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勇

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数以百万计的品类丰富的文物中，有一类为清宫帝后卤簿仪仗旧物，是清代专用于国家郊坛祭祀、宫禁之朝会及帝后出行等重大场合时所陈设与跟随的所谓“威仪”，即俗称之“仪仗队”。其阵容庞大，场面豪华，文物类别众多，诸标识鲜明整齐，极大地显示了清代最高统治者的凛凛威严与极端皇权的高不可逾，它们是整个封建王朝高度政治化的产物。

我国统治者将出行仪仗列为国家重要典章制度由来以久，早在汉代即有“卤簿”专词，用以指称帝王之仗器。据《封氏闻见记》：“舆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蔡邕独断载卤簿有小驾、大驾、法驾之异，而不详卤簿之义”，“甲楯有先后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则案次导从，故谓之卤簿耳。”[1]帝王之仪仗自出现后，历代发展，至唐宋之时达于极盛。

一、清代卤簿仪仗之分期与沿革

清代仪仗，几承明制，其发展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其一为太祖、太宗与顺治朝时期。天命元年（1616）太祖努尔哈赤即位沈阳，定上尊号建元行礼庆贺乐制。是年元旦，诸贝勒大臣文武群臣进表，“上焚香告天行受贺礼，以是年为天命元年。礼毕，陛御座诸贝勒群臣行庆贺礼，陈设卤簿奏乐。”[2]天命七年（1622）正月，还规定一、二等和硕贝勒大臣，诸申、汉人一、二等大臣，三等参将、游击大臣，众备御及二等游击等官关于旗、伞及鼓、喇叭、唢呐、簘等器配备之数量[3]。

清太宗天聪六年（1632），又定仪仗之制，“凡国中往来，御前旗三对，伞二柄，校尉等六人”。[4]十年，改元崇德，正式确立仪仗的品类、数目，并设立管理仪仗的品官与仪从。另据《清史稿》：“太宗崇德元年，备大驾卤簿，玉玺四颗。黄伞五，团扇二。纛十，旗十。大刀六，戟六。立瓜、卧瓜、骨朵各二，吾仗六。马十。金椅、金杌、香盒、香炉、金水盆、金唾壶、金瓶、乐器全设。” [5]此时之仪仗实简从而已。

世祖入关后，一仍旧制。但到顺治三年（1646）后，参稽明制，略加增饰，改定皇帝卤簿为三种，即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其大驾卤簿设曲柄九龙伞四，直柄九龙伞十六，直柄瑞草伞六，直柄花伞六，方伞八。大刀二十，弓矢二十，豹尾枪二十，龙头方天戟四。黄麾二，绛引幡四，信幡、传教幡、告止幡、政平讼理幡各四，仪鍠氅八，羽葆幢四，青龙、白虎、朱雀、神武幢各一，豹尾幡、龙头竿幡各四。金节四，锁金龙纛、销金龙小旗各二十。金钺六，马十。鸾凤扇八，单龙扇十二，双龙扇二十。拂子二，红灯六，金香炉、金瓶、金香盒各二，金唾壶、金盆、金杌、金交椅、金脚踏各一。御杖六，星六，箅头八。棕垫三十，静鞭三十，品级山七十二。肃静旗、金鼓旗、白泽旗各二，门旗八，日、月、风、云、雷、雨旗各一，五纬旗五，二十八宿旗各一，北斗旗一，五岳旗五，四渎旗四，青龙、白虎、朱雀、神武、天鹿、天马、鸾麟、熊罴旗各一。立瓜、卧瓜、吾仗各六。画角二十四，鼓四十八，大铜号、小铜号各八，金、金钲、仗鼓各四，龙头笛十二，板四串。此大驾卤簿专用于郊祀大典，万寿、元旦、冬至三大朝会及诸典礼也用之。

