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欣

引言

英敛之于1902年亲自创办并实际主持的《大公报》，作为京津地方及整个华北地区的“清议之望”、乃至于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界翘楚”；同时，它也是一份特色鲜明、独立自主的“文人论政”的民营报刊。发起创办者与事实上的主持人英敛之，他本人又身兼撰述、編辑、总理、社长等职务于一身（这似乎是当时报界的普遍现象，表明了我国草创阶段新闻业的步履维艰和新闻人的开路之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早期报馆人手奇缺、报社人才不足的窘迫情状），总揽报馆大小事务及经营权、人事权、言论权、编务权等，是报刊宗旨的实际执行者与办报方针的最高掌舵者。《大公报》初期的“创辟开拓”的十年时间里，英华在上面发表了大量变法维新、改良立宪的新闻报道与政论文章，形成了该报最早的一个“黄金时代”，因而被尊为《大公报》的肇始人、奠基者、开山鼻祖与“大公精神”、“大公时代”得以发轫与传承的第一人。由此，他亦成为近代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但凡论述报刊史或言论史，都必定要涉及《大公报》及其创始人。

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北方首屈一指的、声明文物的《大公报》，它的创建肇基与出版发行，以及继之而起的一纸风行、一报崛兴，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一这恐怕是英敛之等早期报人所未曾预料、亦不敢设想的。一份原本并不起眼的报纸，随后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响当当的大报、叫的响的名报，最终成就了一段报业传奇。而英敛之本人、因之特出的贡献，亦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巨擘与前驱。他不仅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包括少时习武从军以及东北三省、云南、广东、广西、上海、香港、日本、越南等海内外各处的广泛游历）、过人的胆识、超群的识见、独到的眼光、厚实的才学，而且还有着一针见血的见解、切中肯綮的论析、针砭时弊的文笔，是当时先觉觉后觉、先知知后知的社会和文化的精英。此外，加上敢言敢行的担当、敢作敢为的胆略，这些都为日后《大公报》站稳脚跟、获得长足发展、进而得到读者认可与欢迎奠定了奠基了坚实的基础和打下了扎实前站。在他办报创刊十年的艰辛却喜悦、愤懑又欣慰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革新，勇于实践，善于创新，终于使得《大公报》从默默无闻到举世皆知、从偏安一隅到全国著名。该报胸怀全局、放眼世情，其信息量之庞大、报道之迅捷、评论之及时到位、新闻消息之准确透辟，以及对时事政治做出快速的反应与灵敏的判断都是同时期报刊的佼佼者，甚至可以说独占鳌头、一时无出其右者，为中国以往各种公共媒介（大众传播媒体）所难以比拟的。

一、英记《大公报》既往研究情况与历史回顾

在来华外人（传教士、商人等）创报办刊实践的影响、模塑与带动下，从引介、模仿、借鉴外报的形式与内容办报，进展到独立办报、自主发声、舆论超越及嬗变创新，使得近代化的报纸、杂志（期刊）等印刷出版物，越来越深刻且广泛地作用于国家“机体”和社会“细胞”，作为彼时最为高效、快捷、覆盖各个层面的大众传播媒介（纸媒），人们信息获取、信息接触、信息处理、信息反应等均得以长足的进化与衍变，从而极大地鼎革了人们社会联系、社会组织等涉及国家全局与社会层面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报的大数量创办与报社的大规模流行，给予晚清以来尚处蒙昧、昏愚状态的政府官员及中国民众，提供了非常多样的理论学说和丰富多彩的各种信息，各色的理论、各种的学说启发了民智，启迪了民心，启悟了民情，改变了过去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改善了人们得到认知的渠道、改进了思想表达的方式、改革了言论报道的媒介。与此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求新博间的历史文化的书写模式，以及普通公众对时事政治、社会事务全新的参与及表达方式。就此而言，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人们知识基础与结构的更新与变迁，而且还推动了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抒情方式、审美方式、表达方式等传统渠道或手段的改变，进而同步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与交往通道。特别是西方思想及学说的绍介与灌输，使得现代国民意识和民族民主观念能够对国民进行长期的浸渍与侵润，这对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及政治文化界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对知识分子界的作用同样是无远弗届的。其实，对当代的思想学术、历史文化又何尝不是呢？或者说，当代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上又何尝没有留下或保存当时的影子与痕迹？

