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居全球女性肿瘤第二位，被称为“危害女性健康的杀手”。在中国，每天平均有90名女性因为罹患宫颈癌离世。

2016年7月18日，中国首个用于预防宫颈癌的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获批，预计很快就上市。很多人不知道，HPV疫苗的发明者之一的周健博士，却再也等不到这一天。17年前，他因为致力于HPV的研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42岁。

记者独家采访了周健的遗孀孙小依。远在澳大利亚布利斯班的她，悲伤地向我们回忆起了她和丈夫之间的点点滴滴。她说：“我活着唯一目的，就是完成爱人的遗愿，然后在天堂相见，告诉他我有多想他。”

隐秘的地下恋，用饭盒传递爱意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20岁的浙江小伙周健高兴坏了，他积极备战，最终考入温州医学院医学系，有幸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

周健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里，他是最用功的一个学生，人们总能看见他捧着一个录音机学习英语。

周健的奋发向上引起了同班女孩孙小依的注意，她比周健大三个月。长久关注下，她发现周健和别的男孩不一样，他不善言语，却风度翩翩，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孩类型。

在那时的学校里，喜欢谁是件特别难为情的事，学校也是不准谈恋爱的，孙小依不敢表露半分，只能把这份喜欢隐藏在心里。

大二上学期，学校组织活动需乘船过河，生性活泼的孙小依直接跳上船，失去重心的小船摇摇晃晃，她险些掉到河里，慌得扬着两只手大叫。一只大手将她抓牢，她好不容易才恢复平衡。小心坐稳后，她发现搭救自己的那只手没有松开的意思，她为难地看着救命恩人周健。周健羞红了脸，忙丢开手，吞吞吐吐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急了，怕你掉下去。”孙小依低着头笑了。

没过几天，孙小依被好朋友范红心拉到校园一个角落里，递给她一张纸条，是周健写给她的：“我想和你交朋友，保证不会影响你学习。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如果你愿意，请转告红心，让她告诉我。”这张朴实无华的告白纸条，就像是春天里最美的那朵花，香到了孙小依的心里。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怕学校发现，他们只能把恋情隐藏起来。

有一天，周健悄悄地送给孙小依一盒磁带：“这是我翻录的，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孙小依将磁带抱在怀里，如获至宝。上世纪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俘虏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她的歌曲磁带更是稀罕货。孙小依崇拜地望着周健，觉得他很了解自己。此后，两人经常在离学校很近的小河边秘密约会，一起聊学习，谈生活，憧憬未来，相伴他们的是邓丽君的歌声。不知不觉夜已深沉，学校大门早已上锁，他们只得翻墙进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坚持了三年的地下恋情，在毕业实习那年曝光了。好在他们没有遭到勒令退学的厄运，可孙小依的工作分配却大受影响。按照当时的政策，她很有可能被分配到同学们戏谑的“新（新疆）西（西藏）兰（兰州）”。周健已收到浙江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成为病理系徐英含教授的弟子。相爱的两人，有可能从此天各一方。

孙小依犹豫了，她不愿拖累周健，主动提出分手。周健急了：“请你把分手的话收回！你放心，我尽量在两年内拿到学位，不管你在哪里，条件有多艰苦，我一定会来到你身边。如果你不愿意等，那我就要求和你一起分配到边远地区，研究生就不读了。”好在他们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孙小依被分配到浙江省人民医院，做了一名眼科医生，而周健也如愿去读他的研究生。

周健珍惜学习的机会，当时家离学校很近，他常常泡在实验室。孙小依难得见他一面，两人将恋爱战场搬到了实验室。工作之余，孙小依会帮着他洗洗实验器皿，有时也会在他的指导下配溶液，学做细胞培养等简单活。

1984年10月，两人举办了婚礼。婚礼当天，新娘一个人招呼客人，新郎却不见了踪影。亲戚朋友都问：“周健去哪了？”孙小依笑着说：“他肯定又去实验室‘喂他的细胞了，别急，过会儿自会出现的。”果然，没一会儿，周健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周健又去实验室照顾他的细胞宝贝，很晚才回家。他心里很过意不去，对妻子说：“对不起，最近忙实验，没时间带你去度蜜月了。”通情达理的孙小依宽慰他：“没事，我不在乎这一个月，我在乎的是一辈子。”

