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朝初建，太祖就致力于安抚民众，恢复农业生产，并明确地提出“农为政本”的思想。太祖重视农业，主要体现在所颁发的劝农诏以及相关的管理措施中。然而，县乡长吏的扰民事件屡禁不绝，基层长吏对劝农诏的执行往往又流于形式。因此，太祖朝农业经济并没有得到有效发展。

关键词：劝农诏；扰民；农业经济

唐末五代战乱，以中原为核心的大范围地区农业经济遭到破坏，及至宋初，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农业经济才有恢复与发展的契机。有关宋代农业，前人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穆朝民《北宋前期农业政策初探》（《中州学刊》1980年第3期）针对“在职责不明和与官吏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的情况下，多数人并不把劝农诏令认真落实。”这一问题，具体分析了宋太祖到宋真宗三朝政府采取的农业管理措施。包伟民、吴铮强《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即把两宋劝农政策看成是一种国家形式。而孔祥军《“农为政本，食乃民天”——试析宋代“重农”思想在国家层面的反映》（《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从宋太祖开始，“重农思想”在国家层面就得到了重视，并成为祖宗之法的一部分。以上这些文章都是对宋朝农业发展的整体认识，但是对太祖时期农业发展着墨不多，所以，笔者拟通过对太祖朝所颁劝农诏的分析，加深对当时农业发展的认识。

一

赵匡胤于960年代周建宋，从“政权建立之始就决定不立田制”。[1]然而“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2]及至北周显德末年，周世宗“分命常参官诣诸州度民田，多为民所诉，坐谴黜”。[3]故而“在北宋政权建立之日，摆在北宋最高统治集团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4]百姓失业与田多荒芜的问题必然是其中之一。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丁巳，太祖沿用周世宗度田政策，“分遣常参官诣诸州度民田”。[5]太祖对北周度田政策的实施有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在官员基本素养方面，他曾对侍臣讲到：“比遣使度田，盖欲勤恤下民也，而民弊愈甚，得非使臣图功幸进，致其然哉？今当精择其人，以副朕意。”[6]所以，太祖对遣使度田的官员要求特别严格。据《宋史》载：“建隆以来，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7]太祖一方面精择选官，另一方面又对其严以刑法，极力从国家层面保障政策的施行。

二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颁发了第一条劝农诏：“诏诸州长吏劝课农桑，自后或因岁首，必下此诏。”[8]据《宋大诏令集》所见，此类劝农诏共为四条。根据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劝民种植生产；二是劝民栽植开垦。在这两类劝农诏中，劝民种植类具有号召性质，分别颁发于建隆三年（962年）与乾德二年（964年）。引录如下：

赐郡国长吏劝农诏（建隆三年正月甲戌）：生民在勤，所宝惟谷，先王之明训也。朕以万邦大定，渐属于隆平，百姓为心，欲臻于富庶。永念农桑之业，是为衣食之源。今者阳和在辰，播种资始，虑彼乡闾之内，或多游惰之民，苟春作之不勤，则岁功之何望。卿任居守土，职在颁条。一方之尤寄非亲，万室之蒸黎是赖。宜行动诱，广务耕耘，南亩东皋，俾无遗利。……[9]

劝农诏（乾德二年正月辛巳）：朕以农为政本，食乃民天。必务穑以劝分，庶家给而人足。今土膏将其，阳气方升，苟播种之失时，则丰登之何有。卿任隆分土，化洽编氓，所宜趋东作之勤，副西成之望，使地无遗利，岁有余粮，免行敦劝之方，体我尤勤之意。[10]

这两条劝农诏只是表面的向地方官吏提出号召，以敦促各郡长吏，组织好农耕生产。太祖只是要求县乡长吏“化洽编氓”，组织“游惰之民”不误农时。所谓“游惰之民”，并非指乡里懒惰之人，《宋史》载：“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赋额岁减，国用不充。……以兹浮荡，决意归耕，如授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诱之耕垦，未计租赋，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11]故而“游惰之民”实指无田可耕的“逃亡”农民，而“化洽编氓”正是使这些“逃亡”农民复耕，“使地无遗利”。这所暴露出的问题，就是农民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决意归耕”，而大量的土地又无法得到合理的开发。太祖颁发劝农诏就是想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农民脱离土地的社会现状并未因此而得到缓解，“民间无积蓄，仓廪未陈腐。稍或饥歉，立致流移”的现象在开国六十年后依然如此。[12]

对于地方县乡长吏与农民而言，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存在且徒有号召形式的劝农诏，与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八月颁布《劝栽植开垦诏》相比，后者对他们的影响就有很大的不同。就诏令内容引录如下：

五代以来，兵祸相继，国用不足，庸调繁兴，围桑柘以议蚕租，括田畴以足征赋，逋逃所失，均出闾里。致树艺之不得勤，污莱之不敢辟，虛遗地利，重困生民。朕历试艰难，周之疾苦，四方甫定，七载于兹。节用爱人，敦本抑末，有经费未尝加赋，闻灾沴即议蠲除，方至小康，固无重敛。爰颁诏旨，徧谕尤勤，庶几畎亩之间，各务耕耘之业。宜令所在，明加告谕，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其诸县令佐，如能招复逋逃，劝课栽植，旧减一选者，更加一阶，凡尔蒸黎，当体朕意。[13]

