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晓 东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汉家衣冠明征士：瑞龙山朱舜水墓地设计释疑

刘 晓 东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朱舜水在对自身墓地的设计中，应该是隐含了某些能够表明自己“大明人”身份的元素。今天的朱舜水墓地，除却德川光圀所题写的“明征君子朱子墓”的墓碑外，已很难找寻到这种身份印记。但根据日本水户德川彰考馆所藏的部分古画，并与朱舜水的经历及明代历史结合来看，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的存在。第一，朱舜水墓地的设计，明显采用了一些其故乡中国浙江省的常见形制，如护土墙等；第二，朱舜水墓地较为特殊的圆锥形封堆与梯形墓碑碑盖，可能象征了“大明衣冠”中由明太祖钦定的“六合一统帽”与“四方平定巾”，这既是朱舜水自身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两种身份服饰，也是表示其明朝遗民身份，寄托思明衷情的重要物化象征；第三，将两种特殊设计在水户德川家族墓地中的推衍，则表明了朱舜水对水户德川“四方平定、六合一统”的政治期待。

朱舜水；水户；瑞龙山；墓地形制；德川光圀

引 言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出生于浙江余姚。明清鼎革之际，朱舜水追随南明鲁王抗清北伐，曾先后七次东渡扶桑，最终因复明无望流寓日本，受到德川幕府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的礼遇，讲学以终，被后人尊奉为“胜国宾师”。

朱舜水一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始终以“大明遗士”自居，“惟以邦仇未复为憾，切齿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如终如一”。*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附录一《传记年谱》，安积觉：《明故征君文恭先生碑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31页。他在临终前的遗书中更痛陈自己生死皆为“故明人”的“思明衷情”：

“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矣。”*林惠如辑：《明代轶闻》卷一，《孤忠鉴·朱舜水》，“明代野史丛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因而，在朱舜水去世后，德川光圀特亲书“明征君子朱子墓”碑文以明其志。*德川圀顺編：《水戸義公全集上》付，安積覚：《義公行実》，東京：角川書店，1970年，第468頁。百余年后，明治初期的著名汉诗长老小野湖山，曾赴水户拜谒朱舜水墓并作诗一首，其文云:

“安危成败亦唯天，绝海求援岂偶然。一片丹心空白骨，两行哀泪洒黄泉。丰碑尚记明征士，优待曾逢国大贤。莫恨孤棺葬殊域，九州疆土尽腥膻。”*小野湖山：《湖山楼詩抄》巻之一，《舜水先生墓》，東京：瑞厳堂、拥万堂，1870年刻本。

这里的“丰碑”便是德川光圀亲书的碑文，也成为朱舜水“故明人”身份的重要标识。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德川光圀的碑文书写于朱舜水去世之后，这种情形的出现，恐怕对于弥留之际的朱舜水来说，也是难以完全预料的。由此来看，朱舜水遗书中所云见其“葬地”便知其为“故明人”的身份标识，显然并非(至少并不仅仅)指德川光圀的碑文而言。也就是说，除了德川光圀题写的“明征君子朱子墓”墓碑外，朱舜水在对自身墓地的设计中，应该还隐含了某些可以表明自己“故明人”身份的元素。不过，这些“元素”恐怕很难从日本的文化传统中得以有效检视，更多的还需要从中国——尤其是明朝——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予以理解。

一、朱舜水的墓地形制

图1 朱舜水墓(笔者摄于2014年8月)

朱舜水的弟子今井弘济、安积觉在《舜水先生行实》中记载，舜水先生“以四月二十六日葬于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瑞龙山麓，依明朝式成坟焉”，*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附录一《传记年谱》，今井弘济、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23页。这应该也是朱舜水标示其“故明人”身份的一种方式。但到底何为“明朝式”却语焉不详，因此从小野湖山直至今日，当后人不断膜拜于舜水先生墓前时，似乎对此都未能有更深的认知与体悟。今天我们伫立于舜水先生墓前，对“明朝式”仍还是不太清楚，但墓地中清晰可见的两块对称摆放的三角形石块，以及环绕墓地周围的龙形凸起的树根，还是引起我们极大的疑问与兴趣(如图1)。

