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强

就像“80后”这个称谓最早来源于文学领域，对于“85后”而言，文学风向标的指引，颇有一番值得思考的价值。时间开拓了一代人的眼界，诸多青年作家走在不断拓展自我的道路上，同时又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我们以郑小驴、祁媛、魏思孝等几位受到广泛关注的85后作家为例，探讨正当而立之年的一代作家，他们面临的困境，以及突破困境的可能。

郑小驴：生活在报复你，文学在偿还你

郑小驴形容现在的自己：“过着纯粹而奢侈的校园生活，上课，泡图书馆，吃食堂，写小说，不定期和几个老友保持有效的联系。”两年前，他来到北京，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这个班的师资队伍可谓庞大：如阎连科、刘震云、王家新、张悦然、孙郁、梁鸿、杨庆祥，郑小驴的同学中，有张楚、崔曼莉、孙频、双雪涛等知名作家。

重新做回学生，这位1986年出生的作家谈到最大的收获：“对文学有了更清醒的认知，重新找回了叙述的激情。”

出生于湖南隆回，从学生时代开始，郑小驴分别浪迹于南昌、昆明、北京、长沙、海南，他自诩为“漂泊者”——2014年，他放弃长沙一家刊物编辑的身份，以及在这里购置的房产，开着车，一路向南。“海南之于我，不仅意味着地理位置上的偏远，还象征着精神深处的自我流放。车到海边的时候，我心里想，再退就是大海了。”

如今，海南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北京的学习结束后，他将回到那个遥远的海岛，“文学是梦想，而海南是火热的现实，是孤独，是一个人的战争。然而必须再回归现实，虽然早已厌倦做编辑。”

谈到自己这些年的漂泊，他总结道：“这不仅仅是地域的转换，还意味着视野、思想、地理空间等一系列都在发生变化。我以前说过一句话，生活在报复你，文学在偿还你。虽然目前依然没有稳定，但我能感受到生活经验的补偿，它们绵绵不绝地进入我的文字，尤其是写长篇时，提供了底气。我很感激那些生活。”

郑小驴是85后作家中较早受到普遍关注的作家。时间回到2006年，就读于南昌一家职业学院的他，暑假来到父母打工的长沙。他四处找暑假工，却全部遭拒，就连父母打工的那个工地也不吸纳他。为了排解苦闷，入夜，他钻进父母工地旁大学的教室，不停地写了起来。“它让我那么激动，所有的苦难、幻想、忧愁都被激活了。我像回到了我的村庄，皇帝一般自信着，在我的王国里开始了自由想象的旅程，以至于我后来写着写着得意地笑起来……”

这篇小说就是他的处女作《1966年的一盏马灯》。小说被一位编辑看好，很快刊登了出来。大学毕业后，他来到昆明，就职于一家文学刊物，租住在不到4平米的房子里，写了许多小说，其中包括影响很大的短篇小说《鬼节》。

作家残雪在看了他的《鬼节》后，给美国和日本的两家研究中国文学的杂志写了一封推荐信。他开始受到文学前辈的普遍看好，早在2008年，評论家孟繁华就说：“郑小驴的文字功力和叙事才能让我难以忘记，是他改变了我对‘80后这代人不应有的判断。”作家韩少功说：“郑小驴的小说富有痛感，有心灵的紧张、沉重、燃烧，有土地和历史的坚实依托，离哀而不伤的诗学大道已不远。”

他一开始就将笔触伸向时代的内核，将历史和现实杂糅到一起，除了写出大量优秀小说，还写了很多随笔、专栏。尤其是长篇小说《西洲曲》，题材事关计划生育政策，评论家白烨认为，它“既不同于沈从文牧歌式的《边城》，又有别于莫言挽歌式的《蛙》，在作者看取人生的眼里和描绘生活的笔下，充溢着的显然是属于一代新人的底气、元气与生气”。

谈到自己作品中的历史纵深与现实冲撞，郑小驴向本刊记者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说的一句话：“如果连我们这样的人都无法看清楚国内那些被视为光明和真理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假和错误的，那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跟人民的隔膜更深，而且代代相传，彼此的鸿沟会越来越深……”

