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褐褐+陈娱

赶到展览现场的时候，门口已经挤满了人，多但不乱。开幕式中央站了一排人，从左到右每一个都是艺术圈颇有影响力的名字，周褐褐与父亲周春芽站在摄影机位的最边上，同时也把视线的焦点拽到边上。人群中，三五个艺术圈同行握手言谈，媒体和记者的手机、相机、摄影机来回变换，声音大得来有点影响吕澎的发言。同样的场面出现在2011年，从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毕业后，周褐褐在北京举办的个展“狂热者2012”也受到类似规模的关注，甚至更庞大。在长辈们的注视中，30年的经历显得感性而绵长，这种注视远胜过所谓“艺二代”的优越感，它是另一层特殊的情感所在，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成长，周褐褐将展览取名为“驱散阴霾”，同样也关乎成长，这次展览更像是构建于長年苦练的技术之上的随性为之，带着成长的苦痛与现实的纠结。

成长就是一个故事，是一个慢慢走向独立的人生体验。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先去了德国留学，随后母亲也一起去了，我在国内上着全托幼儿园，身体十分不好，常常扁桃腺化脓，手术后我就这样失去了身体免疫力的第一道防线。最终，我的母亲选择留在了德国，与我的父亲，后来被写进了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艺术家，彻底地分开了。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

小学5、6年级，我被母亲带到三个美丽的城市：卡塞尔（kassel）、瓦尔堡（warburg） 、慕尼黑（munich）。卡塞尔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我常常在放学后的傍晚，在格林兄弟铜像的陪伴下一个人在大力士herkules城堡下的池塘旁逗天鹅玩耍。现在想起那个池塘就如John Everett Millais所画的Ophelia，池塘边开满了各种野花，水是透明的却又是黑色的。黄昏时刻，当天空渐渐变为深蓝色，那半小时是世间最美的时刻，因此我的春日色调是灰暗的，美不胜收。小小的我很容易陶醉和幻想，坐在山顶遥望整个卡塞尔，一阵风就可以随时把我带走。在去卡塞尔的第二年，向往大都市的母亲离开了她的第一任德国丈夫，开始闯荡慕尼黑，我被寄养在了瓦尔堡（Warburg）的Charlotte婆婆家，与她养的大狗yosha一起生活。就读的小学是一座古堡，Gymnasium Marianum，始建于1628年。八十年代，出国的中国人很少，开学典礼上我被同学们称为“东方的公主”。 Charlotte婆婆家里没有钢琴，只有在学校暗黑空旷礼堂里的三角钢琴上练习，每天如此。放学之后的学校可以用死寂来形容，舞台上除了我和生涩的琴声，就是仿佛忽远忽近漂浮在城堡尖顶上空的灵魂。一次受好奇心的怂恿我独自展开了一场校内冒险。我小心翼翼抬高手臂扶着灰暗的楼梯把手朝着教室走去，梯部端头已被岁月平抚的圆润饱满，貌似油脂般细腻润滑，按捺不住俯身抚摸那波浪般的弧线，冷空气从头上飘过，也许恍惚听见身后莫名的低语声，我加快脚步走向深处。幼小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德国建筑材料的发达已让古老城堡里的设备焕然一新，所有的门在我通过后都会自动上锁。身后大门关闭的巨大声响一声声回荡在深远的走廊尽头，我被锁在石窖底层，哭也没有用，紧握一把大门钥匙的我最终从厨房溜出迎着瓦尔堡的黄昏逃回村庄。

事实上和独身生活在德国乡村半个世纪以上的Charlotte婆婆相伴并不容易。我时常把吃剩的食物东拉西扯没有收拾，多次触犯底线被她禁食。那时我跟住在老城区的同学Anna成为了要好的朋友，Anna业余爱好是骑马，在我眼里没有谁能再像那时的她那样优美的骑着马儿飞跃了。她爸爸常常划着细长的船带我们去穿越小溪、河流探险，就这样我顺理成章地放学后到她家里玩耍、吃饭，久而久之，很少回Charlotte婆婆的家里了。Anna妈妈每晚都会轻吻我们的额头道晚安。那一年，我11岁。

三个月后母亲来看我，得知我另有住处也很无奈，于是把我接去了慕尼黑的近郊ismanning三公里外Garching的Werner Heisenberg gymnasium。和以往一样，她没有时间照顾我。经常在出差的前一天用一个无比巨大的锅做满满一锅海鲜烩饭，让我吃上一个星期。事实上那些食物在三天以后就难以下咽了。在那里我又结识到了新的好友Hannah，也许处于关爱，她妈妈把家里的夹心面包做成双份，送给我一份，就这样我慢慢地长大。回想Hannah妈妈做的面包，里面有爽口的酸黄瓜真的很开胃，那时的我每天照样内心充满阳光，打着甩手骑车到学校。