那么，这两块残留的三角形石块，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为何树根会环绕墓地伸展并形成“龙”状的凸起呢？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的朱舜水墓地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已不完全是它过去的模样。在水户德川博物馆中，收藏有两幅关于瑞龙山墓地的古画，一幅作于弘化2年(1845)，另一幅作于明治时代(1868—1912)，两幅画中都描绘了当时朱舜水墓地的样子(如图2、图3)。

图2 弘化2年图(水户德川博物馆藏)

图3 明治时期图(水户德川博物馆藏)

图4 叶适墓

从图2中不难看到，在朱舜水墓地的周围，有一条未封闭的环状物，这条环状物在图3中也存在，并呈现出月牙状的立体景象。这种墓制形式在日本确实十分特殊，但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朱舜水的故乡浙江省——从古代以来就已非常常见，其中著名的如浙江温州南宋大儒叶适墓(如图4)、浙江杭州宋代文士林和靖墓(如图5)等。

图4与图5虽然在外观上略有不同，但基本属于同一墓制形式。墓后皆有“墩”，考古学上称之为“挡土墙”或“护土墙”，民间俗称为“坟圈”，主要起到防水护坟的功能。其形制在融合入民间的五行风水观念后，基本呈现出“形若半月，后仰前俯”*陈盛韶：《问俗录》卷二，《古田县·墓圹》，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68页。的特征，从远处看与中国古代官员所坐的太师椅极为相似，故在民间常称为“椅子坟”或“太师椅坟”，寓以富贵相承之意。这种墓式在中国东南地区十分流行，应该也是朱舜水非常熟悉的一种墓地形制。事实上，朱舜水也曾先后与人见道设、德川光圀等人交流过坟茔堪舆问题，还用沙土树木做了一个模型送给人见道设。在这其中，他也谈到了“围墙”的问题：

“古人塚石密甃，颇为坚固。近时堪舆家以为坟上用石，多则煞气重，且来龙不宜以大石压之。是以七八十年来，惟堆垛碎石，罕有细石作围墙者。……碎石则两面密砌，中实以土，不必掘沟，不必打椿，似乎气脉潜通。……高下视其坟之大小，坟高者半之，或六尺；坟卑者墙与坟平。凡墙皆后高前下，渐渐而低，至拦土边。高者三尺而止，其墙下厚上薄，约三尺四尺，上止尺余。用琢石板盖顶，有式四牧，围墙下脚去坟堆下脚止二尺三尺，不可廓落，通一人左右，旋而已。”*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卷十四《坟茔事宜》，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9页。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图2、图3中朱舜水墓后的环形物，应该就是一道“挡土墙”，而且从图3来看，这道“挡土墙”的确呈现出“形若半月，后仰前俯”的走势，也就是朱舜水所说的“后高前下，渐渐而低”，这可能也就是安积觉等人所说的“依明朝式成坟”吧。残留在朱舜水墓侧前方的两块三角形石块，就是标示“挡土墙”起始的基石(拦土)。墓后的古树，因为受到“挡土墙”的阻挡，它的根须只能围绕墙的后身蜿蜒伸展，最终形成了所谓的“龙”的形状。

二、朱舜水墓的“碑帽”与“封堆”

如果说朱舜水的墓地是依“明朝式成坟”，那么通过对比我们又不难发现：在明朝的墓式中几乎未见朱舜水墓地中的梯形碑帽与圆锥形封堆(见图1)。这种不同寻常的“碑帽”与“封堆”形制，是否与朱舜水的身份有关呢？

在朱舜水的生命与身份认同中，“大明衣冠”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室衣冠，始终如一”。在他所做的《避地日本感赋》中就有“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衣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国”*林惠如辑：《明代轶闻》卷一，《孤忠鉴·朱舜水》，第273页。的感怀。当德川光圀将朱舜水迎至水户讲学并欲为其建新居时，朱舜水也以“借上公眷顾，孤踪海外，得养志守节，而保明室衣冠，感莫大焉”*梁启超：《明末朱舜水先生之瑜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8页。力辞不就。后来，他的孙子蒙特许赴日本，他更明确要求“另作明朝衣服，不须华美，其(清国)头帽衣裳，一件不许携入江户”。*梁启超：《明末朱舜水先生之瑜年谱》，第57页。

