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

1884年，一群向往社会主义理想的英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伦敦创立了一个名为费边社的政治组织，其伟大理想乃是试图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改造万恶资本主义的“吃人现实”，实现英国社会的共同富裕。11年后的1895年，为了能够在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传播并践行费边社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费边社的3位主力（其中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文青、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在伦敦建立了专攻社会科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此，大英帝国又多了个可以和牛津、剑桥一较高下的学术圣殿——在过去的短短120多年里，從这里一共走出了16位诺贝尔奖得主、42位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及众多世界级知名富豪（比如“唯恐天下不乱”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当然，还有一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哲学天才（比如朝圣山学社创始人之一的卡尔-波普尔）。有趣的是作为经济学以及社会哲学研究的重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之间有着颇为微妙的关系，细细把玩则饶有趣味。

众所周知，世界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及其政治实践发轫于英国。自18世纪亚当-斯密气宇轩昂地赞扬英国政府通过充分利用“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鼓励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实现了伟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建立了以其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而自由放任的社会治理模式也随着英帝国不可一世的迅速发展而被西方各国（特别是与英国最铁的美国）奉为圭臬。然而，上帝并没有一味地偏爱英国人民——随着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貌似抽筋儿了。于是乎，时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经济学教授的约翰·凯恩斯（1883—1946年）受美国罗斯福总统救市举措的启发，于1936年出版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指出政府干预经济是促进就业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必要手段，从而引爆了经济学界的一颗重磅炸弹。同时，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以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建设能力，也颇为博人眼球——西方人一看，原来依靠行政手段居然能把土得掉渣儿的俄国人都搞成了世界第二了（此时苏联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看来我们也得改改。于是，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凯恩斯学派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头把交椅。也正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迅速崛起，剑桥大学经济学声名鹊起，甚至产生了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理论基础的“剑桥学派”。要知道在英国这样一个把自由看得比命都重的国度宣扬国家权力简直是离经叛道啊！于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大佬们终于看不下去了。下边咱就来聊聊今天的主角——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励精图治跟国家干预主义叫板、死磕，并成功改造自由主义经济学，最终使之重现活力的。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疲软、社会动荡，然而乱世出英雄，这也给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新的素材来发展他们的学术思想。当时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商学院本科生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年）在前往美利坚旅行的途中完成了其本科毕业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并于1 937年发表在Economica杂志上，该文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以这一概念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即商业组织内部的治理机制代替了外部缺乏确定性的市场机制，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这一观点现在被认为是20世纪经济学领域最有价值的思想创新之一，因为，正是科斯的这篇论文改变了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生活，特别是对于商业组织的理解，即真实世界的经济活动远非古典理论中所认为的那样完美，交易费用的普遍存在使得商业活动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因此，合同条款、商业组织的制度设计才变得尤为重要，而国家干预必须让位于契约自由。结果，科斯这小子年纪轻轻，却一不小心开创了经济学的一个伟大时代：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就此发韧。科斯也因为这篇在当年看似不起眼的文章及其20余年后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于1991年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篇文章加在一起不足30000个英文单词，如果按字数计算，的确算得上一字千金了！沿着科斯的思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经过美国学者Alchian、Williamson等人的发展，如今已然占据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半壁江山并走出了包括科斯、威廉姆森等5位诺贝尔奖得主。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常客：他曾于1980年代前期执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并在移居美国后多次返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客座教授。

如果说科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生里面最有才气的经济学家，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两位来自奥地利的社会理论家就可谓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铁杆粉丝和忠实捍卫者。著名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3年）于1931—1950年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在哈耶克定居伦敦的年代里，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下的极权政治阴霾久久无法驱散，生灵荼毒和荒诞的社会政策时时见诸报端，同时，凯恩斯主义在英国的兴起也让这位对个人主义深信不疑的思想家深感不安。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成名作《通往奴役之路》，强烈抨击以苏联为代表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英国初现端倪的集体主义思潮，以期捍卫不列颠宝贵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时间该书迅速跃居畅销书榜首，成为英美学者的必读书目。时隔16年，哈耶克将其宏大的自由主义哲学理想在其巨著《自由秩序原理》中予以了系统阐释，其所倡导的“自发秩序”也成为了自由主义执政党的治国法宝。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曾在英国国会辩论时手持该书大声疾呼：“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由此可见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巨大影响力。1974年，哈耶克因为对于经济、社会以及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荣登诺贝尔奖宝座。

在哲学领域，以批判理性主义著称的卡尔-波普尔（1902—1994年）绝对算得上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明星级学者。1946年波普尔离开故乡维也纳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并在此度过了其长达40余年的学者生涯。1957年波普尔在伦敦出版政治哲学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在这本短小精悍的专论中，波普尔延续其成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观点，就西方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决定论以及社会科学家对于科学理性主义的盲目追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予以了猛烈地抨击，并以此掷地有声地就20世纪频发的乌托邦政治灾难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独到分析。与哈耶克类似，波普尔认为，承认人类的有限理性是维护政治自由的首要条件，任何试图通过归纳法构造人间天堂的政治实践都将把人类最终带向极权主义的地狱，社会治理永远只能遵循经验主义方法论——而这又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立者们所秉持的改良主义立场何等的相似！

科斯开创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哈耶克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以及波普尔等人所倡导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共同构筑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基础。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便陶醉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带来的巨大市场活力之中。当然，任何学术主张都是一柄双刃剑：倡导个体理性和自由市场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人们在成功解决了国家失灵带来的社会顽疾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将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推向走火入魔——里根总统上台执政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充分发挥契约自由的活力，却明显忽视了国家监管对于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次贷危机。无论怎样，自由永远都会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之一，而正是一代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人对自由的无尽探索以及对人类理性的审慎批判使得今天我们所正在经历的时代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经济活力。同时，善于独立思考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思想家们在承认经济理性的同时，时刻保持着对于人类滥用理性所产生之灾难的警醒——正如波普尔所言：“谦逊是人类获得自由必备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