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奖与文学编辑的“艺术真实观”

2017-08-09郝丹

出版科学 2017年4期

郝丹

[摘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拉开了新的序幕。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设立了专门针对长篇小说创作的茅盾文学奖。面向具有国家性质的文学评奖，文学编辑的“艺术真实观”在作品的刊发和出版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前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题材上都体现了文学编辑对于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要求，在主题上反映了他们坚守的人民立场和当代省思。文学编辑的眼光、魄力和韧性促成了作品的出版问世，他们的精心打磨帮助作品获得了荣誉。

[关键词] 茅盾文学奖文学编辑艺术真实观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4-0048-05

Literature Award and Views on Artistic Reality of Literary Editors：Discussion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Three Prize-winning Works of Mao Dun Literature Prize

Hao Dan

（School of Ar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in 1978 was the new begin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In 1981， according to the last wish of Mao Dun，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the Mao Dun Literature Prize for novels. Facing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award， the views on artistic reality of literary editors played decisive roles i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orks. The first three prize-winning works embodie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literary editors on living reality and artistic reality in the subject， and also reflected the peoples standpoint and the persistent introspection and thought of them in the theme. The foresight， the courage and the tenacity of the editors contribut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orks and their crafting helped the works get the honor.

[Key words] The Mao Dun Literature Prize Literary editor Views on artistic reality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向“四个现代化”的文艺领域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气象，文学评奖制度的体系性展开就是其中之一。文学评奖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生产的调控行为，它以对文学作品进行系统性的价值判断来影响文学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同时更进一步地影响读者的阅读行为。在新环境下，文学评奖无疑提供了新的“艺术标准”，作为文學生产者的文学编辑自然会顺势而行，努力将符合时代需求和读者阅读需求的作品推介出来。因此，文学编辑的社会主义“艺术真实观”在其组稿、选稿、改稿、审稿和发稿的整个过程中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新时期的文学评奖肇始于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之后又有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优秀新诗奖以及专门针对长篇小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自1981年设立至今，已经评选过九届。茅盾文学奖前三届获奖作品的单行本大多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少数作品的出版时间在1977年至1979年之间[1]，都是在粉碎“四人帮”、建设“四化”的背景下走到读者面前的。1991年“八五计划”开始后，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繁荣，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标准日益多元化，文学出版逐渐展现市场化趋势，文学编辑的视野由此拓展开来，不再拘泥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规约出的艺术标准，对社会主义“艺术真实观”的强调也就有所削弱。

1 文学评奖与文学出版的现实主义诉求

新时期文学对于现实主义的热切呼唤与“文革”十年政治对于文学的强行捆绑密切相关，“自由表达”与“真实表达”不仅是作家的渴求，也是读者的期待。文学评奖与文学出版作为文学生产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响应“时代的号召”。

1.1 评奖的“国家性”与茅盾文学奖的“思想性”标准

如前所述，1978年开始设置的诸多文学奖项都服务于新时期的文艺建设，因此这些文学评奖无一不是新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为之”：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新诗的评选活动由《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诗刊》协作进行，而这些评奖实际上都是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托，1981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也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2]，这就意味着上述文学评奖都具有鲜明的“国家性”。那么，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呢？在经历了十年思想大动乱的情况下，能够真实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并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自然是国家所需、人民所需。茅盾文学奖在评选标准中一直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原则，其实就是出于这种需要。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内涵有所不同。

茅盾文学奖的“思想性”是面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新阶段的，也就是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首先一定要在思想层面能够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积极影响。更进一步说，这个“思想性”还体现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引导，这就需要获奖作品既能尽量地贴近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情感共鸣，又能深化读者对于历史、当下生活及未来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前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对于作品“艺术性”的强调较之“思想性”来说相对较弱，这一方面是受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建设之需所限，另一方面也与作家自身的艺术水平尚需通过更多的写作实践来提升有关。

1.2 面向文学评奖的“文章合为时而编”

新时期以来，文学出版在文学评奖制度的铺陈中展现出新的活力，“文章合为时而编”成为其时文学编辑一个重要的工作面向。事实上，1970年代末以及整个1980年代出现的许多文学刊物都是为了迎合文学评奖而产生的，它们同时也成为文学作品最终能够实现出版发行的重要阵地，比如《小说选刊》就是《人民文学》为了及时满足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评奖而增办的，《长篇小说》丛刊是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为更多地组织和出版有潜力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而筹办的。1980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韦君宜明确指出，文学出版单位“应该以抓新的创作为主，首先应该出版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各种不同体裁的新创作，例如揭露‘四人帮、反映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表现全国人民为实现‘四化正在进行新长征的作品”[3]。