那么，朱舜水所说的“大明衣冠”又是何种样式呢？据《舜水先生行实》记载：

“甲寅(二年)，先是上公使先生制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带、野服、道服、明道巾、纱帽、幞头之类也。”*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附录一《传记年谱》，今井弘济、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第620页。

除却官服外，其中最能代表“大明衣冠”的自属“道服”和“明道巾”了。“道服”也就是所谓的“深衣”，“明道巾”也称“方筩巾”或“方巾”，相传为南宋大儒程颢所制。明人王廷相就曾云：“方筩巾乃明道先生所制，今世士人多服之，较之幅巾，亦似简便。著深衣时，以小冠束发而戴此巾于上，亦足称也”。*王廷相：《王廷相集(二)》，《王氏家藏集》卷39，《深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0页。可以说，“深衣方巾”乃是明代士人一种重要的身份标志。

“方巾”除了儒学传统的文化意义外，在明代还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据说元末明初儒士杨维祯曾将方巾加高，颇有飘摇风逸之感，明太祖朱元璋召见他时颇为好奇，问所戴为何巾。杨维桢机敏地回答道：“四方平定风吹草动”。朱元璋听后大悦，“召中书省，依此巾制颁天下尽冠之”。*张岱：《夜航船》卷11，《日用部·衣冠·方巾》，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31页。郞瑛在《七修类稿》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文云：“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杨维桢入见太祖时所戴。上问曰：此巾何名？对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颁式天下” (郞瑛：《七修类稿》卷14，《国事类·平头巾网巾》，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明末朱术在《汝水巾谱》中的记载也是如此，并进一步解说道：“国初制以征四方平定之意，此制大雅，故明人多冠焉。惟北京金箔胡同款样最妙，其他地方高矮宽窄由人所好”(朱术：《汝水巾谱·四方巾》，“四库未刊”本)。因此，方巾在明代也称“四方平定巾”，是明太祖朱元璋钦定颁行的一种方形软帽，一般以黑色纱罗制成，并可以折叠，展开时四角皆方，也称“四角方巾”。平常佩戴时，则多将四角收起，巾幅后批，略呈梯形造型(如图6)。

图6方巾后批式

图7夏允彝父子像

“四方平定巾”在最初形制还较为统一，但随着时代变迁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清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就记载了明代“四方平定巾”的变化状况：

“自职官大僚而下至生员，俱戴四角方巾。其后巾式时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总非士林，莫敢服矣。”*叶梦珠：《阅世编》卷8，《冠服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4页。

可以说，明朝中期后出现的飘飘巾(逍遥巾)、周子巾、莲花巾等都是在“四方平定巾”(即“方巾”)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尤其飘飘巾更是晚明士人常见的样式。明人所绘的夏允彝父子像中的夏氏父子，就分别佩戴了“四方平定巾”与“飘飘巾”(如图7)。也正因为如此，王圻的《三才图绘》中对“巾”的记述基本只有云巾、网巾、幅巾、儒巾、汉巾、唐巾、东坡巾、诸葛巾、治五巾、方巾等，而无“飘飘巾”等类型，应该是将其包含在了“方巾”的门类之内。*王圻：《三才图会》中册《衣服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00—1506页。但对于“方巾”，王圻又进一步解释道：“此即古所谓角巾也，制同云巾特少云纹，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王圻：《三才图会》中册《衣服一卷》，第1503页。

在日本茨城县立历史馆中藏有一幅朱舜水像，据说为其初来水户时的样子(如图8)，所戴即为“四方平定巾”(方巾)。据《舜水谈漪》记载，朱舜水常戴“包玉巾”(如图9)，“用皂绢造之，玉为饰，朱先生常戴之”。*朱舜水：《朱氏舜水谈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0页。安积觉在《朱文恭遗事》中也说，“先生朔望必拜，……披道袍戴包玉巾，东向而拜，口诵细语”。*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附录一《传记年谱》，安积觉：《朱文恭遗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25页。这里的“包玉巾”实际上只是折叠后的“四方平定巾”，只不过加上玉片进行了简单装饰。而日本茨城县水户市彰考馆所藏长谷川等善所作的《朱舜水画像》(如图10)，其中舜水先生所戴的即是明显加置了前后披幅的“飘飘巾”样式。