你在前我在后，沿着你的脚步不害怕

婚后第二年，孙小依怀孕了，全家人沉浸在新生命到来的兴奋中。孕期5个月时，孙小依的身体出现状况，得了甲亢，医生要求她马上服药，终止怀孕。孙小依抚摸着已经隆起的肚子，坚持不服藥，就算拼了命也要把孩子生下来。1986年夏天，孩子顺利出生。那一刻，周健打从心里感激上天的眷顾。妻子还没出月子，他又急忙赶往河南医科大学，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

1986年初冬，孙小依抱着仅三个月大的儿子，踏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到站后，望着瘦得不成样子的丈夫，她十分心疼，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你生病了吗？”周健用手拭去妻子脸上的泪水，笑呵呵地说：“没事，写论文熬的。”

两天后，孙小依从周健同学口中得知，为了专心写博士论文，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整整三个星期，足不出户，饿了就煮方便面和大白菜。孙小依变着法子给丈夫做好吃的，每每吃着妻子做的饭菜，周健都会有感而发：“还是家里的饭菜香。”

1987年7月，周健顺利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被选进北京医科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同时，孙小依被借调到北医三院眼科室工作。周健为自己能在当时中国一流的实验室继续从事喜欢的HPV研究而激动，他有摩拳擦掌、大干一场的劲头。

为了加速试验进程、省去向医院订货的过程，周健自己动手制备了许多试验用的溶液和试剂，这使他得常常睡在实验室里，关注实验的进程。

1988年，周健得知英国帝国癌症研究中心（ICRF） 克劳福德博士的HPV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里浮现。他对妻子说：“我想申请克劳福德博士的研究员职位，和他共事，应该能学到很多东西。”在孙小依看来，克劳福德从未招过中国学者，这个梦想不仅难实现，而且作为妻子，她有自己的私心，希望能时时看到丈夫。

然而，倔强的周健还是提交了申请，这也是他第一次违背妻子的意愿。正巧，北京病毒所的白教授作为访问学者恰好在ICRF学习，克劳福德便托白教授回去后帮忙打听周健的情况。白教授回国后认真地做了一番调查，把周建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了克劳福德，他觉得周健是个难得的人才。就这样，周健成了克劳福德的第一个中国籍研究员。

到英国后，周健直接进入克劳福德博士的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实验室非常注重对外交流，研究人员每年都会参加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面对那么多世界顶尖级人物，周健总是自豪地介绍自己：“我是中国培养的土博士！”

实验室资金多、设备好，周健乐此不疲地实践着一个个新奇的想法。由于构想太多，后来实在忙不过来了，他希望孙小依能到实验室帮忙。

1989年，克劳福德了解到周健的想法后，给了孙小依一个访问学者的职位。孙小依如愿来到丈夫身边，成为他的助手，一干就是8年。他们性格互补，周健很有创造性、主意多，而孙小依有条理、手巧，做细胞培养从未污染过。生活和谐的夫妻俩，在实验室里也配合默契。周健不用说话，眼睛只要朝哪里望一眼，孙小依立马就会意，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同事们都说他们是最佳拍档，配合得简直是天衣无缝。跟着丈夫的脚步往前走，孙小依一点也不害怕。

一天晚上临睡前，周健欲言又止，孙小依很是好奇：“你怎么了？”“从明天开始，你能不能每次做完试验后，把器材清洗干净，帮我收好？”周健试探地问道。实验室的试验器材都是一次性的，用完随手就扔了，孙小依不知他又有什么鬼主意：“你要它们做什么？”“我想把它们收集起来运到国内去。你看它们都是很先进的器材，国内几乎都没有，我觉得丢了真是可惜了。”“那我们不是成收破烂的了？再说克劳福德会同意吗？”孙小依反对。

雷厉风行的周健，第二天就去询问克劳福德博士，对方不仅大力支持，还一再夸赞他会节省。于是，孙小依每天又多了项工作，当器材聚集到一定量的时候，夫妻俩自己掏腰包，将它们用一个集装箱运回国内。当时中国实验器材还是比较缺少的，他们运回的器材无异于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HPV疫苗获批中国上市，

