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馥

荀卿老不出，五十干诸田。

——宋·苏洵《答陈公美四首》

天命之年始游学的荀子，他的足迹遍布了赵国、齐国、秦国、楚国，可以说他后半生几乎都在四个诸侯国中流转。齐国是荀子待得最久的地方，在名布天下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的经历使得荀子成为了诸侯们争相邀请的当世大儒。故此，当荀子重返赵国时，他被赵王拜为了上卿，自赵入楚时，他不仅二度当上了春申君的嘉宾，更是被任为了兰陵令。兰陵，原是鲁地，名为次室，后来它被并入楚国，得名于屈子，却因荀子在此开班授课而扬名。

唯独在秦国，荀子仅仅是一个过客。尽管如此，但能应秦昭王的相国应侯范睢之邀入秦，这一事对荀子或秦国来说都非同寻常。

从春秋到战国，从没有一个当世大儒愿意来秦国传教布道。孔子不来秦国，因为春秋时期秦国只是一个西陲的中流诸侯国，所兴盛不过秦穆公一代而已，这不是一个可以实现抱负的地方。到了战国时代，弃礼从法的秦国虽坐拥虎狼之师威震山东六国，但亦成了六国人口诛笔伐的对象，尚文尊礼的孟子更不会屈身来一个尚武尊法、弱文鄙礼的诸侯国。同样务实的秦人更是不屑于这些主张“法先王”，“推周礼”的大儒。

荀子不同于孔孟，他不仅主张“隆礼重法”，更重要他主张是“法后王”。“法后王”，即当时君王的做法为规范，也可以说是以今世之法，今世之礼来治理当世之民。某种程度来说，荀子可谓是汉代法儒思想的始作俑者。由此，不屑于“儒家”的秦国也忍不住给荀子丢出了橄榄枝。本着“有教无类”的儒家原则，荀子同样有兴趣来秦国传教布道。

荀子入秦，可以说是秦与儒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然而，这一次接触的结果却是有缘无分。若问缘何，答案就在《荀子·强国》里荀子对秦的评价，“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又谓“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

然何为“秦四世有胜，数也，非幸也，”自秦孝公任商君变法以来，秦国从秦孝公、惠文公、武王、昭襄王历经四世都坚持贯彻了变法的成果，当荀子入秦后，他所看见秦国是一个民风淳朴、百官克俭的大同社会，加上秦国本身边塞险峻的地形优势。所以，秦国能连续四世在东进之路不断取得硕果自然并不是偶然。但是若用称王天下者的功绩名声去衡量它，那它还相距甚远。这是因为秦国百姓民风淳朴，“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是建立在“甚畏有司而顺”的基础上，百官克俭“不比周，不朋党”也是建立“甚畏有司而顺”，只是官畏的是“君”罢了。观秦廷朝野，荀子说：“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看似夸赞秦廷颇有古朝之风，能处理决定各种政事从无遗留，安闲得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治理一般，然而它也从侧面表现出在荀子看来推崇“法后王”秦王的做派跟古朝“先王”也没有什么区别。

周天子用推崇“亲亲尊尊”的周礼去治理百姓，秦王用“法术刑名”来治理国家，两者区别不在于礼与法的形式差异，而在于思想诱导的方向，因為在荀子看来“法”即是“礼”，“礼”即“法”，荀子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非礼，是无法也”。区别是以德服人，还是以利诱人、以武迫人。

周天子的高明之处用周礼制度治理百姓，同时周礼的蓄含“仁义”来构建臣民的道德思想，秦王采纳商君之法用军功爵的制度打破固有的思想，却没有构建一个合适的道德思想去填补这个缺口，导致了秦人在思想文化上的空白，商君变法十年后，秦国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秦人大悦，但这背后秦人开始了父子分家，兄弟计利，也跟着变得越加功利化。军功爵制度给秦人带来的最大动力是军功带来的爵，爵带来的利。秦国统一天下的手段是以利诱导国人发愤，以武力来迫六国臣服，唯独少了以德服人。故而，秦人得天下不过十五载。

自始至终，秦国缺少的是思想建设，“殆无儒邪”是它最大的弊病。荀子观秦之言，看似满是溢美之词，其实在荀子并不看好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