行驾仪仗，用销金九龙伞十，销金龙纛十，销金龙小旗十，双龙扇十。金钺四，星四，御仗四，吾仗四，立瓜、卧瓜各四。凡车驾出入，执事人马上排列。

行幸仪仗，用粧缎伞十，销金龙纛十，销金龙小旗十，双龙扇六，單龙扇四。豹尾枪十，大刀十，弓矢十。金钺六，星六，御仗、吾仗、立瓜、卧瓜各六。金二，笙二，云锣二，管二，笛四，金钲四，铜钹四，鼓二，唢呐八，铜点二，小号、大号各八，蒙古号六。凡车驾行幸，执事人步行排列[6]。

此外还有皇子、皇后、贵妃与妃等的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仪仗之制度。顺治朝成为清朝仪仗发展的重要时期，清朝卤簿仪仗于是年正式确立，成为以后各朝仪仗制度的楷模，一直到乾隆朝，此一制度从总体上并无大的改观。

由上述，清前期之卤簿仪仗，基本上可分为创立与定制两个时期，其中太祖、太宗朝属于关外初创期，已制定皇帝及诸王等的仪卫制度，渐有成规。顺治朝为卤簿仪仗的正式定制期，但其承用明制者较多，仪仗的管理机构更是沿袭明代锦衣卫六所与一卫的格局与规模。

其二为康熙、雍正两朝，在顺治朝的基础上续有制作，而清朝典章国采，此时已渐入完备。这一阶段，则为清代卤簿仪仗的发展期。

其三即是乾隆时期。清朝卤簿仪仗承沿顺治朝初步定制之基础，经过康、雍两朝的发展与完善，最终于乾隆帝时达至顶峰。“一代仪文，于斯为盛”，此一阶段，属于清代卤簿仪仗的改制增益与鼎盛期。

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奉谕旨，“国家敬天尊祖，礼备乐和，品物具陈，告丰告洁。所以将诚敬，昭典则也”。[7]并谕“古者崇郊享则备法驾，乘玉辂以称钜典。国朝定制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其名参用宋明以来之旧，而旗章麾盖视前倍简。今稍为增益，更定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合三者则为大驾卤簿，南郊用之，方泽以下皆用法驾卤簿。五辂酌仿周官及唐宋遗制，金、玉、象革各如其仪，乘用亦自今岁南郊始。光昭羽卫，用肃明禋，谕所司知之。”[8]这条乾隆帝之重要谕旨，正反映了清代中朝卤簿仪仗之制增改删定的原因所在。

其四，乾隆朝之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则是清代仪仗的承制期，此时仪仗承前朝之制作，而基本再无大的改变。

其五，乃光绪、宣统之际，国家新式军政等此兴彼起，整个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观，传统意义之卤簿仪仗制度至此已入于衰颓，终至于烟灭。此一阶段，是为清廷卤簿仪仗最后的衰亡期。此后，我国渊源甚古并历代相承不绝，曾经无比兴盛与辉煌的仪仗文化及其文物制度等，逐渐消失于广大民众之视野，成为古籍故纸与现今仅存的故宫文物库储深藏之类物，从此不再为人所知。由此而言之，清朝之卤簿仪仗的发展，正可分为上述五大时期，其演变的漫长历程，是与清朝数百年兴盛及衰亡的历史命运相始终的。

二、清宫仗器种类与名物之分析

依前所见乾隆十三年谕旨，清代皇帝之仪仗，从此专以卤簿而名之，成为特定与明确之制度。乾隆十四年（1749），更定原制皇后所用卤簿为仪驾，太皇太后仪驾、皇太后仪驾均与皇后相同。又定皇贵妃、贵妃仪仗，以及妃、嫔采仗。紫禁城后宫所用仪仗有了严格之界定，制度由是更加严明而详备之。

清宫仗器之具体划分，于《大清会典》之官方撰述主要分为辇之属、舆之属、辂之属与篦头之属等类，其于车舆划分较细致，而对于车舆之外数量庞大之仗属则显简略，并无明确之区分，实难以说明清人对于卤簿仪仗之物类的分属与组成状况更精细的看法。《清朝通志》卷六十一，则按皇帝大驾、法驾、銮驾与骑驾四种卤簿，以及皇太后、皇后仪驾，皇贵妃、贵妃仪仗，妃、嫔采仗，以种类为纲，以所属之仗器为目，逐次叙述之，如此则也目次清晰，名物分明。今结合乾隆时期所编撰《钦定皇朝礼器图式》，以及光绪朝《大清会典图》所录之仗器，以器类为首要，再综合帝后、妃嫔之各类属，将清代帝后卤簿仪仗文物制度进行列比与述及如下。