亲爱的请在天堂等我

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周健的HPV研究遇到了阻碍。HPV是一个很小的病毒，一旦寄存到宿主细胞后，它就会将自己的基因与宿主细胞的基因融合。因此，无法在体外看到完整的病毒颗粒，科学家们尝试了许多方法，希望在体外培养这种病毒，但未成功。

為了更好地研究HPV，1990年，周健携全家人来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1990年底，劳累了一天的周健趁着儿子睡着了，邀孙小依陪他一起出去走走。“我们现有的L1、L2（HPV晚期蛋白、病毒壳膜的主要构成成分）表达很好，纯化得也不错，不如把这两个蛋白放到试管里加上一定条件，看看有没有结果？”孙小依撇了撇嘴：“如果这么简单，几百年来别人早就看到病毒颗粒了，还能轮到我们吗？”孙小依权当玩笑话，并没放在心上。

过了半个月，周健又提到那个试验。孙小依说：“你当真要做？”在周健的催促下，孙小依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按照他的思路，将两个现存的HPV晚期蛋白放在试管里，加一点这个，加一点那个，好像幼儿园小朋友做游戏一样，就那么简单。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后，两人将合成好的东西拿到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结果一看，俩人都傻眼了，一个真正的病毒颗粒体外合成了，多年的努力居然就这样成功了，实验室里回荡着他们的尖叫声。接下来，他们就用这个HPV病毒样颗粒做动物试验，在动物体内出现了免疫反应。

弗雷泽和周健将这一成果发表在1991年第185期的《病毒学》期刊上。1991年6月，昆士兰大学为这项发明成果申请了专利。随后，昆士兰大学开始与投资公司和有疫苗研发能力的制药公司联系。在获得美国默克公司支持后，大规模的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开始了。

1999年，正当疫苗进入全面临床试验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年的3月3日，周健回国访问。3月8日晚，他给孙小依打电话：“我觉得好累，总是想睡觉。”孙小依叮嘱周健早点休息，草草地挂了电话。谁知，这竟成了永别。

3月9日下午，年仅42岁的周健因感染性休克而停止了心跳。蒙在鼓里的孙小依在好朋友的安排下，3月10日一大早，带着近80岁的婆婆和13岁的儿子飞回了中国。接机的亲友不敢告知实情，让孙小依喝了掺有安定药的水。当一觉睡醒后的孙小依知道周健已不在世的事实后，心如刀绞，痛不欲生。追悼会那天，她深情地亲吻着周健冰凉的额头，声声呼唤爱人的名字。

丈夫走后，孙小依整理着丈夫生前的研究资料，总是泣不成声。她知道，丈夫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完成HPV的研究，让它造福于人类。

2005年，美国默沙东公司基于周健的研究成果，研发出全球首个宫颈癌疫苗。2006年8月28日下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亚历山大医院，弗雷泽为一对昆士兰少年姐妹接种了世界第一支宫颈癌疫苗，孙小依和20岁的儿子周子晞见证了这一时刻。当天，昆士兰州为表彰和纪念周健在世界第一个癌症疫苗研发中的重大贡献，以周健的名义设立了一项高级基金，为获奖者提供45万澳元经费，资助其从事免疫和癌症领域的研究。

周健去世后，孙小依每年都为昆士兰大学与温医大之间的合作努力着。2015年6月，由周健博士团队发明的宫颈癌疫苗获欧洲“最受欢迎发明奖”，孙小依代周健领回了这个奖。2016年7月18日，宫颈癌疫苗终于获准在中国上市。得知这一消息，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眼激光中心工作的孙小依，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多年来，造福于中国广大女性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也是丈夫最大的遗愿。

2017年元旦，孙小依收到了周健姐姐发来的微信，那是一张多年前的老照片——那时的她和他都还年轻，在老家拍的。姐姐元旦回家，无意中在亲戚家看到，心里很感动，便发给了孙小依。

轻轻抚摸着照片中的那个人，久远的记忆一下子全都回来了，孙小依控制住伤心的情绪，她知道，在天堂里的那个人希望自己快乐，而她也会快乐生活，直至他们在天堂相见。

编辑 魏光