13岁的冬日我回到了成都。

初中时，我在四川音乐学院附中学到了人生中极为重要但枯燥乏味的乐理知识，课程中教我们用耳朵辨别各种和旋，包括七和弦及音符和节奏，锻炼对音乐的敏感度。通过专业的训练，致使我每当欣赏一首歌的同时也会随着旋律推敲下个章节的去向。音符组成的粗细旋律，节奏组成的高低快慢都能在我眼前显现出一段故事，故事里粗看有属于它的年代、季节、风景和人物，细看有属于它的气味、色调、温度和湿度。例如在我们现代人熟知的大三度与小三度之间，大二度与小二度之间，存在着中二度和中三度。再后来开始分析各个乐队作曲风格，以及每首歌是基于哪个调写出来的，鼓点的节奏配合穿插其中，半拍甚至四分之一拍的技术亮点，和精彩的双踩及八弦吉他我都特别喜欢进一步研究，并且受益匪浅。

三年后我必须离开音乐学院，因为先天手小，弹奏越发得吃力痛苦。无奈，虽然我对音乐的热爱不输给任何一个人。也许这是骨骼发育障碍，我的手比母亲几乎小一个关节。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人类的骨骼。在我看来，骨骼才是人体的真相，骨骼生长是旺盛生命力兴衰的过程而非死亡。我很喜欢骨骼的质感，这代表了一切生物最原始的状态，也是进化的表现。我想要把这种感觉通过自己的双手传达出来，这就有了后来我用各种化学材料和颜料创造出，在我的理解之下的骨骼雕塑。

回国以后我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对于他的生活我了解甚少。周末时常带着我去看足球现场比赛，我感觉很幸福，因为能闻到赛场上大面积青草的味道。2000年以后父亲才有了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工作室，他的感情经历丰富而曲折，我们的中间总是横梗着一些说不清的东西，至少我是这么觉得。16岁那年，我开始学习美术。

其实我是属于内心狂热，但表面性格胆怯不太圆滑的人，我积极地成为了一个消极的自由主义者。只是多年来我内心依然有想要改变的热情。1999年当我第一次通过香港电视台了解到日本乐队Larc en ciel和Malice Mizer，伴着沉睡多年麻木记忆的苏醒，某种认知爆发了，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第一次感受到身心自由的释放，我开始睁开眼睛认真思考。在读了两年四川美术学院后决定要远行日本，学会成为一个能够读懂空气的人。

2005年父亲送我去东京的时候他的存款不足20万，当时在日本做展览的艺术家张小涛还帮我提了行李。在东京第一年读语言学校，宿舍被一个来自福建的生意人承包，我和四个中国学生住在一间六平米的上下铺却价格不菲的全木结构小楼里，床与床之间是一米的过道。我们白天把各自的行李箱摆在床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堆在过道上，这就是全部的空间，日复一日。宿舍里大部分的同学20小时不间断打工，唯有利用上午上课时间睡一觉。比起她们，我不算狼籍，被雇在明治大道一个小型意大利餐厅做服务员端端盘子，因为是高级餐厅一共就三个人，老板做饭他爸负责酒水，他妈点菜。经常整晚一个客人都没有，他们一家对我很好，我可以随意用圆珠笔画画速写。之所以选择雇用我，是因为老板的名字里有一个字和我的汉字姓相同。每天回家会路过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里完治和丽香时常约会的惠比寿车站，心情好好，所以剩下的力气还可以回宿舍帮打工的同学洗洗衣服。

2007年我如愿进入了东京文化服装学院（Bunka Fashion College）。

我当时拥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掌握如本地人般地道的日语，这个不难实现。除了利用业余时间近距离接触我为之狂热的乐队现场外，对音乐的无比崇敬使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狂热的粉丝，结果便是火焰般的情绪促使我决定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做些什么，以达到我所认为的身份对等，也让我的精神得以永恒和进化。而这是我第二个梦想。我被这称为信念的精神支撑着，完成了日日夜夜无比艰难的学业任务，又支撑着我在校第二年成为留学生学生会的主席， 在NHK电视节目中对KAWAII TV的采访、与乐队AYABIE的对谈让我感觉似乎距离梦想越来越近。现在看来，那时总是有些轻狂。当别人轻松地说着自己的爱好和生活习惯的时，我却总是咄咄逼人地谈论着当代艺术与世界格局的种种学术关联，态度显得过于强势且用力过猛，疏不知之后如此好的机会就这样从指间流走了。

二年级班主任马岛老师匠人般细腻的教导以及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对我日后走上手工线时装品牌这条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他尤其擅长制作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女性胸衣，工艺十分精美。跟随他一年的学习，就像一根线细腻敏感的线把我散乱的创作风格全部整合串连了起来。

在日本社会，人们会信服比他们更强大的人。我的工作台上摆着父亲画的一张黑根，就是国内人熟知的“绿狗”，后来在日本大型拍卖刊物里也能看到他的作品，我那时才真正意识到父亲的强大。

