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瓷器装饰述论

2017-08-02袁胜文

文物春秋 2017年3期

【关键词】宋元；瓷器；装饰技术；审美

【摘要】宋代是中国瓷器装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胎装饰、釉装饰和彩装饰三大类装饰技术相较前代均有很大进步，而瓷器装饰风格则分为官窑和民窑两个体系。官窑体系以青釉釉装饰为主，符合传统儒家文化的审美意趣。民窑体系则以胎装饰和彩装饰为主，适应当时的民俗和审美。金元时期瓷器彩装饰的繁荣与少数民族的喜好关系密切。

宋代是古代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瓷器的装饰技法和内容也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奠定了元代瓷业繁荣的基础。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对宋元瓷器的装饰技术和纹样、美学成就等内容进行过探讨[1-17]。本文试图从宏观角度对宋元瓷器的装饰特征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宋元瓷器装饰的分类

瓷器的装饰技法大致可分为胎装饰、釉装饰和彩装饰三大类。

所谓胎装饰，就是器物成型后，在瓷胎上用划、剔、刻、拍印、模印、堆贴等方法做成凹下或凸起于胎体的纹样，然后罩釉烧成，形成在器物胎上釉下的纹饰；所谓釉装饰，是指通过有意识改变瓷器釉料中金属元素的种类或含量，以达到所需釉色的装饰方法；所谓彩装饰，是指在瓷器的胎或釉表面用含一种或多种金属元素的彩料绘画出所需要的图案，通过一次或二次烧成，在胎上或釉面形成各种彩色纹样的装饰方法，这种彩装饰又分为釉下彩、釉上彩和釉上釉下结合彩三种。

宋元时期这三类装饰方法有时单独使用于某一件瓷器，有时两种组合使用，也有三种都施于一器的情况。宋辽金时期出现了不少极富艺术性的胎装饰技法和时代特色鲜明的纹样，据此大致可将其分为八大窑系[18]。元代瓷器在此基础上又有创新。

1.胎装饰

宋辽金时期使用胎装饰的主要是民窑系统。北方地区的耀州窑在北宋中期发展出“半刀泥”剔花装饰技法。这种装饰技法是先在瓷胎上以立刀划出纹样的轮廓，再以坡刀由外及里、由浅入深剔入，形成一个“L”状的线条剖面，上釉烧成之后，线条釉色由边缘至内渐深，使纹样富于立体感[19]。耀州窑剔花纹样以植物花卉纹为主，另外还有动物、人物等纹样，其中以牡丹纹最常见，剔刻纹样线条流畅，构图精美。磁州窑则创造出剔化妆土、黑釉剔花和珍珠地划花等胎装饰工艺。剔化妆土工艺是在胎上先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罩透明釉，待釉料半干时，再用尖利的工具在釉面划出纹样的轮廓，并将纹样之外的釉层和化妆土剔去，露出胎体，然后入窑烧成。由于磁州窑胎色较深，与透明釉下白色化妆土形成反差，衬托纹样效果明显[14]。黑釉剔花工艺与之相似，是在胎上施黑釉之后划出纹样轮廓，再将纹样之外的釉层剔除，露出胎，然后入窑烧造，用胎的颜色反衬黑色花纹，达到装饰效果。宁夏灵武窑也使用这种装饰技法[20]。珍珠地划花装饰是先在瓷胎上施白色化妆土，然后划出纹饰轮廓，再用细小的竹、木或金属管在纹样之外的化妆土上戳印圆圈纹，这些圆圈连成一片但不相重叠，形成所谓珍珠地或鱼子地的装饰效果，用来衬托主题纹样[11]。磁州窑系的河南登封窑[21]、密县西关窑[22]等也流行这种装饰技法。定窑则以精美的划花和印花装饰闻名，北宋早期流行划花，纹样以花草题材为主，线条流畅，简洁而传神，北宋中期至金代则流行印花装饰[23]，器形以碗、盘为主。定窑印花装饰是先用瓷土做成印花模，其表面形状与碗、盘内壁造型一致，待胎土半干，在上面刻出花纹，其纹样的凸起和凹下正与所要印花之碗、盘纹样相反。印花纹样以花卉、龙凤等内容为主，图案构图精美，繁而不乱，可能借鉴了宋代定州缂丝的图案。属于定窑系的四川彭县磁峰窑[24]和山西的浑源窑[25]、介休窑[26]等窑场也生产这类印花瓷器。

