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帆

每一个文学评论家都有自己独到的评论方法，文学功底深厚的李健吾同样如此。

在本篇评论中，李健吾善于使用论证的观点。先引出问题，再论证问题，最后得出自己的观点。作者在引出问题时，并不是简单的提出问题，而是借鉴中西方大家的观点，从正或者反的角度分析，最后再引申到夏衍本身。首先在评论一开始作者提出我们生活的是新旧交替的时代，由此推出了夏衍以及一些作家所生活的现实。在说明中穿插了对夏衍有影响的《两个伊凡的吵架的故事》以及果戈里对一些戏剧舞台上存在的弊端的痛斥。其次是先指出戏剧文学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由此引出夏衍为什么会放弃历史剧的原因以及他对于剧作家“态度”，”在论述中评论家引用了左拉、西塞罗和雨果等人观点，道出了夏衍创作《上海屋檐下》的企指。接着又提出了现实的分类，把现实分为集中式和自然式，并且夏衍先生更为节制和公正。作者在论述中不仅把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进行对比，还引用了赫威斯和福楼拜的观点，更有力的论证了现实主义服役于全人类。最后总结的观点是现实限于现代，夏衍先生的现实主义自然不收历史剧，然后又指出历史和现代并不属于两个绝对的世界和现实含有现代和历史，历史绝对挑不起全付的现代，歪扭仅仅两伤的说法。前者通过歌德“戏剧应当完全印上这种时间和色彩 ；换了世纪，换了空气”和左拉“历史剧是不可能的，后者通过对夏衍先生的《赛金花》和《秋瑾》这两部历史剧的批判指出夏衍太急于“嘲讽和诅咒”的问题。作者通过古今中外的举例以及各种学术理论最终论证了夏衍先生创作《上海屋檐下》的缘由。

作者在评论中大量使用了比喻、排比、对比和引用等修辞手法，使一篇严谨、逻辑清晰的文章更加生动、形象。比喻比如文章提到“人心永远是一尊富有韧性的懒神，苟安、自私，却又仿佛感到厄运将临的宙斯大帝”。排比比如文章对于现实的定义，即“即非形而上的现实，跳出时与空的拘囿，又非十九世纪正人君子所不齿的现实，更非中世纪教徒空灵的现实，看作观念的去路”。这样的排比增加片段的气势，也让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对比比如说把夏衍的《赛金花》、曹禺的《 日出》和《雷雨》和宋之的的《武则天》中对现实性的把握程度进行对比，得出曹禺现实描写的真实和宋之的现实描写极其武断的结论，这样的对比能更清晰的定义现实并且指出了夏衍在剧作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将夏衍的《赛金花》和熊佛西的《赛金花》进行比较，用熊佛西作品的过于胆怯、感伤衬托出了夏衍剧本的时代空气。许许多多的对比都凸显了夏衍质朴的美德。引用的修辞手法在前文中已经提及许多，评论家运用大量中外文学家或者理论家的观点去证实或者说明自己的观点，使所说的内容更加具有说服力，也更能彰显作者的文学功底。例如引用白尔唐先生的“这是一个年月问题，······”来具体说明说明历史与现代，为下文的批评做了很好的铺垫。

整片评论其实是围绕夏衍的写作历程以及创作的先后顺序展开，中间穿插了许多作者的议论与观点。上文已经提到，夏衍受到东西方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和现实主义的熏陶，并且逐步加深对自己的了解，放弃历史剧的编著，把视角转到了对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身上。从《赛金花》到《自由魂》再到《上海屋檐下》，作者从辩证的角度，即对夏衍历史剧进行了表扬，赞赏夏衍历史剧洋溢着时代空气，并且更为理智，又批評了他因急于嘲讽和诅咒而失去了耐性，并不是所谓的喜剧材料，缺少了沉永。夏衍经历痛苦的反省后，不断锤炼自己，转换自己的思维，从英雄人物转到渺小人物，更加深入最底层的人民，展现他们琐碎的生活，直会他们的灵魂，这也就是《上海屋檐下》的由来。在评论《上海屋檐下》时，作者同样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褒的是夏衍情调的单纯、忧郁，把平凡化为真实，把琐碎化为陪衬，画龙点睛，把活人放了进去。贬的是作品缺乏深度和幅员，黯然无色，流露出喧宾夺主的倾向，太过于宣扬时代精神，笔致欠活泼，缺乏语言与动作在情节上巧妙的安排，人物沦为情节的傀儡。

李健吾善于运用铺垫与转折，并且从正反的角度对夏衍作品进行评论和介绍，不仅让读者了解了夏衍创作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明白了其创作的不足。这样的评论给读者带来了许多的惊喜，非但不会觉得评论空洞乏味，反而会更感兴趣，并能从中了解到更多关于夏衍的创作。

李健吾的语言即有学者式的语言，又有严谨、犀利的语言，他的语言灵活多变，没有多余的废话，总能抓住最主要的部分进行描述，滔滔不绝的口才使文章充满浓郁的机趣。学者式的语言比如在他描写我们所处的现实时会说：“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文物昌明的枢纽。时间把错综的纹理呈现在风平浪静的水面，美与丑在这里漂浮，道德与罪恶在这里滋生，这单纯的世界，他的表现光怪陆离，存在于每一刹那，正是我们供养的现实。”李健吾总是能捉住最为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语言精辟而没有半点啰嗦；语言真切而没有半点浮夸；语言活泛而没有半点枯燥。作者语言文汇贯通，文学涵养和文学功底极其深厚，因此在他笔下的语言总是能让人眼前一亮。作者严谨、犀利的语言比如他在评论夏衍《上海屋檐下》时说“《上海屋檐下》缺乏曹禺先生的作品的深度与幅员，然而它有质朴的美德，一切不求过分”。还有作者评价夏衍先生时说，“在艺术上，夏衍先生依然慎重将事，他不夸张他的情绪，一切依据人情，不求过分，不作无益的呐喊”。在这篇文章中，有许多这样严谨、犀利的语言，这直接表现出作者锐利的洞察眼神和他严谨的评论态度，从非常客观的角度去对待文学评论，较少掺杂自己的主观意见。

作者博学多识，引经据典，收放自如，通古晓今，将古今中外的知识融会贯通。李健吾通晓中外文学知识，对中外文化了如指掌，运用自如，并且深受它们的影响。因此在李健吾先生的戏剧、评论集等著作中不难看到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在介绍夏衍先生创作所受影响以及夏衍先生戏剧观点时，他灵活运用了许多东西方的观点，比如西方左拉、雨果、果戈里、西塞罗、福楼拜、赫威斯、歌德等哲学家的观点以及西方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西方戏剧等的理论，还有东方的魏如晦、藤森成吉等人的著作和观点，通过对这些学术观点和著作的了如指掌，以此来证明夏衍对于现实主义戏剧的观点以及他创作的心路历程。同时作者还列举了许多和夏衍一样身份的剧作家，通过他们作品之间的横向比较，来评论夏衍的剧作。比如作者把夏衍的剧作与戏剧家曹禺的《雷雨》和《日出》、熊佛西的《赛金花》、宋之的《武则天》的戏剧进行比较，通过辩证法的角度的比较来分析夏衍先生戏剧的优势和缺陷，表明自己的看法。

李健吾先生自身的文学素养毋庸置疑，在他这样通晓古今、博学多识的文学素养和辩证的评论下，我们阅读的就不只是一篇评论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在看一篇内涵丰富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