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刊文说，1937年7月29日清晨，住在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的朱自清接到朋友的电话：“北平的局面变了！”这一天，距离“七七事变”不过三个星期。这一天起，北平沦陷，城内百万中国人流离失所。“一个大时代就要来临，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即将投笔从戎、奔赴战场的弟子前来辞行，朱自清激动地对他说。这一天，他为弟子题写了岳飞《满江红》的诗句，作为最珍重的送别：“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37年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1月，临时大学在岳麓山下正式开课。战事危及衡山湘水，师生们又不得不搬迁入滇。1938年4月，这座临时大学在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徙人群里有一支300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86天步行3500公里，才最终抵达昆明。团员闻一多写给父母妻子的信中说，“一天走六十里路不算么事”，有时八九十里，甚至多到一百里，师生“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

联大八年，讲台上是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华罗庚、吴大猷、金岳霖等一代大师，台下则有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等未来的大家。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贡献了157位两院院士，在文化抗战史上留下光彩灼然的一笔。

迢迢长路不是太平年代的远足旅行，却是凄寒迷雾中的生死抉择。抗战中的浙江大学，经历4次大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还有，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这场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的“长征”历时8年，累计迁移300多次。山高水长，师生们抬着教学仪器、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一路步行，弦歌不辍。此情此景，比之战场上的惨烈血战也毫不逊色。

今天看来，这场被迫的文化迁徙，也是中华大地上空前的文化流动。百所大学南迁西进，不计其数的文物流转搬迁，数不清的知识分子辗转流离，理想与现实碰撞，学术与国情结合，中国思想文化空前接近民众，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空前深遠。在中国最痛苦的年代，那个埋藏巨大悲伤的时代，一次文化长征、一场思想文化脱胎换骨的新生，叩开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抗争自强的思想之门。

“有些人曾认为在战争中，不可能有任何文化运动，战争来了，文化只有退位，只有逃亡。但是，今天的事实却告诉我们，包容着广大人民的冬学运动恰恰就展开在战火最炽烈、战斗最残酷的地区……”《解放日报》的社论中写道。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这是巴金的呼唤。

“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这是朱自清的呐喊。

文化的脉搏，从来联系着国家民族的心跳。重返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群体的自觉，根本上是一场思想文化的觉醒。20世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这开始，中华民族的紧密团结从这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正是从这升腾。历史告诉我们，思想文化只有与社会实践、与国家民众的命运深入结合，才真正拥有力量之源。而只有思想文化立起来，民众才真正站起来，民族国家也才真正站起来。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能够产生伟大思想文化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伟大思想文化支撑引领的时代。

“七七事变”8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走那条历史之路和精神之路，是为了辨析历史的脚印，也是为了寻找力量的源头、明天的脉络。聚合磅礴之力，奋发砥砺前行，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