近代以来，《大公报》是国人成功自办的、自主发行的一份带有一定宗教色彩、依靠外国殖民势力（位于租界）的爱国的中文日报之一，也是一张最早出版的民营报纸之一，还是一种影响较大、存在时间较长的民族报业，成为了民族报业的一盏明灯和指引报界行进的一座灯塔。英敛之是我国近代政论报刊、民族报业草创时期的代表性报人，在报刊史上留下了相当重要的足迹——正是由于他的参与创办、推动发展、受聘总理、兼任主笔，并且在事实上近十年担任该报社的实际负责人，才奠定了《大公报》百年辉煌的基础，才积淀下了《大公报》百年风云的资本。因此，英敛之本人及其主办下的《大公报》、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术界、新闻界的高度重视。这样研究领域，可谓一直都是新闻史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么一张大报、一位名报人，自然成为长期以来报刊史、报人史、报纸经验与管理等研究领域的重点及热点之一。

对于英敛之的生平事迹关注，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尤其是在《大公报》声名远播、日益隆誉之后，他便一直被视为京津地区报界、文化界、教育界、宗教界的中心人物而备受关注。其时，他的白话文附件《敝帚千金》以及许多的文集、诗作被多次印刷出版，却总是无法满足人们的购买欲望、没过多久便告罄了，可见他本人及其著作受欢迎的程度；同时，他也受到了不少文人雅士、学者学子，甚至宗教人士、教育学家的尊敬与钦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曾有一段时期对英敛之及其领导下的《大公报》的研究曾经一度低迷、甚至走向反面，出现了大量批判与否定的声音，这位报人连同他所发轫的报纸都被“打入冷宫”、另眼相待。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国社会，受到“左”的错误思潮严重的影响与干预，致使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大公报》被简单地归于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物”、“坏东西”，而英敛之本人亦被斥之为“殖民者的跟屁虫”和“满脑子二毛子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真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曾经不得不一度沉寂、遭受“全盘否定”不公正待遇的《大公报》已然显示出了回暖的迹象及消融的势头。思想界（新闻学术界）对英敛之及其初创时期《大公报》的“再”研究以王芸生、曹谷冰合著的《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一文为嚆矢。而在带有一定回忆与检讨性质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中，也以极大的热情与较大的篇幅论及和关涉到了英敛之和他的《大公报》。上述两篇关于《大公报》和英敛之的早期代表性的论著，成为新时期以后“重新”研究英敛之和《大公报》的滥觞。自此，新闻史学界对于英敛之及其主持下的《大公报》的关照与研析、求索与思辨与日俱增、与时俱进，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的循环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再商榷、再思考、再认识的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取择的过程。从那以后，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各种成果颇丰。期间，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著作有：《大公报百年史》（方汉奇等著）、《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侯杰著）、《大公报人忆旧》和《大公报史》（周雨主编）、《新记（大公报）史稿》（吴廷俊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贾晓慧著）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尤其是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以及新闻学家吴廷俊、侯杰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专家的掘井及泉式的亲自参与更加速了《大公报》相关研究的进程，推动了该领域研究向着广度、深度、维度上日渐“掘进”。

二、敛之时代《大公报》相关研究的特征与表现

综观以往研究英敛之与《大公报》的各种各样的著述或观点，热点不少，焦点亦多。总体归纳起来，大致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英敛之生平履历与各种思想的研究。以整理、疏理、挖掘、考证英敛之的生平事迹居多。通过爬梳归纳与之相关的生平履历线索、甚至是吉鸿片语，发现蛛丝马迹、发掘不少新的材料，得出不少新的结论，特别是其后代回忆性质的文章与书籍，加上海外一些图书馆、档案馆（私人收藏图书）披露。包括报刊思想、史学思想、评论思想、宗教思想、社会思想等一系列的思想研究。

二是英敛之在近代报刊史上的地位和社会贡献的再认识。对英敛之本人的评价，经历了一个“贬损——褒扬”的过程，对《大公报》同样经由了一个先抑后扬的历史进程。但总体上讲，赞成与揄扬的成份愈来愈大、也越来越趋向客观、中肯的判断与评析。其中，讨论较多且相对集中的是英敛之和《大公报》的创办与发轫、政治立场与舆论言论、早期出版编辑风格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三是英斂之与中西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交流及其贡献。侧重于英敛之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尤其与天主教的关系，与上海、香港等地文化人士交往关系，以及英氏的日本、越南等海外游历。英敛之的海内外（各地）考察，不仅增进了他个人的识见、拓展了眼界，也同时传播的他的宗教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问的交通。