南方地区主要是两宋的越窑系、景德镇窑系和北宋龙泉窑系流行胎装饰。北宋越窑以精美的细线划花装饰为主，纹样以花卉、人物、动物纹常见，模仿金银器的装饰效果。北宋的龙泉窑模仿越窑的胎装饰风格。两宋景德镇窑主要流行划花、印花、堆塑、镂雕等，北宋早期的划花、印花风格与定窑相似，史上有“南定”之说。属于景德镇窑系的安徽繁昌窑等也具有相同的装饰风格。

元代景德镇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窑场，其胎装饰的技法主要以印花、贴塑、镂雕为主[27]。印花主要使用在卵白釉瓷器的碗、杯、盘的内壁及盒的外壁，贴塑、镂雕等主要使用在杯、罐、香薰等器物之上。印花纹样以花草、龙凤、动物、人物纹等为常见，贴塑常见动物纹、人物纹，镂雕以几何纹、花朵纹为主。元代早期龙泉窑仍以釉装饰为主，特征与南宋基本一致，元代中期开始注重胎装饰，以划花、刻花、印花、堆贴等常见。北方的磁州窑也大体延续了宋金的胎装饰技法。

宋元各窑口的胎装饰纹样都以具象的图案为主，各类技法的运用都是为了追求纹样的立体、形象和逼真的艺术效果。图案内容属于日常生活中常见或具有吉祥寓意的题材。

2.釉装饰

釉是瓷器的衣服，釉色的改变需要窑工掌握釉的呈色机理，即釉料中金属元素的成分和比例关系，中国古代窑工经过长期实践逐步掌握了釉装饰技术。根据釉料中显色金属元素的种类差異，釉装饰又分为单金属元素显色的单色釉和多金属元素显色的窑变釉、花釉两大类。

进入宋代，中国制瓷技术有了极大进步，釉装饰出现了很多新成就。一方面，单色釉以官窑系统的青釉瓷器为代表，如汝官窑的天青釉，修内司官窑的青釉，郊坛官窑的大开片青釉，以及受官窑影响的龙泉窑梅子青和粉青釉，这些青釉釉色都别具特色，有青玉的韵味；另一方面，宋代生产出窑变釉，以民窑中的建窑系和金元的钧窑系（关于钧窑的产生时间，秦大树认为产生于金代[28]，本文从此说）为代表。建窑系的黑釉茶盏，通过在釉料中添加不同的金属元素，相同的金属元素在熔融的过程中富集在一起，在降温过程中结晶，从而形成变化多端的釉色。著名的有兔毫、鹧鸪斑、油滴、曜变、玳瑁等品种[29]。钧窑系则以各类带有红色的窑变釉为主，是在釉料中添加铜等金属元素，使釉料中的金属元素在熔融过程中流淌、交融、富集，形成变化多端的釉色或斑块，著名的有玫瑰紫、海棠红、月白等品种[30，31]。

元代在宋辽金基础上更进一步，单色釉方面，景德镇创烧出单色的红釉、蓝釉、卵白釉等品种，釉色鲜亮、纯正，表明窑工完全掌握了釉料中金属元素呈色的机理；多色釉方面，河南的钧窑则继续烧造窑变红釉。