图8 日本茨城县立历史馆藏朱舜水像

图9 朱舜水包玉巾

图10 水户市彰考馆藏朱舜水画像

图11 朱舜水碑帽(摄于2016年9月)

如果我们将折叠变形后的“四方平定巾”与舜水先生墓的“碑帽”结合起来看，不难发现两者在形制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代表朱舜水身体的墓碑与代表“四方平定巾”的碑帽如此浑然合一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幻化出一幅身着汉家衣冠的明代士人形象呢？ 令人振奋的是，2016年9月笔者受日本水户德川博物馆的邀请，再度踏察瑞龙山时发现，经过净水清洗后的朱舜水墓碑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在碑帽正面赫然呈现出与长谷川等善所作的《朱舜水画像》中极其相似的云纹装饰(如图11)，这恐怕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吧。

按照这一逻辑思路，舜水先生墓的“封堆”形制似乎与明朝另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六合一统帽”也是十分惊人的相似。“六合一统帽”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瓜皮帽”，“用帛六瓣缝成之，其制类古皮弁，特缝间少玉饰耳，此为齐民之服”，*王圻：《三才图会》中册《衣服一卷》，第1504页。在明代多称为“小帽”或“六合巾”。相传它也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并颁行天下，明人陆深在《豫章漫钞》中记载：“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如筒，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8，《冠服》，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991页。

“六合一统帽”作为国家颁行的衣冠样式，寓以“六合一统、天下归一” 之意，在明代广为流行，在明人所作的《皇都积盛图》中就比比可见(如图12)，无疑也是朱舜水在大明生活中常见惯用的一种服饰。因明朝人的蓄发风俗，所以明朝的六合一统帽和清朝的比较起来，要相对高了不少，尤其到明代中后期，受社会风气变化的影响更趋向于高、尖化的发展，诸如《太康县志》中就记载，嘉靖后 “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8，《冠服》，第991页。明朝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男性陶俑，其所戴的“六合一统帽”也是如此，甚至令人多有夸张之感(如图13)。如果将“六合一统帽”与舜水先生墓的“封堆”相比较，其相似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图12 《皇都积盛图》局部

图13 明墓陶俑

“四方平定巾”与“六合一统帽”这两种典型性的大明衣冠形制，在舜水先生墓地的出现，若简单以巧合相解释，是否太过于简单呢？这是否也是朱舜水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大明遗士”身份的一种暗示呢？

三、水户藩家族墓地的“封堆”形制

朱舜水受知于德川光圀后，对水户藩丧葬祭祀制度的变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 《舜水先生行实》记载，到达江户后不久的康熙八年(日本宽文9年，1669)，朱舜水就承命为德川光圀做《诸侯五庙图说》。*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附录一《传记年谱》，今井弘济、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第619页。而据水户彰考馆所藏《桃源遗事(乾)》中记载，德川光圀三十九岁时，朱舜水曾来水户并为水户常盘等地墓葬之事研习过《文公家礼》之《丧葬仪略》。*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Ⅱ·德川光圀文献释解》，韩东育解说：《西山行纪·义公葬仪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3页。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瑞龙山水户藩德川家族墓地的基本形制，应该是德川光圀受到朱舜水影响后，在延宝5年(1677)至延宝7年(1679)，通过对德川赖房子女、侧室、光国夫人寻子及武田信吉等墓地的改葬奠定雏形的。*《国制定史跡·水戸徳川家墓所保存整備事業報告書1·平成22—23年度》巻末資料2—(6)《墓所に関する年表》，水戸：公益財団法人徳川ミュージアム、2013年，第231頁。

水户藩家族墓的“封堆”形制，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是非常独特的。藩主墓(而且只有藩主墓)的“封堆”呈梯形，藩主夫人及族人墓(不论男性女性)的“封堆”皆呈圆锥形(如图14、15、16)。其中意味颇为耐人寻味，这种“封堆”形式到底表达了怎样一种内涵呢？

图14 弘化古画中的藩主及夫人墓

图15 藩主及夫人墓(摄于2016年9月)