统观茅盾文学奖前三届获奖作品，无论是反映当代生活的，还是回望历史事件的，都在“思想性”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在第一届获奖作品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将军吟》这四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对十年“文革”的揭露、批判和反思；在第二届获奖作品中，作为“改革文学”代表作的《沉重的翅膀》对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工业改革之难进行了全面揭示，《钟鼓楼》通过讲述1980年代初期的北京市井故事激发人们对现实生活和民族心理的思考；在第三届获奖作品中，《平凡的世界》讲述的关于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故事就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第二个太阳》反映的是许多无名英雄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做出的艰苦卓越的努力，读者不仅能够从中读到历史，更能感知爱国主义的奉献精神对于当代人仍有的巨大现实意义。获奖作品在内容和思想上的强烈时代感恰恰反映出文学编辑在组稿和选稿过程中“为时而编”意识，这种编辑意识与文学评奖之间所产生的互动深深地影响了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接受。

2 文学编辑的社会主义“艺术真实观”

1970年代末以及整个1980年代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十七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正如著名编辑家秦兆阳指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必须首先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当它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它所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4]。文学编辑对于服务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重视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艺术真实观”，这里的“艺术真实”是一种客观艺术真实，强调作品对现实生活或历史事件的客观反映，与主观艺术真实特别强调的情感真实相区别。

2.1 稿件题材要求：生活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

题材是前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骨骼，题材直接决定作品能否被有效地支撑起来并有机会获得编辑和评委的青睐。于此，生活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文学编辑对于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品的基本要求。这里所说的“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并不等同于复制或者还原生活和历史，而是一种以现实生活或历史事件为基础的符合客观逻辑的艺术虚构。“‘真实的效果是文学虚构产生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信仰，这种信仰是通过拒绝指向被意指的真实而产生的，而这种意指允许人们在拒绝了解真实情况的同时了解一切”[5]。正如韦君宜指出的，“选稿的首要标准，是有生活的，具有真实性的作品”[6]，而“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是完全一样的。怎样把张三和李四的特点捏合在一起，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看起来又是一个真实的人，就要在这方面下工夫。所以艺术又不能不虚构，但这种虚构决不同于造假，造假是根本没有那样的生活根據，虚构是你在生活中并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但这样的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有真实的生活的基础，才能进行虚构”[7]。

事实上，无论是生活的真实，还是历史的真实，文学编辑对题材的考虑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稿件的题材是否具有时代意义，比如像《将军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沉重的翅膀》《钟鼓楼》《都市风流》《穆斯林的葬礼》这样的作品十分贴合读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必然会引起编辑的注意；二是作者在处理选材的过程中是否遵循基本的生活实际或史实，比如姚雪垠在写作《李自成》时翻阅了大量史料，而其第1卷的责任编辑、第2卷的协助编辑江晓天也对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人物甚至语言进行了严谨把关；三是作品在表现相同题材时是否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思想深度，比如《芙蓉镇》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文革”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编辑从古华尚不成熟的初稿中看到作者对于“文革”的反思，这与仅仅以揭露“文革”伤疤为旨归的“伤痕文学”有很大区别。

2.2 表达主题要求：人民的立场与当代的省思

主题是前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灵魂。文学编辑深知，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人民的立场是文学作品的立足点，对当代的省思是文学作品的最终旨归。这实际上与茅盾文学奖评奖强调的“思想性”内涵以及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是相通的。

秦兆阳认为作家创作想要实现艺术的真实，“一是要站稳人民的立场，二是要不断丰富生活的经验、不断加深生活的体验”[8]。《将军吟》《芙蓉镇》《钟鼓楼》在单行本出版发行之前，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当代》杂志上刊发过。从1979年初到1994年10月，秦兆阳一直任《当代》的主编，他强调“刊物要突出时代性、现实性、群众性和多样性”，要体现“‘五气，即正气、志气、朝气、勇气和锐气，要反对邪气和泄气”，“发表的作品，要反映时代的风貌、人民的意愿，表现人民最敏感、最关切、最激动的生活内容”，要通过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启发读者的思想，宣泄读者的情感，提高读者的判断能力，激励读者的生活意志，能引导读者积极向上”[9]。“作者自己必须真心实意地跟人民结合在一起，必须走真诚的、真实的、先进的人生实践之路，然后才可能把自己真实的人生与自己作品真实的生命溶为一体”[10]。正是从“人民的立场”和“启发读者的思想”出发，始终推崇现实主义创作的秦兆阳才会将《冬天里的春天》这样一部融合了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品带到广大读者面前，因为这部作品确实是其时人民之所需，它“与社会生活中清除左祸长期肆虐所造成的诸多弊端和恶果的过程相呼应，并配合当时蓬勃发展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需要”[11]，而秦兆阳在编辑和出版此作上做出的努力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编辑家的艺术气度和社会责任感。