车舆类，皇帝卤簿主要有玉辇、金辇、礼舆、步舆、轻步舆，以及玉、金、象、木、革辂等类，共十种。皇太后仪驾设万寿金辇、龙凤舆、龙凤车、仪舆、仪车五种。皇后仪驾设凤舆、凤车、仪舆、仪车四种。皇贵妃仪仗设翟舆、翟车、仪舆、仪车四种。贵妃仪仗设翟舆、仪舆、仪车三种。妃、嫔采仗设翟舆、仪舆、仪车各三种。帝后卤簿仪仗所用辇舆皆有固定形制与装饰等，关乎典制，各具其特殊之意义，不同于日常乘用之轿舆，实属国家最高等级的制式车器。

拂尘、瓶、唾壶、炉、香盒、盆、方几、交椅等类。皇帝卤簿皆用之，皇太后、皇后仪驾，皇贵妃、贵妃仪仗，妃采仗也用之。嫔采仗不用拂尘外，余亦皆用之。其类在质地上，有丝织物、金属物，还有木类等分别，但皆以金饰其表面，富丽堂皇。红灯类，皇帝卤簿专用之，虽是照明之用具，但实际多用于仗器之间隔，也起标志与象征之作用。

仪刀、弓矢、豹尾枪、殳、戟、钺、星、立瓜、卧瓜、吾仗、御仗、引仗、静鞭。皇帝卤簿皆用之，皇太后、皇后仪驾，皇贵妃、贵妃仪仗，妃、嫔采仗用其中之卧瓜、立瓜、吾仗。卤簿仪仗中所用兵器，并无实际作战效能，只起仪式陈设与象征之作用，清人谓之兵仗。而静鞭，则专用于殿陛场面之肃静。

盖仗，有导盖、曲柄九龙黄盖、翠华盖、紫芝盖、直柄九龙盖。皇帝卤簿皆用之，皇太后、皇后仪驾用九凤曲盖。皇贵妃、贵妃仪仗、妃、嫔采仗用七凤曲盖。盖类仗物，皇帝所用即达五种之多，曲柄者四，直柄者一。盖之仗物往往成为帝后身份的最直接表达。据满文老档所载，天命壬子年四月，“时乌拉贝勒布占泰兵迎至乌拉河东岸立营，聪睿恭敬汗即张黄盖、吹喇叭、唢呐，敲锣鼓而行，至乌拉河北岸下马而坐。”[9]这是清代文献史料中较早所见盖类仗物使用的材料，与清太祖努尔哈赤有关。此之盖物常见于帝出现时，正是此类仗物特别之用途。

伞类，有五色花伞、五色龙伞、方伞。皇帝卤簿皆用之，皇太后、皇后仪驾用九凤伞、花伞、方伞。皇貴妃、贵妃仪仗用花伞、瑞草伞。妃、嫔采仗用花伞。皇帝卤簿所用五色龙伞中的黄缎伞，与皇帝所用黄缎九龙盖，皆直柄，余皆同于皇帝卤簿之九龙曲盖。这两件仗物基本相同，只在具体陈设时才能明显区分之。扇类，有寿扇、单龙团扇、双龙团扇、孔雀扇、雉尾扇、鸾凤扇，皇帝卤簿皆用之。皇太后、皇后仪驾用龙凤扇、鸾凤扇，皇贵妃、贵妃仪仗用鸾凤扇、团扇。嫔采仗用团扇。此类仗物形制较多样，有团有方，有雉尾，有孔雀羽，皆祥瑞灵禽之属，华美异常，在使用时则按对多组出现。

