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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藏清青玉圆雕光绪御笔之宝

2017-08-04刘晓晨

文物天地 2017年6期
关键词:匾额雍正光绪

刘晓晨

走进清代皇家宫殿、园林,仿佛走进了书法的世界,时刻都能感受到艺术的熏陶。从门牌、殿牌、建筑上悬挂的匾额,甚至贴在宫殿内的贴落,到处悬挂的书画作品中,常常能看到清代帝后的挥毫泼墨。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不难发现许多建筑上的门牌、殿牌、匾额、贴落及书画作品上都有钤有闲章“光绪御笔之宝”。清代皇家书法用印极为严格,皇家的匾额钤印采用“额章”形式存在,一般皇帝亲笔题写的门牌、殿牌或匾额,会在上面钤有“某某御笔之宝”或“御笔之宝”。笔者就院藏“清青玉圆雕光绪御笔之宝”为线索,就其表现形式做以阐述。

一、清代“某某御笔之宝”的表现形式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青玉圆雕光绪御笔之宝(图一),为一级文物,全高10.5、印高4.8、印宽13厘米。宝玺由整块青玉圆雕而成,印面呈正方形,上为交龙纽,纽左右两端可见龙首,龙尾部相交,中心贯孔,用以穿系。玺印四壁光素无纹,印面阳刻:“光绪御笔之宝”六字篆书(钤朱文印)。雕琢精美,玉质温润,篆法规矩,气势磅礴。应为光绪皇帝生前书房御用之印。

沈阳故宫、北京故宫,或是颐和园等古建群中的门牌、殿牌、匾额,多为皇帝御笔亲题,这些匾额、门额集中反映了封建帝制的最高治国理想和策略。而在许多博物馆或是拍卖行中出现了大量钤有“某某御笔之宝”的书画作品,钤有此印除了证明作品为皇帝亲笔御书画之外,也凸显了皇帝不可逾越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地位。

根据沈阳故宫院内及其他博物馆收藏的门额、匾额、对联、贴落、书画作品来看,清代“某某御笔之宝”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宫殿中的帝王印迹

1、殿牌和门牌

殿牌和门牌是建筑物的标识性物件,在许多皇家宫殿里,内容为皇帝亲笔书写的,特别以乾隆和咸丰为最多。沈阳故宫由于建造于努尔哈赤、皇太极、乾隆时期,所以古建筑中的门额多为正上方钤有“乾隆御笔”或“乾隆御笔之宝”印文,有的则无钤印。而在北京故宫和颐和园则能找到少量钤有“光绪御笔之宝”的殿牌及门牌。如颐和园藏门额:“宜芸门”门牌(图二)、“仁寿殿”殿牌(图三),正上方钤朱文“光绪御笔之宝”印。

2、匾额

匾额,一般挂在门上方、屋檐下,是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匾上出现清代帝后墨迹,并钤有印迹,自顺治始。印文多为“某某御笔之宝”或“某某御笔”。通常在殿外悬挂的匾额为木制,而殿内的则为木制或内里木架外加纸裱。匾额上印迹因质地不同而做法各异。纸匾上的印迹均为原印直接钤盖,而木匾和铜匾上的印迹或在匾面上直接凹刻,或制成印面大小的块形凸镶于匾面相应位置上。沈阳故宫所藏匾额多在正上方钤有“乾隆御笔之宝”或“道光御笔之宝”印。北京故宫和颐和园藏有大量的钤有“光绪御之宝”的匾额。如,北京故宫藏匾额:“义路礼门”匾额、“味道清心”匾额、“寿寓春晖”(图四)、“化日舒长”匾额(图五)、“随安室”匾额(图六)、“积学储宝”匾额、“含谟吐忠”匾额(图七)、“自强不息”匾额(图八)、“毋不敬”匾额(图九)、“昕宵勿怠”匾额、“福喜盈积”匾额、“延福”、“尧饮舜舞”、“与福相迎”匾额、“璚琯添筹”匾额等;颐和园藏匾额:“丹楼映日”匾额(图十)、“宜芸馆”匾额(图十一)、“舒华布实”匾额、“润璧怀山”匾额、“仁以山悦”匾额、“景福来并”匾额等,均于匾中正上方钤朱文“光绪御笔之宝”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颐和园东门檐下的“颐和园”匾额(图十二),因为钤盖位置的与众不同,显得尤为特别,其额章为“慈禧皇太后御览之宝”,左、右两方印玺也为慈禧之印玺,分别为“平和仁厚与天地同意”、“数点梅花天地心”(清代皇帝用印有一套制度,御玺要盖在匾的正上方,一般只用一枚,惟有乾隆皇帝偶尔并列三枚,慈禧时三方并用成为惯例,此套组合被称为“三方佛爷宝”)。而光绪的玺印则在匾额的左侧,分别为“光绪御笔之宝”、“爱日春长”。匾额旁的“光绪御笔之宝”,说明匾额内容显示为光绪亲笔御写,不过,到了慈禧时期已经乱了规矩,许多臣工撰写的作品,最后被钤上“某某御笔之宝”,据《颐和园志》载:“东宫门匾额‘颐和园是光绪帝御笔。”从印章位置来看,慈禧印章确占据了帝王的位置,足以体现慈禧太后野心之大,光绪皇帝明为皇帝,实为傀儡。