3 编辑团队与作者的“集体写作”结晶

大多时候，相对于作者来说，编辑是典型的“幕后工作人员”，好的编辑既有发现好作品的眼光和推出好作品的魄力，也有为作者修改稿件提出好意见和好见解的能力。其实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都很忌讳“集体写作”一说，作者会认为这种说法剥夺了自己在创作作品过程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亵渎了自身的艺术创作能力；而编辑也并不愿“越权”，他们对职业身份的认知更倾向于是“推手”或“参谋”。然而，在新时期之初那样一个亟需文艺改革建设的大环境当中，在国家性文学评奖的强力推动和刺激之下，编辑团队与作者合力进行的“集体写作”却并非是一个贬义词。作者仍然是作品的执笔者，仍然对作品拥有绝对的操作权，只是编辑在更加熟悉评奖标准和出版制度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参与修改来引导作品更顺利地面世，并获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广大读者的肯定。

3.1 编辑的眼光、魄力和韧性促成作品的出版

茅盾文学奖前三届获奖作品的作者在当时有的是已成名的老作家，有的是无人知晓的文学新人，他们的作品有的在内容上和思想上涉及敏感话题，有的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具有新奇而危险的魅力。对文学编辑来说，在作品没有刊发、出版和获奖之前，这些实际上都是极大的考验。因此，在甄别和打造有潜力的文学作品方面，文学编辑的眼光、魄力和韧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1980年，《芙蓉镇》的作者古华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层创作员，他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创作了《芙蓉镇》的草稿（原稿名为《遥远的山镇》）。当他把这份草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炜时，实际上只写了四分之三，且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王秋赦还没有出现。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编辑还是从中看到了作品的“反思”光辉以及在人物塑造和结构设计上的新意。随后，刘炜又把书稿拿给分管广东和广西的编辑彭沁阳，彭编辑也对书稿给予肯定。这样，两个编辑就将支持意见和书稿交给了当时人文社小说南组的副组长、复审龙世辉，龙世辉读过书稿后也非常惊喜，古华由此获得在京完善和修改小说的机会。

编辑除了要有过人的眼光，还要有惊人的魄力和韧性。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出版环境受“文革”余风影响，恢复速度相对缓慢，而像《李自成》（第2卷）这样在“文革”末期问世的作品，其出版过程更是极为艰难。应该说，编辑江晓天为《李自成》（第2卷）的出版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方面在书稿本身的修改完善上，江晓天和作者姚雪垠常常写信沟通，即便是在政治斗争为书稿的修改带来巨大压力之时，江晓天也始终同姚雪垠一道坚守作品的艺术品质；另一方面在书稿的出版遇到严重阻碍时[12]，江晓天勇敢而睿智地建议姚雪垠上书毛主席，在取得上级的出版支持后，江晓天又帮助中国青年出版社重获《李自成》（第2卷）的出版权（原本已规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其实是得益于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深厚友谊，“一本书救活一个出版社”的说法也由此传开。

文学编辑的眼光、魄力和韧性其实都受到他们的“艺术真实观”的影响。1986年，《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之所以错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1部），就是因为当时读稿的青年编辑周昌义的“艺术真实观”出现了偏差。当然，这种偏差的产生既与编辑的个人阅历和经验有关，也是当时出现的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潮流的影响之果。

3.2 编辑的精心“打磨”推动作品获奖

《沉重的翅膀》的编辑出版和获奖过程十分曲折。写作工业改革题材作品的想法是编辑韦君宜提供给张洁的，她认为张洁有二十年在工业部门工作的背景，有能力驾驭这样的题材，这充分反映了韦君宜作为一名优秀编辑对时代脉搏的把握非常精准，对作者的了解充分。1981年，韦君宜在看过初稿后，明确了作品的优缺点，并同张洁商量改稿事宜。与此同时，章仲鍔[13]和苏予也加入到作品的编辑工作中来，两人都为这部作品提供很多有效的修改意见。《沉重的翅膀》在《当代》杂志发表以后，引起极大关注，一些人对作品给予较高的肯定，但也有些人以政治立场问题向作者发难，认为作品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应当受到批判。因此，在单行本出版之前，张洁和韦君宜、周达宝[14]等编辑又对作品做了近百处修改，遗憾的是，1981年12月出版的单行本仍旧没能逃过“政治性错误”的罪责，有关部门领导还要求作者和编辑、编审都要为此承担责任。由于所谓的“政治问题”，原本已被评委通过的《沉重的翅膀》最终无缘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韦君宜仍旧为保全这部优秀的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而奔走。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辑何启治回忆，在《沉重的翅膀》受到批评和打压之后，韦君宜亲自找胡乔木和邓力群等领导同志做疏通和解释工作，这样才让这部作品有机会最终问世[15]。后来，张洁在编辑的帮助下又对作品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但却一直没能满意，于是她决定亲自到工厂去体验生活。对于作品第四次的修订，“韦君宜于1983年11月写了长达四页纸的审读意见，对修改稿作了充分的肯定，并逐页提出作者和初、复审遗留的问题，请作者最后改定”[16]。这样，1983年12月定稿的《沉重的翅膀》第四稿，也就是张洁捧得茅盾文学奖的版本，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是重写的，整部作品的篇幅也有缩减。从整个过程来看，韦君宜作为编辑不仅具备极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眼光，拥有较强的执行能力和沟通能力，而且对于文学评奖的标准和文艺建设的需求都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和理解。