四是英敛之的生活情状与思想状态。包括家庭情况、婚姻情况、子女情况、身体情况、交际情况等，比如与吕碧城交往研究、后人英若诚的研究。这些属于拓展性研究领域，亦取得不少成果。

除了以上四个主要方面外，还有许多零散史料（散见当时各种报纸、杂志及期刊）或未刊行的书籍、笔记和友人书信、序跋等相关介绍文章之中，以及朋友、教友、后代子孙等对英敛之回顾性和总结性文字（如研究述评、综述、书评、回忆录、口述史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论及。总的来看，学术界、思想界对英敛之及《大公报》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与扩充，维度上有所拓展，深度上不断深入。且经过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三、英敛之与《大公报》各类研究的不足与缺点

然而，我们应该秉持“既不溢美、也不扬恶”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写史、论史和叙史、评史。也就是说，在充分肯定学界对英敛之研究取得重要学术成果的同时，也不回避其中对英敛之和《大公报》的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亦有一些缺陷或不足。

一是概括性成果偏多，完整的深入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偏少，即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所谓的“打深井”式的个案研究较少。

二是在资料方面尚未把握到位，多数研究者未能较为充分地利用或掌握好第一手的原始性资料，如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敛之集》，而是长期以来将《敝帚千金》、《也是集》等作为研究的主体资料，一些常见的资料反复引用，反倒是稀缺珍贵的资料鲜见。

三是在研究具体内容方面缺乏足够的深度，满足于一般的表面的研究，有的浅尝辄止、蜻蜓点水，未能掘井及泉、淘沙见金。

四是将一些习以为常的结论奉为圭臬，既不思索、也不考辨，轻易沿袭陈说、因循守旧，导致出现以讹传讹、沿而不察的谬误。

四、《大公报》创办初期的编辑与版面特色

初创时期的《大公报》在自身发展与运行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鲜明的几个特点，可谓找准了当时报业演进的某些规律：

一是重视报刊言论。报刊言论，涉及国计民生和国际时事的重要问题，是办报质量和思想水平的集中体现，可谓经过之大业、不朽之文章。言论或者论说，对于报馆而言，是思想的旗帜与灵魂；对于国家（社会）而论，是舆论的方向与发展的趋势；对于民众来讲，是价值理念的引导与教育。因而，言论必须正确、主张必须鲜明、观念必须先进。在评议或论说之时，要运用独到的眼光去观察、采取缜密的思维去分析。据此，再提出相应的对策、有效的路径和科学的方法。可以这么说，该报的“论说”走在了其他种种报刊的前面，凭藉具有明显优势的“评论”而独占鳌头。

二是较强的民族感情与坚贞不屈的报格、倔强独立的人格。该报自创建以来，高举爱国合群的大纛，自觉维护国人名誉，主动为下（底）层民众鼓与呼，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根本利益，强烈抨击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侮辱侵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它对于法国、日本殖民地当局及天主教教宗（派）等政治或经济上其所仰仗、凭借的外国殖民者或宗教势力，也不是无原则地完全退让、一味妥协，面对蛮横干涉报馆事物和危害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的外国反动势力，期间仍就有矛盾、冲突和争执、反抗。

三是《大公报》彰显出了非凡的价值与迸发出了磅礴的气势。以爱国合群乐教、开启民智官智才智为旨归的报纸品格，确立了《大公报》在中国报刊史上独特地位、特殊风格、鲜明特色。其基本特征是：它是一份由国人自主创办、独立经营并始终站稳中国人立场、捍卫民众最高利益摇旗呐喊、为普通大众鼓与呼的爱国报纸，它是敢于与西方各种势力、封建势力分庭抗礼的权自我操的大报，以如椽巨笔纵论中外时事、品评华洋时局，发出自己的声音，抢占舆论高地与话语主导权，为捍卫国家民族利益殚精竭虑，拳拳爱国之心矢志不渝。英敛之将《大公报》则视为己出，致力将它办成一份充分表达自己思想观念与政治主张的烙印有自己鲜明特点的著名报纸。该报所撰写的各类“论说”、“代论”，切合时务、见解独到、识见深邃、文笔清新、行文流畅，很快受到京津及华北一代报坛的追捧与模仿，甚至对上海等周边地区的报界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因为英敛之的个人魅力与不懈努力，为《大公报》的崛起与发展开拓了方向、铺平了道路，铸就了该报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的无以伦比的地位，令后世报人敬仰。