3.彩装饰

彩装饰是人们用各种颜色的纹样装饰瓷器的结果。与釉装饰一样，掌握彩料中金属元素的成色机理是关键。

宋代瓷器彩装饰主要在民窑系统流行。其中，釉下彩装饰最有代表性的是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装饰。技法是先在瓷胎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用含铁的彩料在其上绘出图案，再罩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形成一种白地黑色花纹的装饰[10]。同时期河南的登封窑、扒村窑及江西吉州窑[4]也使用这种装饰方法。另外，磁州窑还开始使用釉上的多色低温彩装饰，即红绿彩，在烧成的白瓷釉面上施以低温的红、绿彩料，再入窑在800～900℃的低温窑炉中二次烧成[12]。另外，北方地区还流行黑釉加彩等彩装饰技法[32]。

元代彩瓷有了更大发展，除北方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和红绿彩继续烧造外，最为突出的就是元代中晚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烧成。元代青花瓷器是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罩透明釉在1300℃的高溫下一次烧成，形成一种白地蓝花的高温釉下彩瓷器，具有花色呈色稳定，工艺简单，纹饰在釉下长久不会褪色，干净卫生等特点。青花烧成之后不久就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瓷器品种。元代景德镇还创烧出釉里红、描金等彩装饰技法。其中釉里红也是一种高温釉下彩装饰，其制作工艺过程与青花相似，只是彩料换成铜，烧成后形成白地红花的高温釉下彩瓷器。描金则属于低温釉上彩装饰，据文献记载，这种描金装饰是将纯金研磨成粉状，调以蒜汁，用毛笔在烧成的瓷器釉上绘画图案，然后入800～900℃的低温窑炉中烘烤，蒜汁挥发，金则附着在瓷器表面，形成华丽的金色纹饰[33]。但这类描金装饰很容易脱落。元代描金瓷器品种有白釉描金、卵白釉描金、蓝釉描金等。

宋代，彩绘装饰主要在民窑瓷器上流行，尤其是红绿彩、白地黑花等，色彩艳丽，纹样为花草、动物等民窑常见题材。元代的青花则是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产品生产可能具有官窑性质，但其起源可能是为了满足西亚穆斯林的需求，模仿当地蓝彩白釉陶器而来[34]，其纹样相对宋金瓷器来说有了巨大的变化。

总的来讲，从内容上看，宋代瓷器装饰大致分为两个体系：官窑以青釉釉装饰为主；民窑则是彩装饰、胎装饰和釉装饰兼具，尤其流行彩装饰和胎装饰，具有鲜明的商品性质。民窑的彩装饰和胎装饰纹样多为生活中常见的形象、题材，追求吉祥寓意，釉装饰一方面有模仿官窑器物的迹象，如南宋龙泉青瓷，另一方面也有适应当时社会风俗的内容，如建窑褐釉盏。从装饰的发展看，大致以南宋灭亡分为两期。元代釉装饰虽仍然流行，但其特征与宋代官窑已迥乎不同。

二、宋元瓷器装饰的特征——审美的异化

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辽金制瓷业迅速发展，南北方窑场林立，形成了八大著名的窑系，出现了代表制瓷业最高水平的超经济现象——官窑[35]，而官窑和民窑瓷器在审美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现在所能确定窑址的宋官窑有汝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宋官窑瓷器装饰以釉装饰为主，流行各种青釉，一般素面或仅以开片为饰，体现一种哲学的美感。现在能确定的宋代官窑中，汝官窑、修内司官窑、郊坛官窑产品都属于青釉。单从釉色看，传统认为是北宋钧官窑的传世钧官窑器则难以归于此类，从这个角度看，本文赞同关于传世钧官窑器属于明代永乐时期的观点。而考古发现中出土于窑址、墓葬、窖藏等遗迹的宋、金钧窑瓷器应属于民窑性质。南宋时期的龙泉窑在很多方面都模仿官窑瓷器，如其中的黑胎青瓷甚至连胎色也直接模仿南宋官窑的特征[36]。这既是上层社会儒家传统文化的审美要求，又是制瓷技术发展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宋代官窑瓷器的美学成就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巅峰。而在釉色上模仿官窑、属于民窑系统的南宋龙泉青瓷行销各地也是这种审美观念流行的一个侧面反映。