图16 水户藩族人墓(摄于2016年9月)

我们将水户德川家族墓的形制与朱舜水墓进行对比，不难发现：藩主墓的“封堆”形制与朱舜水墓墓碑的形制基本相同，而朱舜水墓的“封堆”形制则与藩主夫人及族人墓的几乎完全一致。如果藩主墓的“封堆”形制代表了“四方平定”，藩主夫人及族人墓的“封堆”代表了“六合一统”，这其中是否暗含了儒家传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呢？

若果真如此，朱舜水对德川光圀或者说是对水户德川，无疑寄予了极高的政治期待，恐怕在他的心里能在日本弘扬中原文化，实现“四方平定、六合一统”的宏大目标，非水户德川莫属。正如在他写给中国友人的书信中对德川光圀所赞誉的那样：

“上公乃为当今之至亲尊属，封建大国，列为三家，盛德仁武，聪明博雅，从谏弗咈，古今罕有，……若如此人君而生于中国，而佐之以名贤硕辅，何难立致雍熙之理。”*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卷四，《书简一·与陈遵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页。

他自己也曾对德川光圀说：

“夫以禹汤文武周公之治为小康，而以此为大同。……私计近世中国不能行之而日本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为易。”*梁启超：《明末朱舜水先生之瑜年谱》，第55页。

这种期待与理念在他给德川光圀之字“子龙”所做的解说中，表达的更为明显：

“又三、四日后，燕前所，大兄锦衣君曰：前日龙之出处，无可搜求，物物皆如故。视毕，诸弟悉已下楼，我独凭牖远眺，顾见窗口，一砖渐昂，半掀之，则已损，龙正蛰于其中。取而视之，砖之下有形，泥之中有象，宛然一模范也。径三、四寸，蟠旋约可尺许，此又其最奇者也。因叹曰：龙之神乃至于此乎？是犹所谓放之弥六合，卷之藏于密也。”*朱舜水著、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卷十三，《源光国字子龙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3页。

颇为巧合的是，就在德川光圀对家族墓地进行改造的延宝5年(1677)，他也将山名由原来的“隋留”改为了“瑞龙”。*《国制定史跡·水戸徳川家墓所保存整備事業報告書1·平成22—23年度》巻末資料2—(6)《墓所に関する年表》，第231頁。在家族墓地改造完成的延宝7年(1679)，他还突然将自己的名字由“光国”改为了“光圀”。*参见：https://ja.wikipedia.org/wiki/徳川光圀。“国”与“圀”虽为同义，但后者显然更具有与“四方”、“六合”相允的“八荒”的逻辑脉络。而且德川光圀似乎也很看重这一“圀”字，甚至在贞享2年(1685)将追善供养自己生母的京都“本国寺”，也改称为“本圀寺”。*参见：https://ja.wikipedia.org/wiki/本圀寺。

结 语

朱舜水在自身墓地的设计中，应该是隐含了一些能够表明自己“大明人”身份的元素。通过对朱舜水墓地存在“护土墙”分析，其墓地设计应该采用了舜水先生故乡中国浙江省常见的墓地形制，也就是所说的“依明朝式成坟”。同时，朱舜水墓地较为特殊的圆锥形“封堆”与梯形墓碑“碑盖”，可能象征了“大明衣冠”中由明太祖钦定的“六合一统帽”与“四方平定巾”，这既是朱舜水自身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两种“汉家衣冠”，也是隐喻其明朝遗民身份，寄托思明衷情的一种物化象征。而这两种特殊设计在水户德川家族墓地中的推衍，则表明了朱舜水对水户德川“四方平定、六合一统”的政治期待。

附记：本文写作受到日本水户彰考馆德川齐正理事长与德川真木馆长的帮助，英文摘要由德川博物馆藤井由有子女士翻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之情。

(责任编辑：董灏智)

2017-05-08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时期的周边认知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构——以东南海疆、东北边疆的统合为中心”(编号：16JJD770008)；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资助计划项目“明清时期中国知识界‘倭寇’叙事的历史演变”(编号:NECT-12-0823)。

刘晓东(1972-)，男，辽宁凤城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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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6201(2017)02-0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