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绪

2017年6月20日，广西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2016年3月16日凌晨2点，三名辍学少年从酒吧出来，看到躲雨的智障男子，遂提议殴打。扫帚杆断了，木棍也断了，就取铁管来，殴打中手指不小心擦到了水泥墙，他们更上火了，就干脆弄点汽油来烧。智障男子被从头顶往身上浇下汽油点燃，因大面积烧伤死亡。

这是一次弱者对弱者的行凶。对残障男子暴虐的不断升级，充分暴露了他们对社会的冰冷、恶意和仇恨。短短十余年的生命历程，如何能积累、发酵这样的狂暴？

三个行凶者以及被害者，无一例外都是打工者“遗弃”在乡间的孩子。案件发生非常偶然，但却是留守社会百病交织的必然。他们的境遇，镜照了整个凋敝乡间的凄楚：异乡打工的父母，越南买来的媳妇，改嫁远走的母亲，年迈患病的老人、无人照管的孩子、贫困无望的生活、无效失职的基层机构……

案发时，主犯小锋16岁零6个月，小学三年级辍学；小伟17岁零7个月，小学四年级辍学；年紀最大的小家，差4个月成年，读到初中二年级。三位小行凶者所在的边陲小镇，类似的辍学少年并非个例，“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缺乏家长管教，早早辍学在镇上沦为闲逛的“社会青年”，等到了一定的年纪，则走上父辈的道路，外出打工。”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化和技能，也只有那些高危险、高强度的低薪工作才能胜任。是以，他们依然不会有能力把自己的下一代接到身边，孩子依然会重复他们的留守和漂泊。

关于留守儿童的新闻，每年都会举国震惊几次： 4兄妹在家中喝农药自杀，5名流浪儿垃圾箱生火取暖中毒身亡……他们和玉林三个小行凶者一样，在乡间如同野草一样生长，从情感到物质都严重匮乏，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缺乏敬畏。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被禁锢在一个单调、低级的层次，失去了更美好的希望和可能。最悲惨的生活，不是现实的贫乏，而是看不到希望。这是他们对自己放弃、对他人暴虐的深层原因。

对于这些留守儿童，每当出现重大新闻，地方政府就会出来解释，已经做的很多工作。在玉林一案中，没有一个孩子念完九年义务教育。在当地，仅仅东塘村一个村，初中以下辍学的孩子，就有至少七八名。初中的普通班，要流失三分之一的学生。这些学生要么出去打黑工，要么在网吧和街头晃荡到法定年龄再去打工。义务教育又称免费教育、强迫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的基本特点。不知道对于这样大面积的失学，当地教育部门对自己的失职作何解释？

留守儿童是城市化的“必然代价”？在这个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最早的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新一代留守儿童的父母。虽然有了打工子弟小学，虽然有了留守儿童救助机制，但儿童与打工父母一起生活的理想依然骨感。城市化吞噬了乡间的劳动力，却将他们的父母子女用各种门槛阻拦在城市之外。这是城市对乡间的一种剥夺，是一部分国民对另一部分国民的不公。

在幼年，留守儿童衣食不继地生活在情感荒漠里，死于自杀或意外。在青少年，他们被学校和家庭双双放手，游荡在街头，在凌虐与被凌虐中苟活，然后和父辈一样远走他乡。在成年，他们在城市底层糊口，体力透支、心理失衡，或会成为纵火的保姆、入室抢劫的快递……

每个城市，都不乏对外来者的异化和歧视。在本地人与外来者就教育资源、医疗资源进行博弈时，大家各持立场、泾渭分明。但在恶性事件发生时，户口和财产并非隐身符、豁免证。在失衡失序的社会结构里，人人都是弱者。保姆纵火、保安失职、快递杀人等事件中，谁是弱者？

艰难转型期，弊病多重叠加效，丧钟为所有人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