氅、麾类。皇帝卤簿专用之，其类型仅一种，无属之别。麾之物，以红缎为之，于其中以满、汉两种文字刺绣以“黄麾”之标识，按西晋崔豹《古今注》：“麾，所以指麾。乘舆以黄”，即可明此物本作为指挥之物用，而其由来也是甚古。麾作为指挥器，还广泛使用于国家坛庙祭祀、殿陛朝会、皇帝巡幸祭方岳，以及先师庙之祭礼时中和韶乐的乐队编制之中。氅为仪锽氅，其仪锽，本为兵器之钺属，秦、汉时即已有之，于唐代时引入为仪仗，但刻木为斧，上缀以小锦幡与五色带。其形制于仗器一旦形成，则为后世承袭之。清时之卤簿，也参用唐宋之旧制，于大驾卤簿与法驾卤簿皆用仪锽氅之物，但仅为帝仗所用，其余等级不可妄越，从而形成专项严格之制度。单体之仗物专设于皇帝卤簿之系统中，实属特殊之例。

幢类，有长寿幢、紫幢、霓幢、羽葆幢。皇帝卤簿专属，仅用于大驾与法驾卤簿之中。幡类，有信幡、绛引幡、豹尾幡、龙头幡，皇帝卤簿专属，与幢之仗物一样，仅用于大驾与法驾卤簿之中。金节类，皇帝卤簿及皇太后、皇后仪驾、皇贵妃、贵妃仪仗、妃、嫔采仗皆用之，但于仗物之形、纹饰等也自然有差。在帝后卤簿仪仗之名物中，金节仅用一种，并无其余之类属，与氅、麾相同，皆单一仗类。但金节之用涉及帝后、妃嫔之各层级，可见其物之普遍性与重要性。

旌类仗物有八种，为进善、纳言、敷文、振武、褒功怀远、行庆施惠、明刑弼教、教孝表节旌，皇帝卤簿专用之。八类旌皆以红缎制作而成，绿缘边饰，刺绣铭文，上为满文，下为汉文，各为其旌之标识。此类织旌，在清代帝后卤簿仪仗中，成为极少数成规模使用的带有自铭之仗物，指向明确，具有强烈的传统教化功能，是我们解析清代卤簿仪仗之根本内涵的重要凭藉。

旗类，分为祥禽旗十、灵兽旗十、四神旗四、四渎旗四、五岳旗五、五星旗五、二十八宿旗二八、日旗、月旗各一、八风旗八、甘雨旗一、五色云、雷旗各五、门旗、金鼓旗各一、翠华旗一、五色金龙小旗五、出警与入跸旗各一，皇帝卤簿用之。皇太后、皇后仪驾用龙凤旗，皇贵妃、贵妃仪仗用凤旗、采旗，妃、嫔采仗用凤旗。于上列之数量可观之旗类仗物可知，无论皇帝，还是后妃等，皆使用旗帜以作标志之用，这是旗仗最实际之用途。纛，有黄龙大纛、五色金龙纛、八旗前锋纛、八旗护军纛、八旗骁骑纛，皇帝卤簿专用之。纛即大旗，其中八旗之纛又分为四正纛，即正黄、正白、正蓝、正红旗纛，而四镶之纛为镶黄、镶白、镶蓝、镶红旗纛，代表皇帝禁卫亲军之军旗标识之。

此外还有导象、宝象、仗马三种卤簿中所用之动物类属，为皇帝卤簿专用，这是清帝卤簿中的特殊部类。其宝象，周身以缨络装饰，其背铺鞍毡，上设象鞍，又载以铜质镀金宝瓶一，瓶周杂饰诸宝。而导象也称作朝象，其身披以蓝，但不加以鞍饰。仗马者，铺黄缎绣金蟠龙八宝鞍毡，上设马鞍通饰杂宝，鞍蹬亦皆铜质镀金。凡皇帝大驾卤簿时，帝乘以玉辇，则前列导象四只，次宝象五只。而仗马，则设于兵仗之戟、殳、豹尾枪、弓矢与仪刀之后，数量为十匹。