《沉重的翅膀》的出版和获奖编辑韦君宜自然功不可没，其他作品的刊发和出版以及最后的获奖也离不开编辑的耕耘。在审读《黄河东流去》下部时，编辑吴光华依据史料中关于黄泛灾难死亡人数的记载对小说中“7户人家20多口人一个未死”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此外，他还给小说合理地增加了六处新内容[17]。章仲锷在编辑《钟鼓楼》时，一方面尊重刘心武的艺术风格和作品的“京味儿”理念，为小说开头添加了传奇性的楔子，为结尾增加具有时代气息的恳谈会细节，另一方面为方便读者阅读，为作品中的老北京方言加入注解性文字[18]。基于对“艺术真实”的强调，龙世辉等编辑在审读《芙蓉镇》初稿后认为作者在塑造和处理黎满庚[19]这个形象时缺乏合理性，提出对这个人物的质疑，作者于是将黎满庚身上的“恶”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也就由此增加王秋赦这个人物。

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以及面向评奖的文学作品的出版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文学编辑往往比作者更熟悉时代所需、国家所需和读者所需。文学编辑在他们的具体工作实践中倾向于选择哪类书稿、乐于修改和提升哪类书稿、愿意为哪类书稿坚持甚至承担政治风险，都是源于他们在这一时期秉持的社会主义“艺术真实观”，尽管这个“艺术真实观”以“社会主义”为前提，尽管它在“艺术”和“真实”之间更强调“真实”的力量，但它无疑影响了一个时代文学作品的呈现命运和读者的阅读取向。

注释

[1]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共六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红岩》1979年第2期，最初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魏巍的《东方》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姚雪垠的《李自成》（第2卷）最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莫应丰的《将军吟》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3期，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古华的《芙蓉镇》发表于《当代》1981年第1期，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共三部：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分上、下部，上部最初由北京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下部发表于《长篇小说》丛刊1984年第5期，最初由北京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连载于《十月》1981年第4期和第5期，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其获奖版本为修订版，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刘心武的《钟鼓楼》连载于《当代》1984年第5期和第6期，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共五部（获荣誉奖的萧克的《浴血罗霄》和徐兴业的《金瓯缺》除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1部）发表于《花城》1986年第6期，最初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6年出版，全书（共3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出版；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连载于《长篇小说》季刊总17期和18期，后又选载于《中国作家》1987年第6期，最初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凌力的《少年天子》最初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孙力和余小惠的《都市风流》最初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2]参见中国作家网“机构”项中的“中国作家协会简介”，http：//www.chinawriter.com.cn/zxjg/

[3]韦君宜.新形势下的文学出版工作[J].出版工作，1980（1）：29

[4]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J].人民文学，1956（9）：1

[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序言作为福楼拜的分析家的福楼拜[M]//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新修订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30

[6]韦君宜.老编辑手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2

[7]韦君宜.从编辑角度谈创作[J].民族文学，1983（1）：82

[8]达流.从人和社会的关系把握文艺：访秦兆阳先生[J].湖北社会科学，1992（1）：33

[9]朱盛昌.秦兆阳编当代[J].当代，2014（3）：212

[10]秦兆阳.“真实”杂谈：一九八〇年八月在文学讲习所讲课的记录[M]//文学探路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56

[11]何西来.《冬天里的春天》和李国文的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1998（4）：23

[12]1974年前后，原本负责出版《李自成》（第2卷）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各编辑室收到“三结合”临时领导小组的命令，要求将“文革”前的约稿和存稿全部取退或转让；另外，国务院出版局布置学习上海经验，即出版要由编辑部先定题，然后根据定题找材料，并从机关、工厂和学校调人来参加写作。

[13]《沉重的翅膀》在《当代》杂志1981年第4期和第5期发表时的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