郑小驴说：“写作时，我也害怕自己按照期刊文学要求的标准去写小说，发表，获奖，最后荣誉等身，成为‘著名作家。我们的文学形象就是这么一步步作茧自缚被毁掉的。那不是真实的文学，也不是真实的时代。”

祁媛：用小说和绘画再造一个世界

祁媛开始工作了，这一“举动”改变了她前30年的生活规律。

“2017年对我的生活是个分水岭，我开始有了生活的责任，整个上半年不停地面试和求职，我终于有了一份工作，这是我31岁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我的同事几乎都非常年轻，比我成熟而有经验。”而在之前，她的整个30年，“是很单纯而快乐的，没有上过班，偶尔打打工，有一点小稿费，对物质并没有太多的欲望，没有钱旅行，我就去看书看电影，无聊了我就画画。沉溺于自己的个人世界，不愿意也害怕步入社会。”

就像2006年那个夏天之于郑小驴，2014年，祁媛从中国美院研究生毕业，“开始了写小说，这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起初的想法就是想把爷爷写一写，纪念一下他，写了《奔丧》，发表后，有人开始约稿，就不知不觉写到现在，算是无心插柳。”

轻描淡写的个人自述，并不能掩盖她的才华。短短三年间，凭借《奔丧》《我准备不发疯》《跟踪》等作品，祁媛一跃成为最具代表性的80后作家之一，小说入选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获得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和郁达夫小说奖等。

祁媛学的专业是壁画，她的画里是人体、蛇、骷髅，混混杂杂、零零碎碎，多重意象的组合生出新的意象。她的小说似乎也如此，有一点混杂、任性，语言和画面糅杂却有序。她说：“小说和绘画从本质而言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我单恋这个世界的方式，每个人爱世界的方式不同，有些人通过爱自己来爱这个世界，有些人通过爱别人，有些人通过事业成功，我总觉得也许那样会比较容易失望，因为并没有那样的一个世界，那样的一个人。小说和绘画也许能够再造一个世界。”

三年的写作经历，暗含了某种生命的契机。谈到文学对自己的影响，她说：“主要是心态上的改变，也让我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更大的质疑，我越来越不相信现实生活里的某些表面的东西，比如人群的共识，人际关系和很多事情的评判标准，这些我都不太在乎了，同时相比以前而言，我现在更能接受不同的人和事物，觉得这个‘存在本身又是好玩的，有意思的。”

“我从小就对现实生活没什么特别大的兴趣，觉得那种生活没什么色彩可言，大了所经历的那些，只是不断地在印证和加强了我少年时的感觉，现在回头想想都有些不可思议。”祁媛心里藏着一股忧伤的自我纾解，这从她的一些创作中也能找到某种答案，比如“我是一只向下奋飞的鸟”“游民的天性”。

冲破同质化铁幕的某种可能

今年7月初，文学界颇有影响的“思南文学之家”举办了一场“小镇青年与隐秘乡村——我们书写的这个时代”读书分享会。作为四位小镇写作者之一，魏思孝，这位来自山东临淄农村的小镇青年来到上海，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

自我疏离感，同样存在于魏思孝的小说世界中：“我写东西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恰好我是在农村生长的，又是一个小镇青年，这样写作时才有感情，有代入感。”

而谈到“85后作家”这个称谓，郑小驴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我不大喜欢这么划分文学，这像圈地运动。文学的空间应该是向所有人敞开的，所有有志于文学的人，都可以同台竞技。写作比的是才华、经验、技巧、力道，而不是年龄。”

出生于1985年的宋嵩，目前就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由于年龄原因，很关注同代作家的创作。对于年轻作家“同质化”现象，他提到青年评论家何同彬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在他看来，“‘同质化作为一种文学症候，实际上是我们文化、制度自身更强大、顽固的同质化的必然产物”。

在主流认可的85后作家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只能混迹于网络BBS、“豆瓣网”上，或在个人博客间交流。宋嵩说：“《花城》今年第3期推介了陈思安、童末两位85后作家的短篇小说，以及85后诗人杨碧薇的诗歌，作品体现出的先锋性让人惊讶，昭示出冲破同质化铁幕的某种可能。”

他还谈到同代批评家的稀缺：“70后、80前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也与同代批评家的助力大有关系；但是85后批评家似乎比85后作家更为稀少，更需要‘抱团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