清帝卤簿中还设有大量之乐器，其銮驾卤簿设导迎乐。导迎乐凡前导以御仗出入皆用之，其器用戏竹二、管六、笛四、笙二、云锣二、导迎鼓一、拍板一。骑驾卤簿设鸣角、铙歌大乐、铙歌清乐。法驾卤簿设前部大乐，铙歌鼓吹，用以祭方泽；祭太庙与社稷坛，中祀则用铙歌鼓吹；御楼受俘用金鼓、铙歌大乐。大驾卤簿用前部大乐、铙歌鼓吹、行幸乐三部并陈，其中的行幸乐又包括了鸣角、铙歌大乐、铙歌清乐等乐种。由此而论其所用之乐器，实在丰富多彩。

以上所述仅从类别而言，具体在每种仗器，帝后与妃嫔之间于器形上各具形态与纹饰等的不同，这是仗器之间的分别。如按《清朝通志》所列，以上器类如按等级最高，品类最完备之皇帝大驾卤簿而言，清代卤簿所用名物如不计入数量庞大的乐器，其类别总共可达159种之多。而在具体陈设与使用时，这些仗物则往往成对成组加以编制与排列，皇帝卤簿所铺陈展现的庞大阵势，非常可观。

清代陈其元作《庸闲斋笔记》，是书之卷七于清朝卤簿名物记述较详，该文乃吴江陆朗夫中丞所作，而由陈其元节录而保存之。其中所列仗物实为皇帝之卤簿所用器类，这是依清代史料笔记之体，以清人现世之视野而观之的，反映了当时人于卤簿仗器之名目与类属的划分，以及各器物如伞盖、旗帜、仪卫等的陈设位次等许多方面的信息，我们正可据之以作为审视，考察清人对于当时所处时代典章文物的看法。而于此种卤簿仪仗的专题记述，实极少见于清时民间之笔端，这对于我们考索清代卤簿仪仗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是我们现今研究清世之卤簿仪仗难得的历史之资料。

清代帝后卤簿仪仗，各种属因其器形、纹样与色彩之异，又分出不同之类别。而各器之制作，广泛采用了各种名贵之质材。根据北京故宫现存大量库藏之实物，主要有金、银、玉、各式硬木、兽皮翔羽、各式宝石、高档之绫、罗、绸、缎、纱及妆花缎、锦等各式丝织料，多种牙角料等等，可谓不惜工本。各仗器之制作，涉及工种众多，且其制作工艺皆精到细致，具有皇家器类的鲜明特征。其仗器色彩之配置，可谓众色杂陈；图案之涵设，包容天地。真是花样繁多，场面豪华，气势宏大，声色夺人。据粗略统计，乾隆时仅大驾卤簿物品之具体陈设，所用即已达八百四十件之多，还不包括诸如后妃等所用之仪仗。其数量之惊人，可以想见其张皇铺陈时首尾各不相望，启行处钺仗耀日，旌旗蔽野，足可显现封建帝王政治生活之奢侈与无比讲究。

三、清宫卤簿仪仗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历史意义

面对如此庞大之御仗器用及人员的组成与役派，清廷设专门机构銮仪卫进行强有力的管理，其卫所主要掌持舆卫之政令与帝后乘舆之秩序，辨卤簿仪仗之名物、器数及其班列，凡祭祀、朝会、时巡、大阅等则率其所属而敬供之，日常还须精心维护与保管巨额之仗器等。

清代仪仗机构的设置承袭明制，先是依“锦衣卫”之名，自顺治二年，始定特别的“銮仪卫”专称。康、雍、乾时代承前朝之制，多在职官设置及额数等上进行增改。清末宣统元年（1909），因避讳逊帝溥仪之名讳，改銮仪卫为銮舆卫，其銮仪使也改为銮舆使，治仪正、整仪尉也皆改为治宜正、整宜尉。这时的仪仗制度与机构，已呈现衰落。