3、贴落

贴落,顾名思义,为贴上去又揭下来的意思,一般在新年时贴上,年终再揭下来贴至别处或存贮起来,它是清宮建筑中十分常见的一种装饰物。皇帝的贴落多粘贴于帝后的寝宫或经常活动的宫殿内。其上一般钤有帝后本人的印玺,钤盖方式与书幅相同。如,院藏“道光御笔动静纸地贴落”正上方钤:“道光御笔之宝”;“乾隆御笔净尘心室纸地贴落”正上方钤:“乾隆御笔”;“嘉庆御笔壬申新正贴落”(图十三),款下钤:“嘉庆御笔之宝”。笔者并未找到钤有“光绪御笔之宝”的贴落,但据论文《毓庆宫的三次改建与清代建储》中所提“继德堂西次间……穿堂西面……室内贴有光绪御笔及当朝大臣书写诗句贴落。”[1],证明北京故宫的毓庆宫内应该贴过光绪御笔的贴落。再者,如果有光绪的相关作品,应该也会有作品钤有“光绪御笔之宝”印。

(二)钤于书画作品中

1、 绘画作品

清入关后,自顺治朝开始,各代皇帝自幼便在宫中学习儒家经典,学习传统的诗词文章,书法的训练是他们每日的必修课,闲暇之时笔墨丹青亦为常事。正因如此,现如今的博物馆及拍卖行收藏有大量的清代帝王书画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清代帝王作为君王背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江西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光绪御笔山水轴”(图十四),画面山峦重叠,林木扶疏,画正上方钤有“光绪御笔之宝”朱文方印。在拍卖行拍卖的“光绪设色刘海戏金蟾”(北京传观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7年春拍)(图十五)、“光绪帝设色花卉镜心”(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8春拍)、“光绪设色花卉立轴”(云南典藏拍卖集团有限公司2005秋拍)、“光绪设色双寿镜心”(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5春拍)、“光绪设色玉堂富贵图轴”(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3)、“光绪设色花卉立轴”(云南典藏拍卖集团有限公司2005秋拍)、“光绪设色双寿镜心”(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5春拍)中,均在画的正上方钤有“光绪御笔之宝”朱文方印。从院藏绘画作品来看,在帝王绘画作品中并未见钤有“某某御笔之宝”印,但据《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记载:“江山万代图,古人之画……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御书,均卓绝今古,纯庙御笔题詠江南尤多,然御画则迄未之见,即御制诗文全集,及当时诸臣记载,亦均未之及,清季有蜀客某持乾隆御画一幅求售……题以江山万代四字,中钤乾隆御笔之宝……”[2]由此可见,帝王绘画作品上有钤“某某御笔之宝”的行为。而院藏有大量的慈禧绘画作品,均在正上方钤有“慈禧皇太后之宝”,从而也说明同一时期光绪皇帝绘画作品中应该也有钤有“光绪御笔之宝”印的作品。

2、 书法作品

在拍卖行拍卖的“光绪楷书福寿字立轴”(杭州翰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2008夏拍)(图十六)、“光绪行书至道真源镜心”(北京东方晟宬拍卖有限公司2009秋拍)、“光绪草书字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5)、“光绪草书龙字”(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4春拍)、“光绪御笔草书寿字轴”(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2006春拍)等书法作品的正上方均钤有“光绪御笔之宝”朱文方印。另外,从院藏的大量慈禧书法作品中均大幅,以行书、草书的书体写有一个或两个字,并在正上方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朱文方印,因慈禧与光绪为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故笔者认为慈禧的作品也能反应出当时的时代特征。院藏的光绪书法作品很少,仅存的“清载湉楷书七言联”,于下联的左侧钤有“光”、“绪”二方印。院藏有几件清代其他皇帝的作品上钤有“某某御笔之宝”方印,如“清颙琰楷书碧峰寺诗轴”(图十七),款下钤有:“嘉庆御笔之宝”白文方印;“载淳楷书八言联”,下联钤“同治御笔之宝”白文方印。虽然这些作品并非光绪帝作品,但同为清朝帝王的书法作品上钤有“某某御笔之宝”印,也说明这种行为是一种继承性的。以上说明当时皇帝所书写的各种字体的大字或是诗轴等,无论是装裱成立轴,或是镜心等装饰形式,均应在作品正上方钤有“某某御笔之宝”。