四是主张改良、支持维新的情怀与“文人论政”的深思熟虑。英华对统治阶级因循敷衍、守旧蹈故的忧虞与劝诫，对西方船坚炮利、恃强凌弱的批评与斥责，对中华振衰起敝和自强复兴的希冀与愿望，最终实现维新变法、富强民主的政治理想与目标，支持维新与鼓吹宪政便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的外在表现。忧国忧民忧天下之情真，关系国运民瘼之心切，都能在《大公报》的文章上（哪怕本馆告白、启事）找到印迹、发现端倪，也能从中读到泪水、触摸心跳，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与一种高尚的精神姿态跃然纸上。作为一名早期功名心切、颇以才会自负，而又深怀用世情节、出世意愿的传统读书人，英敛之蒿目时艰、心系天下、杞忧家国，报纸刚好迎合了他的这一需求，策应了言论干政的思潮。

五、早期《大公报》获得巨大成功的几大要素

《大公报》何以能够成功创办、并一举成名、延续至今？这是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甚或近现代史所不能忽略、亦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尽管过往的一些研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涉及、关照到了这一问题，但或囿于第一手资料的匮乏，或过度注重于原则上、纠结于侧面上进行讨论，这致使该问题的研究略显粗疏、并带有些许浮泛。这不是个例，而是以往研究的通弊。《大公报》之所以能够创办成功、顺利发展、延续不绝，主由在于首创人之一英敛之不懈的努力、超凡的才学、坚韧的品德以及做出的贡献。

（一）《大公報》的成功创办，与作为最初和最重要的创办人英敛之在该报创办前已广泛接触报刊并涉足申、港两地诸多华文报刊关系甚紧。事实上，在《大公报》创办之前，创始人英敛之就已经开始广泛而深入地去了解、知悉当时中国报业的基本情况，他通过自身的亲自报刊实践对于上海、香港、北京、日本等地报刊（以华文为主）进行了全息考察、获得了清晰思路，对于报业的先进性、报纸的复杂性甚至报界的劣根性、报人的多样性等诸多问题都有比较成熟的想法与比较科学的设想。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拥有了大量报务实践与报刊活动（如积极向报刊投稿以对社会现象进行评议）。正因为他已有相当充足的报刊活动与报务实践，为之后参与创办《大公报》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为报纸的顺利运行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先决条件。并且，在参与办刊活动与新闻实践的耳濡目染、亲力亲为的过程中，英敛之的近代报刊意识与舆论观念得以逐渐地形成。还有，他与工商界、宗教界、报刊界、教育界人士或知识精英、社会英才有着相当频繁的交往，并以此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业务）关系。再加上他本人养成了长期写作（如日记、家信、自由投稿）的习惯，这样的勤于笔耕、精于笔墨，使之积累起了丰富且厚实的学科素养和专业知识，也强化了特有的办报经验和筑就了鲜明的办报风格——也许，他自己都未曾想到自己会是靠笔吃饭、靠报说话的“文士”，更未曾预测到自己会因为办报而名垂报刊史、因政论而扬名舆论史。打量英敛之成长的履历和思想的轨迹，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或许在选择、投身办报之前，他就有过对如何办好一张报纸、如何主笔一份刊物、如何发扬论政传统心中早有规划与筹谋。因此，不难理解他对于办报模式及出版方向上有一个整体了澈、全局把关、宏观调控，以至于他办报上手很快、决不生疏。

（二）英敛之是《大公报》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报得以成功发展、晋级的核心人物、思想旗帜与经营主帅。英敛之是早期《大公报》名副其实的精神领袖与灵魂皈依。质言之，主导《大公报》成功创办和顺势进展最重要因素即为英氏，表现为：