总体而言，清代仪仗机构，由最高首领掌卫事内大臣满洲一人，銮仪卫使满洲二人、汉一人总理其衙卫事，堂卫之下设立左所、右所、中所、前所、后所之五所的分支机构，分銮舆、驯马、擎盖、弓矢、旌节、幡幢、扇手、斧钺、班剑、戈戟十司。五所外还设驯象所，其下分东、西二司，掌朝象与仪象之设，并庋藏皇帝卤簿所用行幸乐与前部乐之乐器。銮仪卫还设旗手卫之专属机构，分左、右二司，掌奏鹵簿之乐，朝会及皇帝巡幸驾出入宫时于午门鸣钟鼓，此外还于日、月食之天象异常时陈金鼓以救护，以及每夜于钟鼓楼直更。总銮仪卫衙属共有六所、一卫、十四司的具体分科，各所卫则由冠军使所辖，分掌名目繁多的车辂轿舆、伞盖瓜仗、卤簿乐器及仪象、仗马等事。其时于卫所之职官外，銮仪卫还设有庞大数额的具体执事之校尉，分为军尉、旗尉与民尉。军尉分亲军、护军，亲军来自于上三旗亲军，护军来自于内务府禁卫之护军。旗尉来自于内务府，而民尉则于五城民人及内务府闲散人等内募充。

在銮仪卫之本卫堂官与六所一卫的机构建置外，还别设有一类职官。“陪祀冠军使汉军二人，驾仪管理云麾使汉军一人、治仪正汉军三人，驾库管理整仪尉汉军二人，各以其事隶于尉，无专领职掌，品秩与各所卫同。谨案：以上八员虽定制额缺，而与七所之各有司存者不同，今据现在员数另为一条，次于各所卫之后。主事满洲一人，经历汉人一人，掌章奏文移，员额俱康熙十六年定。”[10]其文所述明确陪祀冠军使、驾仪管理云麾使、驾库管理整仪尉、掌赞鸣鞭之鸣赞官等与七所之有司于事务职掌等并不相同。其拨入銮仪卫行走之侍卫，与其六所一卫计十四司之职官一起处理卫所内具体事务。

清代仪仗机构的办事衙门在西长安门内中轴线以西，具体与中央部院之都察院、太常寺等相接。除总理之办事衙署外，銮仪卫还于紫禁城内外各设有专属文物存储之库房，分藏数量庞大的车舆、仪仗等。其一为内銮驾库，在紫禁城东华门内东南角，设黄瓦大库、大小堂、办事房及小库班房、档房，主要库贮全分新造大驾卤簿大礼轿一、法驾步舆一、亮轿一、各式轿十四。法驾、骑驾、銮驾共三百七十余件[11]。其二是外銮驾库，其址在于东长安门外，清兵部与工部以东，主要保存旧式大驾车銮、伞、盖及幢幡等。

銮仪卫在清代属于武职机构，虽专职于清宫帝后卤簿仪仗诸物事，但其并不受专管皇室宫禁事务的内务府管辖，而是隶属于中央六部系统的兵部，由都察院十五道之四川道考核庶政与稽查其衙门事务。

从故宫库藏文物遗存来看，涉及清代仪仗机构的实物，主要是銮仪卫及晚清属名为銮舆卫的腰牌，数量众多。此外还有“銮舆卫”之衙署灯笼，校尉之冠服，尚有一定的铁火印等物。从现今故宫清代印玺库房的保管情况来看，其衙暑之印信，包括卫堂之银印及分职之经历司、左右司诸铜印等，目前并无遗存，已无法真实而直观感受之。现今所留存之文物与资料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卤簿仪仗机构的设立及其人员的构成等情况，说明了其仪仗管理与机构运行的多方面的信息。

清宫仪仗制度之设，不仅在于其阵势之壮观，场面奢糜，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自身高度政治化的功用，藉此表达了帝后封建等级之凛凛尊严，也充分体现出封建帝制时代国家典制无比之崇高。清代仪仗机构的设立与完善，顺应宫廷繁复的礼仪制度的建立与运行而伴随其始终。作为皇权体系下最高权威的彰显、表达，清代卤簿仪仗充分发挥了其礼治与仪卫的功能，是有清一代不容忽视的皇帝制度与文化的核心构成之一。

[1]（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之“卤簿”条。

[2]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五五，乐考一。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汇编》。

[4] 《清史稿》卷一百五，志八十。

[5] 同[4]。

[6] 同[4]。

[7] 《清朝歷朝起居注合集》（清高宗）卷七。

[8] 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三五。

[9] 同[3]。

[10] 《清朝通典》卷三十之“职官”条。

[11] 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之“銮仪卫内銮驾库”条，故宫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