另外,文澜阁东面有碑亭,亭内立有汉满文合璧的“文澜阁”三字石碑(图十八),碑额篆书:“宸翰”,碑身上端钤刻:“光绪御笔之宝”。

二、“某某御笔之宝”制作的流程与规矩

光绪的宝玺没有集成《宝薮》,现阶段只能通过博物馆的藏品来了解其状况。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一组光绪玺样,共计28方,檀香木质,这组玺样纽式、形制各不相同,有蹲龙纽、交龙纽;印形有长方形、正方形;大小有序,从14厘米见方到3.5厘米见方不等。每方玺样均挂有黄条,上墨书:“照此样刻光绪御览之宝一方,阴文,或白玉或青玉”;“照此样刻御押一方,阳文,或白玉或青玉。”如此形式的还有“光绪宸翰”“光绪尊亲之宝”“光绪御览之宝”“光绪”“敬书”“天元”“爱民如子”等,几乎囊括了光绪在位期间常用的名号玺[3]。另外,从沈阳故宫、北京故宫等许多博物馆,乃至拍卖行都出现了纽式、形制一致的“光绪御笔之宝”玺印的身影,由此可推论,光绪继位后这类闲章应该是成批制作的。

另外,从《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中的相关记载中也可分析出此类玺印的制作流程:

雍正元年,玉作,(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交白玉双蟠龙纽宝一方,王谕:砣做雍正御笔之宝。遵此。于四月初八日砣做得雍正御笔之宝,怡亲王呈进讫[4]。

雍正元年,刻字作,正月十七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寿山石夔龙纽宝一方,上书朱字雍正御笔之宝。奉旨:篆样呈览过再镌刻。钦此。于正月十九日翰林张照篆样一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一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一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一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张照篆样文范,但笔画微细,照袁景劭篆书,其笔画另篆。再,滕继祖篆样上之字篆法好些,问张照之字篆法有何讲究。钦此。于正月二十二日翰林张照篆样二张、技艺人滕继祖篆样三张、南匠袁景劭篆样三张、刻字人张魁篆样三张,怡亲王呈览。奉旨:准张照古篆雍正御笔之宝,将之字下横取平,选吉时照样镌刻。钦此。于正月二十九日照翰林张照篆样镌刻得寿山石雍正御笔之宝一方,怡亲王呈进。奉旨:将此宝样好生收着。钦此[5]。

刻字作,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怡亲王交洞石小素图书六十八方,内有青田石一方,王谕:内选四十方合配镌刻做匣盛装,将某匣内图书字样刻在本匣盖上,其余剩二十八方,俟此四十方图书镌刻完时一同交进,随又交洞石素图书三方。王谕:着入在选出应镌刻四十方图书之内镌刻。遵此。于九月初四日镌刻得雍正尊亲之宝三方……雍正御笔之宝三方……以上图书共四十三方,配二锦匣盛,余剩未镌刻图书二十八方,配二锦匣盛,怡亲王呈进讫[6]。

玉作,雍正三年七月十五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九福白玉宝一方、坐龙白玉宝一方。传旨:着刻“雍正御笔之宝”。八月十四日刻得一方、廿三日刻得一方[7]。

雍正六年,匣作,十一月初二日太监赵朝凤交来……白玉雍正御笔之宝三方,说副总管太监苏培盛传,着配做黄绢面红绢软里合牌匣一件,匣内安隔断,俱留塞垫棉花位分。记此[8]。

从记载中可知,一件“某某御笔之宝”年号玺需要经过玉作、刻字作、匣作的加工制作。玉作负责对年号玺进行打磨等;刻字作,先要呈样,再奉旨进行修改后,选吉时后方能进行镌刻。

通过实物及档案文献记载,尽管清帝年号玺并无严格的礼制规定,但它的制作依然遵循一定的制作的流程与规矩。北京故宫光绪玺样说明玺的纽式、形制、大小已经获皇帝批准,只要按黄纸条上的要求制作即可。造办处有关匠作根据发来的印样,领取所需物料,依样镌刻印体,包括纽制、整形、磨光、兑验。印体镌刻完成后,连同玺文一起发交御书处,御书处写字人依據即定玺文,先在纸上篆写玺文正字,再反写到印面上,择吉期由如意馆玉工或镌字匠共同镌字,核对准确无误后方能交付使用。

总之,从钤印的位置来看,这是皇帝高无上皇权的体现。从内容来看,则是表明这些作品为皇帝御笔亲书。院藏的这枚清青玉圆雕光绪御笔之宝,不仅体现了宫廷制玉的高超技艺,也是一位发奋帝王不甘于被人傀儡闲时泼墨抒发情感时必备的玺印。

(本文部分图片选自《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通解》、《北京名胜楹联匾额选 故宫匾联》、《北京名胜楹联匾额选 颐和园匾联》。)

[1]于倬云、朱诚如:《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2]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下),大东书局,1928年,第139页。

[3]郭福祥:《明清帝后玺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第102页。

[4]朱家溍、朱传荣选编: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第一辑 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13年,第21页。

[5]同[4],第9页。

[6]同[4],第10页。

[7]朱家溍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第一辑 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8]同[4],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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