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勇

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数以百万计的品类丰富的文物中，有一类为清宫帝后卤簿仪仗旧物，是清代专用于国家郊坛祭祀、宫禁之朝会及帝后出行等重大场合时所陈设与跟随的所谓“威仪”，即俗称之“仪仗队”。其阵容庞大，场面豪华，文物类别众多，诸标识鲜明整齐，极大地显示了清代最高统治者的凛凛威严与极端皇权的高不可逾，它们是整个封建王朝高度政治化的产物。

我国统治者将出行仪仗列为国家重要典章制度由来以久，早在汉代即有“卤簿”专词，用以指称帝王之仗器。据《封氏闻见记》：“舆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蔡邕独断载卤簿有小驾、大驾、法驾之异，而不详卤簿之义”，“甲楯有先后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则案次导从，故谓之卤簿耳。”[1]帝王之仪仗自出现后，历代发展，至唐宋之时达于极盛。

一、清代卤簿仪仗之分期与沿革

清代仪仗，几承明制，其发展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其一为太祖、太宗与顺治朝时期。天命元年（1616）太祖努尔哈赤即位沈阳，定上尊号建元行礼庆贺乐制。是年元旦，诸贝勒大臣文武群臣进表，“上焚香告天行受贺礼，以是年为天命元年。礼毕，陛御座诸贝勒群臣行庆贺礼，陈设卤簿奏乐。”[2]天命七年（1622）正月，还规定一、二等和硕贝勒大臣，诸申、汉人一、二等大臣，三等参将、游击大臣，众备御及二等游击等官关于旗、伞及鼓、喇叭、唢呐、簘等器配备之数量[3]。

清太宗天聪六年（1632），又定仪仗之制，“凡国中往来，御前旗三对，伞二柄，校尉等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