从材料可以看出，此条劝农诏与前两条有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太祖并不是表面的号召，而是实际性的涉及到农民的利益，政府承诺“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这就照顾了流亡民众生存的问题。当然，太祖也考虑到了地方官吏对政策执行积极性的问题，所以鼓励官吏“如能招复逋逃，劝课栽植，旧减一选者，更加一阶”。在太祖看来，“国用不足”的问题是因为“虚遗地利，重困生民”，所以，太祖在极力劝民开垦的基础上，又对派遣官员加以严格考察，以解决“重困生民”的问题。据《宋史》载：太祖“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选官分莅京畿仓瘐，及诣诸道，受民租调，有增羡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弃市”[14]。但是，宋政府一方面极力劝民生产，另一方面却又不给土地上留有足够的生产者。钱穆先生讲到：“无论秦、汉、晋、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创建，在天下平一之后，必随着有一个兵队的复员。只有宋代因事态特殊，唐末藩镇的积重难返，外寇的逼处堂奥，兵队不仅不能复员，而且更逐次增加。”[15]且“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16]如此，土地上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基层劝农诏的执行，也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

诏敕下达到地方官员，通过县乡长吏的执行才能完成“劝农”的任务。那么县乡长吏在农村中的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宋史》载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的上言书，讲到：“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岁以宽时，然乡县扰之，每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过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捐瘠。”[17]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太宗朝县乡长吏扰民之事，然而文中所说“朝耕尺过之田，暮入差徭之籍”的现象并非一时独有，所以才有“诏书累下”之说。至于乡县长吏扰民的影响，严重者，农民则“以兹浮荡，决意归耕”，以致国家“赋额岁减，国用不充”。[18]

其实，在太祖朝，就有乡县长吏扰民之事，此事在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中可略窥一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有载：乾德二年（964年）正月，“诏诸县令尉，非公事勿得辄入乡村，及追领人户，节级衙参。于是，又申明之，判官、录事察违者劾罪以闻。”[19]这条诏令明确地对县乡长吏的行为作了约束：无事而不得扰民。此条诏敕又见《宋大诏令集》：

张官置吏，所以为人，吏或不循，人将受弊。故于近岁会降明文，如闻比来多有逾越，奉吾诏以不谨，致斯民之未康，宜示申明，俾令遵守。应诸县令、尉、无事不得下乡。宜一准建隆四年五月戊辰诏书从事……”[20]

在这段内容中提到县乡长吏“奉吾诏以不谨，致斯民之未康”，表达了太祖对乡县长吏的不满。此间“吾诏”应为“建隆四年五月戊辰诏书”，据此可知，太祖在建隆四年就乡县长吏扰民之事已发诏敕，以示告诫。然而，扰民之事屡禁不绝，乾德四年（966年）己巳，太祖又颁发了此类诏敕，“诏诸州长吏，告谕蜀邑令尉，禁耆长、节级不得因征科及巡警烦扰里民，规求财物；其镇将亦不得以巡察盐曲为名，辄扰民户。”[21]太祖于建隆四年（963年）、乾德二年（964年）、乾德四年（966年）频下诏书，恰恰说明了当时乡县长吏对劝农政策的不够重视。政府颁发劝农政策，就是让逃亡农民安家复业，勤劳生产，然而乡县长吏扰民，民不复生产之业，即使是承平之年，农业经济也难以快速发展。

值得肯定的是，在历经了五代动乱之后，太祖先后颁发的这四条劝农诏，以及各种保障措施，确实起到了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在各种因素影响之下，劝农诏在基层的执行并不彻底。也就是说，在太祖朝，生活在土地上的自耕农民以及中小地主并没有真正“成为封建政权的强有力的社会支柱”，[22]农业经济也没有快速的发展起来，反而出现了“今夫食者甚众，而输者已殚，劝之不勤，而取之抑足。使民尽耕犹不给，而半为游惰之手”[23]的社会现象。

【注释】

[1]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0：358-368.

[2]脱脱.《宋史》卷一百七十四《食货上二（方田、赋税）》[M].中华书局，1977：4203.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38.

[4]邓广铭先生在《论赵匡胤》指出，在北宋政权建立之日，摆在最高统治集团面前迫切需要解决主要有4个问题。其中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应属于最为迫切解决的，具体包括：农村中破产失业人口之日益增多；一方面有大量没有土地的劳动人民，而诸路州县却又都有大量荒地不得开发等4个方面的内容。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华书局：1979：38.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华书局：1979：38.

[7]《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上一（农田）》[M].中华书局，1977：4157.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中华书局：1979：60.

[9]《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二《政事三十五（田农）》，第658页。

[10]《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二《政事三十五（田农）》，第658页。

[11]《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上一（农田）》，第4160页。

[1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农田杂录）》）[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950.

[13]《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二《政事三十五（田农）》，第658页。

[14]《宋史》卷一百七十四《食货上二（方田、赋税）》，第4203页。

[15]钱穆.国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34.

[16]《国史大纲》（下册）第537页。

[17]《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上一（农田）》[M].中华书局，1977：4160.

[18]《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上一（农田）》[M].中华书局，1977：4160.

[19]《續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第120页。

[20]《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八《政事五十一（禁约上）》，第729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第180页。

[22]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0：365.

[23]《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二《政事三十五（田农）》，第661—662页。

作者简介：杜维强（1992.02-），男，汉族，扬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