民窑瓷器以胎装饰和彩装饰为主，技法丰富，纹样题材广泛，生动活泼，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化色彩，代表了普通百姓的审美情趣。但是由于当时政治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瓷器装饰的美学倾向出现世俗化特征。北方属于彩装饰流行的地区，宋金时期出现并流行的白地黑花、红绿彩装饰在元代普及到南方地区。

如果说元代还在大量生产的青白瓷和失透感强烈的卵白釉瓷器是宋代瓷器追求玉质感釉色的延续和最后挣扎，那么元青花的兴起且逐渐成为瓷器主流，则标志着中国古代瓷器审美的衰落。元代青白瓷和卵白釉比宋代更流行胎装饰，追求直观的图案装饰。而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古饶器”条“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大足素者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37]，很明确地讲明了在汉族文人士大夫眼里，元青花和五彩两类彩绘瓷是很俗气的品种。这恐怕与元代汉族地主和读书阶层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关。

三、宋元瓷器装饰特征的成因

宋元瓷器装饰特征形成的原因包括内在的文化动因和外在的技术基础两个层面。具体来说在于以下四方面：

1.审美异化的文化动因

宋代官窑、民窑器物间的审美差异，从装饰特征和审美意向来看，宋官窑瓷器皆以釉装饰为主，都属于青釉系统，釉色、釉质追求青玉的质感，这与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有关。自从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将士人的行为操守与玉的物理性质比附，赋予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人文属性后，玉成为美好操守的标识。而崇尚青色也与颜色崇拜有关。青色被认为是东方的颜色，象征万物生长、生机勃发，因此宋官窑瓷器以不透明的乳浊性青釉为主要特征。宋代对儒学的推崇和金石学的兴起，使官窑瓷器在釉色上追求青玉的质感，造型上则多法三代彝器。

彩绘装饰的繁荣主要是少数民族审美需求的结果。学术界一般将红绿彩的起源定为金代[38]。可以说白地黑花和红绿彩的流行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起有一定关联，而其在元代的继续兴盛则与汉族地主和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低下，他们所秉承的传统审美主张无法实现有关。青花装饰也被认为是为满足草原民族审美和西亚伊斯兰世界的需求而产生。

2.制瓷技术的进步是物质基础

从商周的原始瓷，到东汉成熟瓷器烧成，再到明清中国瓷器达到顶峰，瓷器装饰技术的发展呈加速度前進的模式，瓷器的三类装饰都是以制瓷科技的进步为基础，但各自涉及的内容不同。

胎装饰的发展与瓷泥洗练、胎土配方、成形工艺的进步相关。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由于制瓷业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制瓷环节中对瓷泥的粉碎、淘洗、炼制技术的进步，使瓷土更为纯净，更耐高温，随着成形技术的进步，此时已经能够做出很薄的胎壁、线条很细腻的纹样，完全具备了逼真模仿金属器物造型、纹样的能力，因此出现了活泼流畅的耀州窑半刀泥剔花和纹样精细繁缛的定窑印花。

釉装饰和彩装饰的发展则与窑工对釉料配方和彩料中金属元素呈色机理的掌握水平有关。北齐白瓷的烧成较东晋黑釉瓷器的烧成更有难度，而唐代北方邢窑的透影白瓷和定窑的细白瓷与南方越窑的秘色瓷都是对胎、釉中铁元素精确把握的结果。宋代窑工则在唐代基础上充分掌握了单色釉和窑变釉的呈色机理，是一个质的飞跃。及至元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实行胎土的二元配方[39]，并且完全掌握了各类釉料和彩料的呈色机理，烧出了若干新的釉装饰和彩装饰品种，奠定了明清瓷器繁荣的基础。