虽然我的成长贯穿东西方，但我从小喜爱西方古典文学。我们东方名族有着另一种表达方式和情怀逻辑，这个暂时还没有普及成为世界语言，而这，也成为我今后的人生使命。

我尊敬胡兰成先生，也很赞成他对于绘画的理解，活用在乐队的描述中，音乐中包含的每个音符歌词都是描写的形而上的东西，常常有节奏的留白、停滞、空隙。因此以无音符处为乐，妙处正在于曲调的节奏留白（没有音符的地方，就是要留白的有意思），而有音符的地方亦是有留白的，它与空白的大海相通，因为大自然中无一处没有“息”。有音符是把“息”聚成了形，无音符处则是把“息”聚成了气——气韵之气，所以无音符处也是乐。当初和好友篠原一起给乐队Sadie做过一席台服，我们运用了一些古代手工技法，这样的传承与继承是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一些人性最初的真相。当时，作为嘉宾去新宿地下看演出的时候还是被震惊到了，真实的自残，随着音乐的高潮狂抓前胸，一道道血痕。这是暴烈的真相，真相如同骸骨，雖隐藏在皮肤与血肉之下，却默默支撑着所有的一切。

真相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同时任何生命都是可贵的。我要用我的作品和创作方式来赞美它，洗洁它。用缠绕在我作品背景后面的藤蔓做个比喻，干枯粗糙的表皮黯淡无光，多数人凭借肉眼认为它已干枯死亡。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其枝桠间开出了美丽的紫色花朵，当掰断一根枝桠，面对眼前内在的鲜活，人人都会清醒沉默。所谓的常理是我们自己塑造的，如果用自己的双手和心去感触世间万物，就不会被常理蒙蔽而失去判断。藤蔓充满了生命力，和世间万物一样俊美，正常生长在这个地球上，这才是真理。地球的各个角落有太多未知和疑惑是不能根据常理妄下定论的。只要我们心中充满善意和勇气就会成就更多的可能。而我的意志力，也不是随时随地都积极强大，在我极度压抑和紧张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在啃食一块比身体还大的胶泥，无止尽却又无法下咽，其困难及痛苦程度甚至能够达到让人难以信服的失声。

黑暗是鲜活的，包括那些拥抱黑暗的人。当我双眼直视面料，时常也会看到心中的文明和失落的世界。人类精神层面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老子说知其白而守其黑。如果热情与爱是疲惫生活里不死的英雄梦想，那么我决定用黑夜复兴黑夜，用阴霾驱散阴霾，用孤独战胜孤独，用短暂抵达永恒。

Grace对话周褐褐

Grace：除了服装和音乐，你怎么看待雕塑与影像艺术的生命力？

“这次新作展我把它分为三个重要的板块，雕塑、音乐影像、服装。其核心只能是驱散阴霾一个主题思想，一体化的，因此雕塑和影像对我而言是相同的。”

Grace：这些雕塑的肌理感与造型的关系？

“大致像一种生物。裂缝，是一种有机生命体，是自然界中的峡谷地壳，水上水下，外太空、虫洞。裂缝，对应着真实的伤痕，组织与细胞之间的缝隙，虹膜与瞳孔间的距离，内心的痛楚，情感的缺失，我们泯灭的灰烬，所有处在下坠与上升之间的力。肉体的，组织的，淋巴腺体的，生殖器官的，不需要格外突出真实的，也可以是冲突的，为多重关系。”

Grace：在设计服饰时所考虑的设计元素和创作方法，以及与音乐的联系？

“元素来自于其它两个板块的共鸣——用日本学到的缝纫基础伴随意识而生成。音乐是长时间作业的营养和动力。”

Grace：你如何构思与葬尸湖乐队的合作内容？

“这次与葬尸湖乐队的合作归结于音乐影像部分，是具有前瞻性的抽象尝试。多年来我几乎没有停止关注摇滚金属乐队的发展，他们的成长以及音乐舞台呈现的综合效果一直是我业余时间的研究爱好。从视觉效果来看，并没有像音乐本身那样有力而抽象幻化，所以也许可以尝试换一种模式来契合我内心的精神世界。无论结果是好是坏都不重要，多种可能性的探索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Grace：这次探讨的骨骼被取名“驱散阴霾”的用意？

“骨骼是萌发自我意识的起源。驱散阴霾其实是能量的聚集，希望能将曾经降生于我的能量通过这样一个展览，真实地释放出来，以对抗平凡生活中的无奈与苦痛。同时这次展览也是观者对于自省的一次被动检阅，有着微妙的互动感。”

Grace：列举几个你喜欢的艺术家？

“小时候喜欢博伊斯和基弗，因为他们的作品看起来朴实无华而自由，不会画龙点睛更不像工艺品。”

Grace：古典音乐和金属乐分别带给你的感受是？

“古典音乐，是我的启蒙，为我铺垫了基础，不过对我而言它代表的只是过去。金属乐给予我展望未来的力量。”

Grace：你说生育之于女人，就像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但丁写了神曲一样，养育两个孩子对你来说意味是什么？

“我的两个孩子粽子和月亮的出生，让我对于来自人类自身的体验变得深刻，人性在懂事前20年是个什么状态，特别是一些本能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作为一个血肉相连的旁观者，算是一项爆炸性具体的再学习，尝试理清成年与未成年的差异，让我更加珍惜时间的宝贵，正视生命的无常。”

Grace：如何看待艺术家这个职业？

“严肃的同时需要无比的热情和勇气。”

Grace：你当下想做的一件事？

“希望能够进入高校大学，给年轻一代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