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忻杪

3.

我的姐姐佩吉·卡尔，她总说，我从一出生，哭声中就好像夹杂着愤怒。小时候，我喜欢运动，第一次接触篮球，就感觉这玩意不错。且每次玩的时候，还都会跟人打架，自己则乐在其中。

中学时，一场很重要的篮球比赛，时间所剩无几，我们领先两分。对方的进攻回合，他们持球人是名七年级生，我负责防守。几乎想都没想，就在他启动一瞬间，我用自己硕大的屁股狠狠撞了过去，他飞出界外，重重摔在地上。当然，裁判吹罚我犯规，不过我不在乎。比赛重新开始，还是他持球，当我又一次瞪着凶狠的眼神准备扑过去时，能明显感觉到这哥们心怯了，躲闪中，自己居然将球运出界外。紧跟着，终场哨音响起，我们赢了。

在我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斯维斯韦尔，我敢说这种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在每块球场上。

斯维斯韦尔是个小镇，它离匹兹堡很近，只有九英里路程，我的家，则在一个锅炉厂旁边。每天上学放学，锅炉厂是必经之路，正因如此，很多朋友都开玩笑，说我是在“烟熏火燎”中长大的。但其实，这家锅炉厂，它可一点都不简单，是斯维斯韦尔当地标志之一，很多家住在它附近的孩子还都以此为荣，我也是的。

此外，斯维斯韦尔赖以成名，还有个原因，是迪克·格罗特住在那里。格罗特曾在海盗队（匹兹堡海盗，MLB球队）短暂打过一段时间，帮球队1960年赢得世界大赛冠军，大学时是杜克的全美最佳阵容球员。杜克与北卡，向来势不两立，不过格罗特却是少数我非常尊敬的杜克人之一。

我痴迷比赛，正是开始于斯维斯韦尔。在家附近的一幢房屋后面，有个带围墙小巷，非常适合打手球。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去那里，母亲的父亲，也就是帕特森姥爷，向我展示该如何打手球。我至今仍记得，他当时用的是个网球，后来偶尔也用棒球。

在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夏天，我们一家沿罗迪路（亦称791公路），向北搬迁了几英里，搬到宾山。就像所有匹兹堡郊区一样，小镇周围全是茂密森林，丘陵几乎跟旧金山一样多。唯独，这里没有旧金山湾和金门大桥，取而代之的，是阿勒格尼和蒙贡加拉河，外加至少29座桥梁，包括罗伯托克莱门特大桥（得名于海盗队前传奇球手罗伯托·克莱门特）。如果你想要看到舒适的地平线？那一定不会喜欢匹兹堡，尽管这里曾多次被评选为全美最宜居住城市。很多人都说这地方冬天太冷了，每年还必定会有几次暴风雪。有车的人家，雪地胎是必备品。

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时间，留下太多难忘回忆。后来，2000年9月，因我就读的高中将要退役我球衣，我返回宾山。开车经过老街，偶遇高中女友罗斯玛丽·佩拉……我二十多年没见过她了，自己早已是个年近半百的老头。她呢？看起来还不错，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

跟佩拉分别后，多少往事瞬间涌上心头，那种奇怪的时间感，就像超速行驶的轿车外风景般，一件件匆匆闪过。回想那些年，我生活在一个小小世界里，封闭在山丘、河流和高中运动所组成的圈子内。每天放学，跟佩拉都会有一段短暂相处，是最惬意时光。送她回家后，自己再回到那個跟父母、姐姐一起居住，曾经可能是木材加工厂工人所住的房子内。

像南大街其他红砖房子一样，那狭窄的三室一卫有个很破旧、空间很小的院子，一顶铝制遮阳篷遮挡着前门。随时间流逝，遮阳篷和屋顶上的木瓦已极度脏污破旧，但听老人讲，就在半个世纪前，一切还都是崭新发亮。毕竟，匹兹堡曾经是世界钢铁生产领头羊，鼎盛时期人口为现在两倍还多。

只可惜，我不是地地道道的匹兹堡人，家谱根源在德国和威尔士。父亲跟我讲，“卡尔”一家于19世纪中叶从巴伐利亚迁至威斯康星。起初做的，就是大家都会想到的采煤、开货运列车，闲暇时，聚在一起喝喝啤酒，便已经觉得很奢侈了。

而我的父亲约瑟夫·卡尔，他成年后进了家视听机制造厂担任服务代表和维修人员，父亲可以修任何东西，最拿手又当属手摇式复印机。年龄在50岁以上的读者可能都会知道，就是那种很便宜的，在纸上能复制图像的油印机。学校这种机器使用量极大，我还记得复印试卷时，会有紫色墨水的甜甜气味飘出。

至于我母亲，福尔梅·伊迪丝·帕特森，她学历很低（十年级就从高中辍学），但却非常强烈地认为获得A等成绩至关重要。姐姐佩吉会定期交上A等成绩单，所以母亲希望我也能如此。当没能做到时，她从不会掩饰失望，并用羞辱责备式教育方式，一遍遍施加在我身上。男孩子在长大过程中，总想更多吸引母亲注意，只是我做的好像还远远不够——除了体育方面，根本鲜有亮眼表现。当然，我知道，妈妈在跟外人提起我时，依然很自豪。可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能或不愿轻拍我的头，以示一丝鼓励。她所传达的信息向来很明确：乔治，你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做得更多的。也许，她认为吝于赞许对我很有好处，这点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如果我是她，一定会尽力对孩子表达最真实情感，而绝不会放在心里不说出来。

那在姐姐眼里，我又是个什么样的弟弟呢？曾经一度，她在自己卧室的门里面特意装了把锁，为的就是不让我进去。

4.