英敛之个人的思想状况、办报决心和言论品质，决定了《大公报》的成功走向和发展未来。其一，英敛之不仅是早期《大公报》的实际负责人和笔政主持者（兼任总理、撰述、主笔等职于一身），对该报的成长与壮大精心呵护、全力护航，对该报的崛起与弘扬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他不仅仅在于初创时期为该报撰写了大量时评、论说、社评等指导性、批判性文章，而且这些言论在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与成就了非凡的声誉，舆论影响力有目共睹。实际上，我们通过对当时《大公报》的论说、代论等栏目或版面的解读与评析可知，整个《大公报》初创时期，英敛之都以自己的思想言论影响着报馆、规划着报社、引导着报纸。其二，从内心深处讲，英敛之个人喜欢“舞文弄墨”、清议论道，办报创刊恰好与其个性相契合，他非常愿意置身于先进的大众传播事业——报刊业，以从事他所热衷的文字工作并发表大量论说。因此，主观上对从事报业的认可与心理上对办报的倾心，事实上对于新型、近代化的新闻事业的欣然接受、积极投身，再加上自身的勤奋努力与独到领悟，使得报纸的运行装上了强劲的“马达”。其三，英敛之是一位兼具传统士大夫与近代知识分子特质、有着深厚儒学功底与长期受天主教思想浸渍的专业报人，表现出英敛之深怀传统知识分子以文参政、以文辅政、以文论政的夙愿与情怀。他渴望参与政治、影响社会并期以建言当道、“抵掌论天下事”的方式服务朝廷、报效国民，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感的某种自觉。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强调英敛之的个人才能与作用，犯下主观唯心主义的毛病。《大公报》的发轫与滥觞、成功与赓续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各方面人物与力量的助力，尤其离不开租界地特殊的地缘因素和教会势力的辅助推进。

2、创设伊始，《大公报》就打响了“大公”的第一炮，树立并扛起了“敢言”的大纛，成为了以“言论”为特质的“文人论政”的一张独立（私营）报纸。更为重要的是，英氏所灌注的精神追求与报刊理想，无疑对于今后《大公报》的发展奠定了相当厚实的基础，成为“新记大公报”改版和再创辉煌的铺垫与先声。以至于“四不方针”指导下的新记《大公报》阶段，仍然带有英敛之时期“论说”特色的深深烙印；而张季鸾、吴鼎昌等人主持下的“新”《大公报》，仍旧依稀可见英敛之时代版面风格的影子。

3、英敛之积极利用自己的皇族（姻亲）关系，积极开发自己的天主教（司铎）宗教关系，广泛结交中外知名人士（如日本学者、法国教士、比利时外交官、美国商人），这些都为刚刚出版、亟需人气的报纸的发展赢得了广泛的人脉资源与信息来源。

4、英敛之慧眼识才，召集和笼络了一批文人能士，其中的一些人还是当时的文坛老将和文章圣手（如严复、汪康年）。一批思想家、学问家等知识分子精英的加入，使得《大公报》的思想水平、言论力量大为提升（包括“来稿”栏目、“征文”活动，很好地扩大了报社的整体影响力），成为了“独特”、“稀有”的竞争力优势，亦成为了其他普通报刊所难以企及的核心竞争力。

（三）《大公报》的成功创举，同时有赖于天津特定的地理条件与人文背景。天津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利好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作为《大公报》所在地（出版地）的天津一埠，地处华北沿海港口、临近政治中心北京，为南北交通要；中，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工商业的繁荣、外贸的勃兴、内贸的崛起等

便利条件或综合性因素，都相当有利于该处诞生、成长和涵育大报名报。第二，特别地，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宪政运动等政治、文化或经济活动在天津区域的大力开展，一是刺激了商品经济、工商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二是导引了一大批文人士夫齐聚于此、知识分子群体由此麇集，这便提供了报业所需的两大方面内容——经济内生力与思想推动力。不仅如此，还使人们的办报热情和舆论表达普遍高涨。第三，更关键的是，天津是外来文化的窗口和前沿，长期以来受到来华传教士办报影响，致使该地的报刊事业较为发达、办报理念较为先进、文化环境的较好改善，造成了相对宽松的舆论空间与比较松弛的论说空气的局面。已有洋人（传教士）办报现成的例子可循、有较为成熟的办报模式可依（不至于茫然无知、手足无措），形成了适宜报刊生存与拓展的社会土壤和相应的先决条件。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外因或表面原因，内因或说根本因素还在英敛之一班人的主导作用。

（四）放眼全国，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实力壮大，这一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也是报刊得以迅速发行和急遽扩张的要素。倘若，我们跳出报业的狭窄视域、置于全国范围内来看，民族资本主义力量的觉醒和成长，奠定了报刊繁荣、勃发的坚实物质基础；而沿海沿江开放型大城市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聚集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促使报纸读者群体由此造就。也即是說，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综合实力的上升，使各大开埠口岸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浓烈的商业氛围。以天津为代表的口岸，既深受西方价值文化润物无声的熏陶、又受到欧美学说潜移默化的浸润，让很多具有一定民族感情、眼界开阔、希冀国富民强，却又不满现状、渴望实现抱负的知识分子醉心于新闻传播事业，从埋首科举、不问世事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一头扎进报社之中，对言论工作有一种近乎狂热或痴迷的状态。他们在表达政治诉求、发表政治意见和传播政治理想之时亟需舆论的支持和民意的声援，首先想到的便是作为最为重要的公共平台和大众空间的报纸。因此，创报办刊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催生和激发了国人一波波的办报高潮。而且，彼时创建报刊是一桩商业上极为赢利的事业，既能赢利赚钱、又能表述发声，一举两得之美事何乐而不为呢？这更加吸引商界人士与知识分子投入。

