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伟

摘要：猪在今天是俗的象征，主要为我们提供肉及各种肉制品。但早在新石器时期，猪的地位十分尊崇，在祭祀、随葬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是作为某种崇拜的存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圈养业的大规模出现，使猪在后世出现了不同于之前的形象特点，本文主要通过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来归纳猪在唐宋时期的形象，并探讨这种形象出现的原因。

关键词：猪；唐宋；文学作品；形象特点

在猪的整个形象变化史上，唐宋时期几乎默契地被人们所忽视，人们大多关注在先秦两汉及其之前猪表现出来的神性形象和尊贵的地位，唐宋时期较少被提及。而纵观整个唐宋时期，猪在文学界几乎无迹可寻，文人没有专门咏猪的作品传世。即使是在诗歌空前繁荣的唐代，关于猪的诗歌作品也很少，且多是几个单字散见于作品中，有的甚至作者和年代已不可靠。通过这些零散的记载，我们仍可以看出猪的一些形象特点，对这些形象的出现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完善猪的形象发展过程。

一、讽刺时事的代表

唐宋时期，猪的形象在诗歌作品中有朝着低俗方向发展的趋势，使猪在部分诗歌中成为反面教材的代表。诗人运用“猪”的不雅的形象作比喻来讽刺时事，尤其是用来嘲讽和斥责贪官污吏、昏官、庸官等。如：《选人歌》：“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讲一名不懂文学、没有才华的姜姓官员，却能做到吏部侍郎这一官职，甚至可以来选拔人才，其可笑程度可见一斑。这里将“冻猪肉”比喻为“姜侍郎”，形象的表现出姜侍郎的呆滞和昏庸，并对此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张元一的《嘲武懿宗》写武则天的侄子武懿宗在率兵20万去讨伐契丹的的路上，被契丹的数千骑兵吓致退兵的事。诗中说：“忽然逢著贼，骑猪向南趣”，将武懿宗无将领之才且胆小如鼠的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在调笑的语气中，这种讽刺的意味更重。

宋代元好问的《驱猪行》则描写了农民为保护粮食“驱猪”的艰辛过程。该诗看似是在写猪，写农民为保护劳动成果与猪作斗争，但元好问生活的年代实则是败落不堪，作者通过写猪对农民粮食的糟蹋，揭露官吏对百姓凶狠贪婪的搜刮、剥削和压榨。“儿童食糜须爱惜，此物群猪口中得”，在儿童面前要倍加珍惜的食物，“群猪”却可以轻易获得，强烈控诉其不劳而获的压榨行为，这里将官吏比喻为猪，其中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二、愚笨、善恶不识、贪淫的代表

寒山是唐代的一位佛教诗人，佛家的教理最忌讳的便是贪、淫 。在寒山的《诗三百三首》中，他将芸芸众生中的愚昧之人比喻为“贪淫状若猪”，“好恶总不识，犹如猪与羊”，可见猪在佛教中是极其贪淫、愚昧的代表。韓愈在《符读书城南》中，论证二人从开始的智力相当，到后来的“清沟”和“污渠”相对再到“龙”与“猪”的分途乃至最后一个成为“马前卒”，一个成为“公与相”的悬殊差别，引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学与不学”，因而造成后天“一贤”、“一愚”。这里的“龙”对应的是“清沟”，而“猪”对应的则是“污渠”，两者的地位在此处高下立现，猪成为愚笨、懒惰的象征。

三、恬淡、喜庆生活的代表

在古代，农民以农业与畜牧业为主，因而一方面被饲养的猪有一种“万事不关心”的慵懒的感觉，另一方面牧猪也是恬淡的小农生活的一个反映。唐宋时期猪的这种反映更为明显，如唐代王绩在《田家三首》中记载：“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作者羡慕、向往阮籍、嵇康以及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喜欢引酒，看书，养鹤放猪，看织妇织布，到农田劳作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而养猪也成为舒适、恬淡生活的一种表现。在《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一诗中，王绩再次提到了喜欢陶渊明和公孙弘这种“酌酒”、“牧猪”式的恬淡生活，“常学公孙弘，策杖牧群猪”，他认为喝酒、牧猪就是他们闲适生活的一种体现。

四、祭祀、祭品的代表

在唐宋的文学作品中， 仍然记载了猪作为祭品在祭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陆游的《社肉》：“社日取社猪，燔炙香满村。饥鸦集街树，老巫立庙门。虽无牲牢盛，古礼亦略存。醉归怀余肉，沾遗偏诸孙。”，描写的是在“社日”当天杀猪祭祀、分食猪肉的场景，这种祭祀虽然没有之前“牲宰之盛”那样浩大的场面，但却依然保留有“古礼”。而陆游的《游山西村》也是在“春社”日来用猪祭祀待客。可见猪在这一时期仍然在祭祀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唐宋时期文学作品中猪的形象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猪的形象呈现出多方面的特点：首先，猪的一些低俗的特点被人们用来讽刺时事；其次，猪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的更为紧密，人们对猪的了解更为深入，牧猪成为闲适生活的代表；最后，猪依然在祭祀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总的来说猪的形象在这一时期呈现着尊贵与低俗并存的特点，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五、唐宋时期猪的形象出现的原因

猪的形象在唐宋出现尊贵与低俗并存的现象是由于二者的发展来源不同，猪的祭祀特性是沿着新石器时期的祭祀地位一路发展下来的，而它的低俗形象则是随着圈养业的发展。圈养规模的扩大，人们与猪的联系日益紧密，对猪的了解日益深入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应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区别看待。

1、祭祀、祭品地位的相对固定

猪在祭祀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从新石器时代就已形成并一脉相传的，早在新石器早期就在出土的墓葬中发现大量猪陪葬、祭祀的情况；红山文化时期出土的“玉猪龙”更能证明猪的崇高地位，到了先秦时期，各种祭祀活动都离不开猪，用于祭祀的“太牢”、“少劳”中都含有猪这种祭品，两汉时期也让死者手里握住玉猪以及各种猪形制品来陪葬，这种祭祀的特性一旦固定下来，在一段时间内很难去轻易改变，因而这一时期的猪仍然保留有一部分祭祀的特性 。

2、猪的畜养规模的扩大

《朝野佥载》中的记载，至少从唐代开始，已出现个体大规模养猪来致富。《新唐书·卢杞传》中记载“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说明在唐代曾出现官办数千头的养猪场。由此可见，隋唐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官营和私营都有过大规模养猪。《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开封每天从南薰门赶进猪只的情况，“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头，止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说明当时城市发展对猪肉的需求程度很大，宋代养猪业发展繁盛。猪的发展规模的壮大，导致猪不再物以稀为贵，成为平民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东西，这种长期的接触就会造成猪的神秘感的消失，甚至更容易发现圈养猪身上的某些缺点，进而发展成一些反面特性及形象。

猪在唐宋时期的形象特点既有随着历史发展延留下来的一部分形象和特性，又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出现的一些新的特点。对于猪在唐宋时期文学作品中形象的研究，对于我们应全面的来看待，给猪在文学和文化史上以正确的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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