我在学业上成绩总是B，体育却总是A，参加田径运动（短跑接力队主力）、校篮球队，棒球打得也不错。一开始，自尊让我在棒球场上只打游击手，不打其他位置，而且必须第三个击球。我喜欢干扰对手，能把球击到各个位置，还会上垒、偷垒。高中教练因此给我开了偷本垒绿灯，这成为比赛中一个目标。后来有一次，当目标终于实现，我竟居然判断错了击数……这使得我队击球手挥棒，差点要了我的小命，所幸最后安然无恙。

此外，宾夕法尼亚，还是个橄榄球之邦。我从小便是个强壮的孩子，擅交际，所以为什么不去打橄榄球呢？其实也打过，在新人队当了一年四分卫。但自我保护本能太占上风，Y字进攻阵型中，四分卫更多需要在场上跑动，而不是投掷。我总想着，可不能在一场比赛中被先起跑的那些对手边卫、线卫撞倒几十次，秋天，篮球赛季还等着我呢。在那块战场，轮到我可以去撞任何人。

成长的时光，我还常年爱着海盗队——当他们1960年赢得世界大赛冠军时，也拥有了整个斯维斯韦尔地区。克莱门特，在格罗特身边，那一年击打率0.314，接住了右外场每一个球，是我心目中又一完美英雄，可惜1972年，在搭机前往尼加拉瓜赈灾途中不幸坠机身亡，年仅38岁。相比棒球，匹兹堡的篮球和橄榄球运动开展稍显逊色，篮球队比较著名的只有风笛者（原ABA联盟一支队伍），出了名后来入选名人堂的球员康尼·霍金斯（职业生涯场均18.7分，五次入选全明星）。不知为什么，篮球在这就是没法成為最流行。待到17岁上下，我将目光投向NBA，发现雷德·霍尔兹曼、威利斯·里德、沃尔特·弗雷泽、比尔·布拉德利这些名字同纽约连在一起，他们的传球游戏在我眼里简直如同魔术一般……对了，那支球队还有菲尔（杰克逊）呢，是替补前锋。由此，篮球逐渐取代棒球成为我心目中第一运动，并且，和朋友亚提·巴尔、唐尼·威尔逊一起约定，要在高三前赢得州冠军。

我们计划在夏季，通过每天打球来实现这一目标。当父亲问我暑假要干些什么时，我跟他说，要去提升技能，下一学年会有更好机会赢得大学奖学金，那不比在丘吉尔谷乡村俱乐部做球童或割草坪有意义多了么？感谢上帝赐予我天生一副伶牙俐齿，父亲同意了。

金属网、双框、好像遭猎枪射击般满是锈迹的白漆篮板、开裂的沥青地面及篮筐下水洼地，我们林顿高中，学校行政大楼附近的球场看起来真糟。此前无数个冬天，我曾在这里铲雪，顺便戴着手套练练投篮。夏天，夜晚与富有的白人孩子或下城区贫困黑人孩子一起打球。我爱有关篮球的一切，从比赛纯粹性到赛后黑樱桃饮料。待到成年，Post-HoopsHops（啤酒名）尝起来更棒了，那是种只在匹兹堡，要避免喝多，却又每每不舍得放下的味道。

我们高中校队，主打三后卫阵型，防守始终采取紧逼态势。尽管没有拿到州冠军，但绝大多数比赛，绝大多数时间是赢的，平均每场得分超过80，在那个没有三分线，且比赛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的年代，相当不错了。我记得每个有比赛的夜晚，体育馆里总是挤满球迷，空气中情绪高涨到令人难以呼吸。教练迪克·米塞尔特，他是位战术大师，同时也是位咆哮者，正是他的强硬深深吸引我。几乎所有攻防回合，迪克都要求我们寸土必争。当然，这导致那些年赛场争斗频发，其中一次，一个叫格文、踢足球的家伙，在自己学校一名球员被吹犯规后，居然挑衅。结果，我和唐尼带头，几个人一起，一拥而上。

没记错的话，那是1968年。接下来，我们打的两场比赛对手都是威尔金斯维尔队，比赛在白天进行，体育馆空空当当。

还有一次，客场击败另一个对手北布拉多克，他们的球迷在我们大巴开出停车场时，居然用石头进行袭击。不仅如此，每每去到客场都会跟随我们的学校大篷车，也受到了袭击。

一切都因为，我们是支顶尖球队，难以被击败，五位先发还都获得了甲级高校篮球奖学金。

高中毕业，我得从大约100所学校中进行选择。不想留在家附近了，不过，匹兹堡大学主帅蒂姆·格古里奇，他浑身散发着对比赛的热情，真让人着迷。

首先考虑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爱荷华大学和大西洋沿岸国家运动联合会学校。常春藤联盟和十大联盟，远不像ACC那般对我有吸引力，因为我认为ACC大学篮球在国内办得最好。他们的比赛很多都在电视上直播，教练也家喻户晓，例如南卡罗来纳大学弗兰克·麦圭尔、马里兰大学莱夫特·德里塞尔及北卡罗来纳大学迪恩·史密斯。这个联盟还有另一特色，每每到赛季收官，一支球队可能25胜0负，但却在最后一场定胜负关键比赛中失败，进而无法参加NCAA锦标赛。在ACC，压力和兴奋情绪能集中得以释放，所以我想成为它一部分。我前往南部和东部开启校园考察之行，在马里兰，德里塞尔教练拍着我的肩膀，说如果我来，定将成为赢得比赛关键，类似情景在其他几所学校也出现过。我会去看球队训练，看竞技场，也许还有运动员宿舍，足球比赛，等等。

到了晚上，则是雷打不动的派对时间，看看这所学校到底有多少漂亮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