六、总结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从来没有能够脱离既定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与历史传统而取得事业成功的个人；同样，由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报纸成长为叱诧风雨的报界翘楚，不可能离开当时特殊的人文气息、历史环境与社会景况。事实上，同处北方（甚至同城）的《国闻报》、《益世报》等超众出色的大报、对英敛之办报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早先在天津等地出版获得成功的报刊使《大公报》的开办有现存路径可循（可少走弯路、规避风险），渐已成型的其他报刊为《大公报》提供了可资镜鉴的对象。当然，这些把握还在于英敛之个人的才智与能力。

报章作为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种新生事物，它的出现与铺开为英敛之一伸抱负、大展拳脚提供了某种契机，正是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体，给予了他表达真感实情、发表真知灼见、影响国是民依和实现“先觉觉后觉、先知知后知”的鹊地与宗旨。应该说，办报是他的职趣，刊文是他的旨归，报馆被视为他的思想港湾，报社被目为他的价值诉求。因为，通过“新闻纸”这种彼时最为先进、最为便捷、最为深远的传播平台进行发觚操论、著言立论，既可以参与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文字专长、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当轴（所谓文以载道之意），还可以介绍新知、开阔视野、开启民智、教化民众，求民隐、达民情、申民权，起到去塞求通、上下勾连的目的与作用。

历史研究的魅力和魂灵，恰恰在于展示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物思想嬗变的真实性、复杂性、规律性与不确定性，恰恰在于对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的不同维度、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解读与研判，以期得出深具启发性与引导性的思考。设若沿袭套路、依循蹈故，造成千人一面、千文一论，历史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样子，不仅枯燥生硬、味如嚼蜡、而且百无聊赖、泛善可陈，反而丧失了历史钻研的内生兴趣与本来意义，这样的“研究”无意且无味。

回溯既往，考镜历史，《大公报》时代影响力、舆论导引力、国际传播力超过了同一时期内的许多报纸，可谓是彼时报界的一座丰碑和报业的一个标杆，甚至可以说是报界的一个典范和骄子，理所当然地引领了彼时的时代潮流。放眼当下，吁衡未来，这样一份著名大报的崛起与衰落、经验与教训，对于历史与现实来说，都是弥足宝贵、值得求索的。它的办报思想、新闻实践，既厚重深邃、又是发微崛幽；既烛照当下、又预测未来。可以说，必然对当前传播方式方法、新闻策略技巧等有借鉴意义与参酌价值。

鼠目谁言一寸光.聚焦明察四周方。家屯大米万千担，何足垂涎那小糠？

吃饱草来多挤奶，辛勤一世无怨言，日耕夜作寻常事，孺子名垂宇宙间！

长啸一声百兽惊！松涛阵阵沟壑鸣。敢将日月光辉借，休让鬼神面目狰！

蹦去跳来真可爱，大干世界拥我怀！善良洁白温柔顺，书上都称小兔乖！

鹿角马头爪似鹰，蛇身牛耳鲤鱼鳞。金銮一坐临天下，唤雨呼风显圣灵！

腹足能行千里路，舌尖可辨万般凶。一朝乘雾凌空驾，便是人间奇逸龙！

日驰千里不堪言！伯乐时常现面前。一旦春风裁柳叶，天空云海赛神仙！

无论荒野土山坡，结队成群共一窝。鲜草遍尝哪为己？养肥身体上餐桌！

长得似人不是人，谁都夸赞我聪明！天生一副调皮相，岂管混名弼马温！

清晨三促人起床，平日伏巢蛋满筐。脱掉锦衣农舍隐，不甘落后随凤凰！

以人为本最真诚，日夜把关护主门。若是豺狼怀恶意，猛张血口向其喷！

天莲元帅好风光，世上佳肴我尽尝。都说一生清福享，嫦娥难解好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