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知行观的发展受佛教影响较深，带着宗教气息，宗教教义通过宗教实践方可成为佛家智慧。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知行观的发展在先后、轻重、难易、分和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成为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研究的范式。朱熹主张“知先行后”、“知行统一”、“力行为重”。心学代表王守仁提出了“行先知后”“知行合一”。传统知行观集大成者王船山主张“三相遇而知觉乃发”、“行可兼知”。清代颜元、魏源等人重行轻知，“习而行之”，为传统知行观带去了唯物主义气息。近代以来，孙中山经历革命的打击之后，提出知难行易说，之后蒋介石为了统治需要，将孙中山的知行思想变为愚民的力行哲学。纵观传统知行观的发展，可将“知”看做人的道德觉悟，“行”看做为人的道德践履。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知行观有两大精髓：第一，中国传统哲学家历来重“行”。中国传统哲学中普遍主张行重知轻，特别是宋明理学，主张“行”在道德实践中的至关重要地位。“行”在中国哲学家的眼里“或者是纯粹精神或主观的活动， 或者是孤立的人类個体的日常活动以及个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经验。”[1]第二，重视“知”对“行”的引导与支配。中国古代知行关系强调人的主体性，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知”可以指导“行”，人的行为是在其道德觉悟的指导之下形成的。

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研究纷繁复杂，却存在以下两点局限：第一，中国古代哲学家把对知行观的探索眼光局限在道德领域之内。这种伦理化知行观倾向制约了知行观的不断扩展。中国古代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所以中国古人的思想、视野都会受到限制，把探索的目光仅停留在自身以及周围的小社会中。同时，社会结构以宗法血缘制度为纽带，使社会伦理与人际关系更为突出，占据理性思考的重心，以致于知行观的争论在中国，就仅仅限于对人的道德修养的探讨。第二，中国传统知行观对“知”“行”的理解直观、抽象、狭隘，缺乏深入理解。大多哲人对“知”“行”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传统哲学家对“知”“行”概念缺乏逻辑分析和科学抽象，对“知”“行”概念的认识具有感性色彩，所以中国哲学家对知行观的认识的内部机制、发展过程不可能有深入、细致的研究， “知”和“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也缺乏综合性的理解与整体性的把握。

毛泽东看到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两大特点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重视实践、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相和合，同时也正确分析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局限，写成《实践论》，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完美结合起来。

二、《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传承

《实践论》可谓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长征结束期间曲折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文中对严重危害党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实践论》中，“以实践的观点作为基础，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论述了实践以及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实践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发展的动力。”[2]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认识论的传入，传统知行观的伦理性质在逐渐发生改变，近代科学逐渐成为了知行观的研究对象。中国近代知行观由道德领域不断向认识论领域跨越，在知行概念、知行主体、知行关系、知行过程等等方面不断嬗变，不断凸显出重视现实客观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特点。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写作可以是传统知行观向近代嬗变中产生的，是在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的符合逻辑的必然产物。《实践论》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行的关系”，鲜明地表达了毛泽东哲学的寻根意识，旨在于揭示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深刻内涵，并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引入中国传统哲学的领域之内。毛泽东的知行观的形成立足于传统知行观的土壤之上，在青年时期师从杨昌济，受程朱理学影响颇深，此外，墨子、王船山以及颜李学派在知行观中重行更重知的思想对他影响也很大。毛泽东眼中认为“知”为理论，“行”为实践，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统一”，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知行观产生了共振。具体而言，毛泽东知行观的卓越之处在于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精髓的继承，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历来重“行”的思想，强调实践对人类认识的主导作用，与传统知行观中“实际上用功，求知行合一”的思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强调实践的主体性意识，重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与知须亲知，行须躬行紧密联系，都可以在传统知行观中找到依据。

三、《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超越

1、立足中国传统知行观，科学规定“知”“行”范畴

《实践论》的开头写到“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 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 ，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依赖关系”。[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存在的种种哲学中，对“知”“行”范畴的科学界定是缺乏的。中国传统知行观由于种种思维与社会条件的限制，忽视实践主体的社会性，无法看到实践主体的历史发展，把“知”“行”仅仅停留在狭隘、直观的理解之中，无法看到“知”“行”属于社会性的认识范畴。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精华，又科学的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给予了“知”“行”科学范畴。毛泽东指出“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他就不是唯物论者。”[4]“知”的来源是生产活动，也就可认为毛泽东哲学中“知”不管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由感性直观上升到理性思考，成为正确的认识，从而对实践起指导作用。毛泽东眼中的“行”即实践，是实践主体“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及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5]“行”就是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自觉能动的存在。毛泽东对实践理论的阐释，科学地揭示了实践的本质特征，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髓，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

2、创造性地将辩证法引入知行观，揭示“知”“行”关系

中国传统知行观对知行关系的认识相对固定、静止，缺乏辩证性思维，由于社会、历史、个人的局限，无法揭示“知”“行”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哲学家普遍主张“知行合一”，“知”“行”即言与行，言行一致，才可修身养性，内圣外王。毛泽东一直秉承马恩经典作家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将辩证法引用知行哲学。毛泽东看到了“知”、“行”之间的对立统一，提出“行”对“知”起着决定作用，“知”对“行”具有指导意义，建构出现代知行合一论。毛泽东在提及“知”“行”，没有说明二者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他认为不应该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谈论两者之间的外在联系，应该将“知”“行”放到具体的历史中，看到“知”“行”之间的关系。总之，《实践论》中的知行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形式而言，知行之间、认识与实践之间处于循坏往复的运动过程中，不断呈现出分离整合的状态。认识与实践在内容上充斥着辩证唯物主义气息，对立又统一，相互制衡，相互促进。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引入知行观，彻底克服了知行观静态、外在僵化的关系，揭示出知与行合理、科学的关系。

3、分析并解决了知行观中认识发展的内部机制、运动过程、发展阶段的问题

中国传统知行观中“知”来源是大多属于感性经验或是脱离感性认识的理性经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认识论来源于实践与理论的辩证统一。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立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过程。在实践过程中，人的感觉器官将客观世界中的事物传递给大脑，形成感性认识，运用逻辑分析和科学抽象的思维方法，逐步从感觉上升至经验，经过如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再上升到理性认识。毛泽东还指出了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认识过程这个过程中，人的实践是联系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关键。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了“两个飞跃”理论，即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两个飞跃”理论不仅正确地说明了从实践到认识的这一能动飞跃，而且它强调了“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性认识，还需回到实践中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飞跃，更主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飞跃。”[6]第二次飞跃意义更为重大。“两次飞跃”理论的提出把中国传统知行哲学中直观、经验的思维的缺点进行了改造，赋予了更加严密的逻辑性、科学性，对中国传统知行学说一直未讲清楚和解决的难题——认识论做出了清晰的回答和解决。

《实践论》是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精华的继承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结合，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超越。《实践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知行合一”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符合中国革命建设需要，成为了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张琳.《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换[J].理论学刊，2006.2.58-59.

[2] 唐璐.毛泽东实践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重读《实践论》[J].传承，2012.10.36-37.

[3][4][5][6][7]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谢钰姣（1992-）女，汉族，甘肃定西人，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发展与建设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