3.不断借鉴其他手工艺装饰技法和纹样

瓷器装饰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瓷器装饰的技法和内容很大程度上都在借鉴金、银、铜等金属器物的装饰。其中，装饰工艺的模仿基础是制瓷技术的进步，纹样的模仿则是由金属器物本身材质的贵重性决定的。用泥土制作的瓷器替代用金银制作的器物，是瓷器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其中，瓷器对金属器纹样的模仿相对容易，而对金属器物装饰技法的模仿相对有一定难度。晚唐五代及北宋初越窑瓷器上流行的细线划花装饰，从纹饰的技法到内容，都大量模仿当时的金属器[40]。磁州窑系流行的珍珠地划花工艺与当时金银器上的珍珠地装饰完全一致[11]。

同时，在中国古代瓷器装饰的发展过程中，还不断汲取了纺织、石刻、漆器和书画等的手工艺及艺术形式。定窑瓷器上成就最高的印花装饰可能源自定州的缂丝技法[41]。磁州窑丰富多彩的白地黑花装饰，传神的绘画艺术当与当时的绘画艺术有密切关联[5]。元青花更是直接将书画、纺织等艺术的技法和图案统统加以利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4.市场经济繁荣推动了瓷器装饰技术的扩散和传播

瓷器装饰技法和纹样的传播动因是经济因素，是为了占有畅销瓷器品种的市场。按照熊海堂先生关于瓷业技术传播的理论，瓷器装饰技术的传播也应有两个层次[42]。一是表层模仿，体现在对胎装饰技法和纹样的简单模仿上。当一种畅销品种销售到一个地区，当地的窑工仅凭观察这件瓷器的纹饰即可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仿制，制出相同造型、纹样的器物，以便获利。因此，我们常可以见到同一种纹饰风格的瓷器在不同地区生产。如宋代定窑流行的印花装饰，在四川彭县磁峰窑和山西浑源窑也被仿造，有的也很相似。再深一层次是釉料和彩料配方的模仿。窑工可以凭借经验通过不断试验得到相同的釉色或彩料，但较上一层次的模仿有一定难度。这样的例子也不少。五代宋初陕西黄堡窑曾从釉色、纹样上大量模仿越窑产品，而且技术高超[43]。宋代建窑黑釉茶盏适合当时的斗茶习俗，兴盛一时，其著名的兔毫、油滴等品种被磁州窑、定窑、吉州窑等南北窑场竞相仿制，各窑所仿之窑变兔毫、油滴等釉色都很神似，区别只在胎色、胎质和造型的差异上[44]。当然，这类仿制式的装饰传播随着制瓷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人们对釉料配方、金属呈色机理的掌握越来越普遍。

四、余论

宋元瓷器装饰在陶瓷装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技术渊源上承袭唐五代瓷器装饰，尤其是单色釉和釉下彩装饰。在此基础上，宋元时期瓷器装饰又多有创新，奠定了明清瓷器装饰的基础。同时，瓷器的装饰并非窑工们的无意识行为，其内容是当时审美、流行风尚、思想意识等因素的直接反映。

从唐代就开始出现的婴孩题材纹样，一直到明清仍然在流行。这类纹样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思想，但其发展演变过程却可以反映佛教文化的世俗化过程[45]。瓷器上的龙纹向来受人关注，被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一般认为各时期使用龙纹的瓷器往往与其使用者的身份有关，明代开始更是从制度上规定了龙纹瓷器使用的等级性[46]。金代瓷器上常见的“吴牛喘月”纹样则是当时北地的汉人在外族高压统治下心态的真实写照[47]。元青花上人物题材纹饰则寄托了当时汉族文人对汉唐盛世的无限情思[9]。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总而言之，瓷器装饰在满足使用者审美的文化需求的同时，又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少文字记载之外的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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